上海博物馆闻名遐迩的重要文物陈列－青铜器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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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眼识真　晋侯苏编钟散聚之谜

      　　晋侯苏编钟的特别之处是每一个器物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而且铭文有铸成的，也有后刻上去的。先是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的古董市场上购回14件，当14个编钟运回大陆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老马失蹄”，直到另外2件编钟在晋侯苏墓地找到，与这14件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后，这才成就了“老专家慧眼识宝”的精彩故事。
      　　2002年夏，上海博物馆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山西晋侯墓地青铜器展。进得展览大厅，在轻轻的古钟音乐声中，观众们仔细地欣赏16个一套晋侯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外壁都用利器刻凿规整的文字，刀痕非常明显。每钟的文字连读成篇，共有355字，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它们不仅是晋侯墓地最重要的器物，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可是这套编钟是分两次获得的，当获得首批14件时，被普遍地指控为伪物。其真伪之谜直到找到另两钟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套编钟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铭文记有7个干支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认为：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8号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14测年，在公元前816-前800年之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晋国用的是周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当是辛卯）”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证实。
      　　铭文还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
     　　晋侯苏受王命，去征伐夙夷部落。战斗共发生了三次。首次就获得胜利，晋侯斩首120人，活捉23人。周厉王闻讯后，亲到战场视察，晋侯亲率士众杀进夙夷的阵中，再次斩首100人，抓获11人。厉王命晋军乘胜追击，晋侯斩首110人，抓获20人，晋侯的部属斩首150人，抓获60人。厉王回到成周后，要召见晋侯，苏便来到成周，厉王亲赐鬯酒、弓矢和马匹。铭文补充了史书的失载。
     　　晋侯苏编钟还证实了西周晋国的都城在曲沃。汉代以来，诸多史籍未能明确记载晋都之所在，更不记晋侯墓的所在地。这套编钟既证实了曲沃就是晋国的都城，又证实了曲沃北赵村发现的就是晋侯墓。
    　　14件编钟从香港古玩街购回时，很多文博专家认为是伪器。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有一位富翁陪同他游览香港古玩肆，并答应说：你看中了什么文物，我掏信用卡。在琳琅满目的古玩街上，马老看中了14件编钟。马老的话音刚落，这位爱国的港商大吃一惊，倒并非为了钱的问题，它们仅标价十余万港币，便宜极了！而是惊讶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专家竟然也会看走眼，因为香港有很多收藏家，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仿制品，是伪器。他好意地提醒马老要仔细看看。马老越仔细看，就越是坚定地要购买这14件编钟。就这样买定了！编钟运回上海博物馆后，很多专家慕名前去观看，而绝大多数人认为马老真的看走了眼，马老这回上了大当。认为这14件编钟为伪器，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其一是器皿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锈蚀的程度不对；其二是铭文显系后刻，不是铸成的；其三是每器的铭文根本就读不通。可是马老还是坚持认为是西周晋侯的编钟。要说明它们是周文物，知识渊博的马馆长解释说：器皿一直深埋地下，由于最近才出土，故锈蚀的程度不够，甚至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铭文虽为后刻，但是系当时的后刻；铭文并非一器一铭，若把它们连缀着读，就通顺了。
    　　马老的解释虽然有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拿出铁一般的证据。马老立即写信给正在山西省晋侯墓地进行考古挖掘的专家，询问有没有发现另外的晋侯苏编钟。因为根据铭文的推断，还应该有刻有“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话语的一二个钟。可是回答令人失望，说是晋侯苏墓已经挖掘完毕，并未见有编钟。马老再度写信，要求在回填土时仔细查找。考古工作者遵照这位老专家的要求，在回填土时进行了仔细的翻捡，奇迹出现了！两个形体不大的钟出现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此消息告诉马老，并告知铭文，稍大的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稍小的为“永保兹钟”。“年”字正好上承第十四个钟的铭文的最后一个“万”字。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这样，晋侯苏编钟遂成完璧。
    　　那么14件编钟怎么会出现在香港古玩肆的呢？原来在199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发现成片的春秋时期墓葬。省考古所组织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挖掘，可是因为要麦收，考古队的民工走了，考古工作暂告停止。这片发掘中的春秋墓葬才停工不久，便发生了猖狂的盗掘，大量文物被贩子运往海外。14件编钟就这样到了香港。
    　　马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慧眼识宝的佳话却永远流传在文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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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苏(酥)编钟（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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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声闻中外的曾侯乙编钟，晋侯苏编钟简陋得多，音律太差，铭文亦少，制作更不精良。但要知道晋侯苏编钟，比让人叹为观止的曾侯乙编钟早出四百年左右。在那个时代，后来赠送曾国编钟的楚国，无论从音乐还是音乐设备来说，根本无法与晋国相比。现在，晋侯苏编钟的价值主要不在音乐上，从纪事编年上来说，晋侯苏编钟有着曾侯乙编钟没有的承载。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这套总共16件的晋侯苏编钟如今分藏两地，14件在上海博物馆，另外两件在山西博物院。要想观瞻它们的全貌，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情！

                                       余音袅袅三千年

         喑哑了近三千年的编钟，再次发出声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视听实验室，经过测音得出结论，晋侯苏编钟16件分为两组，各是八件，两组音列相同，均为小字组a至小字组c4，跨三个八度又一个小三度，符合宫、角、徵、羽四声。在此之前，为上海博物馆购回其中14件，使之成为镇馆之宝的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也已按照铭文做出相同排序。
        但让我们不解的是，这16件钟有点“乱”。王子初认为，如果按照形制与纹饰，它们可以分为三组，三组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同时铸造的。两件至少在康王之世以前的西周初期，两件为康王前后，剩下12件当为西周中期的恭王时期。问题出来了，这16件不是同一时间铸造的青铜钟，为什么会排列一起编成两组？
        从测音可知，就单独一件钟而言，各部位及尺寸与铣长的比值基本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但相邻两钟主要部位之间的比值并不稳定。
        作为诸侯祭祀、宴享必备的青铜编钟，在先秦时代，对它的设计、制作相当重视，根据《考工记》，当时有专职制钟的工匠——凫氏。在《考工记·凫氏》里，明确记载了甬钟各部位的尺度比值。主要部位尺度均以铣长为基准，其余部位的尺度与铣长有一定的函数关系。但是如何设计不同的大小甬钟，使之按音律成编，《考工记·凫氏》没有给出依据。看来在成书之时，聪明的古人还没掌握这一秘密。迟至春秋晚期或之前一段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两钟之间的设计参数。敲击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可以听出，之间的参数关系已经掌握得相当准确。
       为了使钟成编，在没有本领铸出成套之前，晋国的乐师从已经铸成的年代不同的三种钟之中，按照音高挑选出16件配成两组。由于这一原因，晋侯苏编钟的音准较差。但在那个时代，这也许是最为先进的编钟了。晋侯苏生前倾听，死后让人放入他的墓中。
                                       年代的证实与证伪

        根据《世本》，晋侯苏即晋献侯，又名籍。《史记》记载，晋献侯在位时间为周宣王六年至十六年（公元前822年—公元前812年）。如果把铭文“王卅又三年”当作周宣王三十三年，他已死去多年，如何刻此钟铭？如果当作之前的周厉王三十三年，晋献侯尚未继位，铭文中又如何称为晋侯苏？
        矛盾出在哪儿？邹衡认为，晋侯苏不是晋献侯，而是晋献侯的儿子晋穆侯，周宣王三十三年时他正好在位，晋献侯名苏是《世本》错了。马承源认为，《史记》所记晋侯苏在位为周宣王时有误，应为周厉王时。李学勤提出，晋侯苏是以晋国公子的身份出征的，那时周厉王在位，他在周宣王时做了晋侯，刻钟追忆往事。这个说法似乎折中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和晋献侯在位时间上的矛盾，但有违西周金文对先王称谓的惯例，另外从铭文中，也很难看出有追忆往事的痕迹。
        在此情况下，科学检测也许是唯一的标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两家实验室，根据晋侯苏编钟所出的8号墓的碳14测年数据分析，年代应为公元前808±8年。这与晋献侯卒年（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相合。由此证明，晋侯苏就是晋献侯，《史记》所记晋献侯的卒年是可信的。由此，钟铭“王卅又三年”只能是周厉王三十三年。
         这样看来，《世本》与《史记》皆对，钟铭中的“王卅又三年”之“王”指的是“先王”。

                                       关于刻凿的种种猜想

         与众不同的是，晋侯苏编钟铭文是用利器刻凿出的，刀痕至今非常明显。在笔画的转折处，由于钟的坚硬，不能利索地一挥而就，需要先凿出点来，然后连点成线，往往一画需要四五刀五六刀，才能成为一体。
          在晋侯苏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钟铭都是铸出的，而它竟然是刻凿上去的。无怪乎当其中的14件被人盗卖到香港文物市场上，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私人收藏家，都认为是赝品，长期无人问津。1994年，远在上海的马承源在网上看到原件和铭文的照片，根据一生浸淫青铜器的经验，迅速判断出来它们货真价实。如此珍贵的文物，竟然包装在箱子里，从香港邮寄到了上海。
          残缺不全的晋侯苏编钟回归上海博物馆的当年，晋侯墓地抢救性发掘出数十件青铜器中，就有剩下的另外两件。16件如出一辙，不仅文字都是刻凿上去的，而且上面的文字可以连读。
         为了得到清亮的乐音，先秦编钟采用纯净的高锡青铜铸成。高锡青铜质地坚硬，殷商、西周时期缺少完善的钢铁刻凿刀具，所以铭文都是铸造成形。即使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的青铜时代末期，尽管出现钢铁刀具，铭文也多是铸出。在晋侯苏编钟出现的西周晚期，这些文字是如何刻凿上去的？有人提出使用陨铁刀具、高锡超高锡青铜刀具、人工炼制的钢质刀具的种种可能性。但究竟用的是什么材料刀具，现在还不得而知。
          感谢晋侯苏编钟的刻凿技法，感谢马承源的慧眼识珠，否则16件团聚内地，也是一件不置可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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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苏(酥)编钟（局部特写）


延伸阅读:

玉人

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

      更新期青铜器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徵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的产生，使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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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画像纹壶

战国早期 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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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壶侈口，有盖，斜肩，鼓腹，矮圈足。此壶乍看似平凡，奇便奇在壶上镶嵌的画像。
         壶盖面平，三只鸟平均立于盖边，盖面內圈刻有纹饰。壶身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花纹从口至圈足分段分区布置，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前后中线为界，分为两部分，形成完全对称的相同画面。自口下至圈足，被四条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区。

镶嵌画像纹壶上宴乐渔猎攻战图


    壶盖一圈为鸟兽图，间杂几个人，像一幅人兽斗争的场面。
         壶颈部为第一区，主要为采桑图、射礼活动。
         壶的上腹部为第二区，为宴享乐舞、射猎场景。
         壶的下腹部为第三区，为水陆攻战的场面。
         壶近圈足部为第四区，采用了垂叶纹饰。
         圈足饰对顶三角及十字几何纹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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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龙纹壶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壶高44.3cm、口径16.6cm、腹径25厘米cm
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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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源出土的铜器群早已被帝国主义劫往国外，此为仅存国内的几件铜器之一。在这批铜器中，上海博物馆藏有牺尊一件，鸟兽龙纹壶二件，镶嵌鸟兽纹壶、镶嵌兽纹敦、镶嵌蟠兽纹鼎、素鼎各一件，瓿二件。此外，上海市文管会尚藏有数件，其中镶嵌鸟兽纹壶已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铜器，在解放前落入奸商之手，准备装箱偷运出国，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查获，得以保存下来。
         壶是容酒器。此壶圆体，宽颈，深腹外鼓。盖及两耳已失。器物主体纹饰是人首鸟体的怪兽和龙相互缠绕。在纹饰之间还有虎、牛、豹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饰一周雁群纹，雁作昂首曲颈状。
        周身满布纹饰，自颈至底共有带状纹饰四道，为两种图案装饰组成。一种是兽面衔两蟠龙，对称相背的展开，蟠龙尾与另一组的龙尾相交缠；另一类是蟠龙和一种人首、兽体、鸟尾的怪兽相缠连的形象，这样的图案是非常少见的。腹以上三道装饰属于后一种，腹下一道属于前一种。蟠龙和怪兽的形状与《山海经》所载的某些山川神祈的形状差不多。在两道图案的空隙处，呈一狭带状，装饰着三圈浮雕形写实的动物纹饰，有牛、犀牛、虎、豹等等，大多作踞伏状，它们的形象是牛践踏着蛇，犀牛食兽，虎豹食人，食野猪，这种不满3厘米的小生物全器共有50个之多，都很生动。腹下是一圈伫立的雁群，曲颈昂首，自然可爱。这些小动物形象精细入微的表现技法，是十分惊人的，其中虎豹凶狠地食野猪的形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斯基泰的一些斗兽的饰片。壶的圈足上有贝文和涛纹。从纹饰上看来，除了具有蟠龙纹等方式通行的题材以外，还有非常显然的区域性特征。至于制作的精工华丽，图案构思的巧妙，在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工艺中，可称为代表作品。
       鸟兽龙纹壶两件成对，形制、纹饰均相近，按其纹饰结构当与同时出土的犧尊属一组酒器。体现了晋国青铜铸造业的高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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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纹壶

春秋晚期
通高21cm、口径10.9cm，底径13.5cm，重3.45kg
1993年自香港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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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颈至腹部共有四周纹饰，一、二周纹样为双体展开龙纹，第三周纹饰是鸟首兽与一龙形兽相交缠成的图案，第四周纹饰与此相同而稍简略。中间均填以雷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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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纹扁壶(络纹扁形链壶)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 - 前4世纪中叶）
通高41.6cm、口纵8.6cm，口横11.3cm，底纵8cm，底横11.3cm，重4.6kg
1994年自香港徽集
腹下部设一环，为倾倒酒液时使用，此壶最为特别之处，是背面为平面，正面看似是圆壶，侧面看是扁壶，造型别致。它的容量约相当于同类壶的五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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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职壶

战国晚期
通高20.4cm、口径12cm，重2kg
直口长颈，宽肩，腹下部内收，圈足。颈、肩、腹分别饰镶嵌绿松石及红铜丝的几何纹，腹部有三道宽凹纹，上饰两条弦纹。
         圈足刻铭文28字
         铭文释文为唯郾（燕）王职□（践）阼□（承）祀，氒□（厥几）卅，东戗□□（贯国）。□（命）日任（壬）午，□□（克）邦□（堕）城，烕水□（灭齐）之□（杀）。
         铭文记载燕王职东破齐国的重要史实。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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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的，就能感觉到它强大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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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侧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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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垂鳞纹鼎

春秋晚期
   无盖。窄平折沿，方唇，外撇双耳附于内壁，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地，三蹄形足较为粗壮。折沿表面及耳内外侧饰浮雕式蟠螭纹，口沿下饰凹槽式突起蟠螭纹一周，其下饰带綯纹的凸箍式弦纹一周下腹部饰垂鳞纹带四周，上边两周垂鳞上式细线式蟠螭纹。腹部等距贴附六只形制相同的顾首卷尾式夔龙。龙首凸目圆睁，鼻部上卷，口旁一对獠牙向内卷曲，头上一对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形双角类似鹿角，双足与器腹相连接，尾部上卷并附以弯曲对称的枝杈形装饰，龙形布满精美的细线蟠螭纹与凸起的蟠螭纹。鼎足根部饰一组以扉棱作鼻并饰以浮雕式蟠螭纹的凸目兽面纹，足下蹄端饰浮雕蟠螭纹。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与王子午升鼎相似。
　　　　　　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鼎制作工艺和装饰都较为简单，而这件大鼎通体满饰花纹，甚至连鼎足底部亦装饰有兽面纹，整体装饰极为精彩罕见。作为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所用的青铜礼器，它既是迄今所知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也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
          2002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有一座古墓被盗，墓主为春秋时期许国国君许宁公。在其后的考古发掘中，在盗洞出土了3件升鼎，经修复后与此鼎除大小外均极为相似。据破案后得知，当时有4件升鼎被盗，其中最大的一件被回购后捐赠给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后保利艺术博物馆又购藏一件，还有一件流散于上海民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升鼎，应是7件列鼎中最后被购藏的一件。

风格非常类似的王子午鼎(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收藏)


平顶山博物馆收藏的：束腰垂鳞纹升鼎

保利集团收藏的第一支叠瓣龙纹鼎(在保利大厦大堂陈列)

保利集团收藏的第二支叠瓣龙纹鼎(在保利博物馆内陈列)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交龙垂鳞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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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垂鳞纹鼎(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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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澧河岸边寻古墓 编钟声里掩烽烟(上)

                               ——访叶县许灵公墓

            2500多年前的一天，四处流亡的许灵公带领大批随从奔逃至叶邑故城附近的澧水岸边，骋目四望，青山隐隐，澧水浩荡。疲惫不堪的他停下流徙的脚步。他决定将这里作为自己和臣民的立足之地。
            30年后，赴楚求救的许灵公心境凄楚地遽然薨逝。他的臣民将他安葬在澧水南岸，大量珍宝一同深埋地下。
            盛大的葬礼过后，一切归于平静。澧水日夜奔流，2500多年过去，无人知晓地下的秘密。
            公元2002年1月，盗墓贼经常出没在叶县旧县乡澧河与烧车河交汇处附近，争相盗掘一座没有封土的古墓。叶县文化局文物工作人员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精美的编钟和升鼎重见天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读出了粘满泥土的青铜戈上的字迹：“许公宁之车戈”、“许公宁之用戈”。他说，澧水岸边的这座墓属于春秋时许国第十五世国君许灵公。
           2500多年前的往事又鲜活起来。

    ○天上的音乐，天上的生活

          “钟鸣鼎食”，是古代统治者为自己营造的一个听天上音乐、在天上吃饭、在天上生活的理想境界和极乐世界。
            如今，在叶县县衙的编钟演奏厅里，石磬清脆，钟轰鸣，乐声激荡。游客们屏气凝神，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5月18日上午，在编钟演奏厅旁边的文物展厅，记者看到了一套春秋中期铸造的精美编钟。这套编钟由8枚钟（扉棱钟4枚，旋枚钟4枚）、9枚钮钟和20枚甬钟组成。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近60厘米，最小的一件通高16．8厘米，出土后每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乐音。这套编钟可以演奏古今中外各种乐曲。
             叶县文化局原局长李元芝告诉记者，2002年，叶县旧县乡澧河岸边的许灵公墓出土了这套组合式编钟，演奏厅用来演奏的编钟就是仿出土珍品的尺寸和音域复制的。
             钟在古代乐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权贵们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古代音乐、乐理中也有特殊的地位。鼎不仅是最重要的礼器，也是统治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还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成语“问鼎中原”、“三足鼎立”即与国家政权有关。
           古人对钟、鼎的运用是有严格规定和制度的。由于古人视死如生，活着的时候，钟、鼎是生活用具，死后便用作殉葬品。据《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即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这是西周的礼制。目前所知周代最早的编钟出土于陕西。据信阳楚墓钮钟和曾侯乙墓编钟测试，当时的青铜乐器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曾侯乙墓编钟还有2800余字的标音铭文和乐律铭文。有些规模不大的楚墓，随葬品中有较好的漆木器、青铜器，也有兵器和车马器，并且经常发现瑟、鼓等乐器，但绝无编钟、编罄，充分说明“金石之乐”不能任意享用，是区分高级贵族身分的重要标志。
           著名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研究后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春秋时期组合式编钟。
           李元芝说，许灵公墓出土的这套编钟比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年代更早、种类更齐全。与编钟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束腰垂鳞纹升鼎、跽坐铜俑、铜戈等数百件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60多件。

    ○神秘许国现身澧河岸边

           叶县旧县乡澧河与烧车河交汇处的西侧，有一座春秋时期楚国北方边境的古城——叶城。在澧河以南、烧车河以东的十数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数十座春秋战国乃至两汉时期的较大型古墓葬。直到宋代，这里还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冢墓，梅尧臣诗称这里“荒冢如鱼鳞”。今天这里尚残存大型土冢墓20多座。
          2002年初，当地群众反映，有盗墓贼经常出没在澧河和烧车河交汇处附近，争相盗掘一座没有封土的古墓葬。叶县文化局接到举报后，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用玉米秸秆掩盖的一片狼籍的盗洞。工作人员在盗洞内发现并清理出已经有所暴露的、盗墓贼尚未来得及运走的3件束腰青铜升鼎和一些铜器残片。根据铜鼎的形制与精美的纹饰分析，这是一座墓主人身份较高的墓葬。叶县文化局和公安局在加强巡逻保护的同时，立即报告省文物局，并请求尽快进行抢救性发掘。后经省文物局批准，2002年4月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叶县文化局联合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工作人员发现，这座古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南、北三个方向3/4的面积被盗。墓口南半部开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0.4米。由于澧河水常年累月地向南冲刷，墓葬北半部的上层填土被冲走，墓葬北壁已经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
　　　    由于被盗严重，墓内棺椁多处被毁。木棺置于椁室内北部，棺底铺有较厚的朱砂。棺内人骨架已腐朽不存，但从玉玦和玛瑙珠、玉佩组合项饰的陈放位置来看，可以确定墓主人头部朝北。
　　　    青铜器大多放置在棺椁之间，其中椁室东侧放置乐器，有铜编钟、铜编、石编磬、铜跽坐人俑、鼓架等；西侧放置铜礼器，有鼎、簋、方壶、浴缶、鉴等；南侧放置铜兵器与铜车马器，有戈、矛、镞、钺形戟、六戈戟等。棺内主要放置玉器，其中相当于墓主人胸部位置放置一组由多件云纹玉璜组成的四璜联珠组玉佩，其他还放置有玉璧、兽面纹佩等玉饰。
　　　　    虽然古墓被盗严重，绝大部分随葬器物被盗走，但仍清理出土残留器物639件。在未被盗的东部边缘，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编钟、跽坐铜俑、青铜鼎等青铜器，后据专家鉴定，该墓出土的编钟、青铜鼎等9套62件文物为国家一级文物。
　　　    古墓的主人是谁？李元芝说，墓主人的确定与出土的几件兵器有关，他专程到北京请来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李先生读出了青铜戈上的铭文——“许公宁之车戈”、“许公宁之用戈”。说明这是许国第十五世国君许公宁的墓葬。
　　　    许国是个史书上少有记载的诸侯国，现代人对其更是罕有所闻。人们不禁要问，神秘的许国何以现身叶县旧县乡澧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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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垂鳞纹鼎(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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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澧河岸边寻古墓 编钟声里掩烽烟(下)

                               ——访叶县许灵公墓

   ○四处流亡的可怜诸侯

    　　　　许国的管辖范围，包括今许昌县及临颍县北、鄢陵县西南这一广大地域。周武王初年，许国都城就在今天许昌城东20公里处张潘古城的四周。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东迁洛阳为标志，中国进入春秋时期。此时王权衰落，盛世不再，天子已无力控制各地诸侯，一些逐渐强大的诸侯纷纷称王称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春秋五霸相继崛起，许国如同一叶扁舟，在诸侯争霸中风雨飘摇。
　　　　　   由于许国地处中原要冲，四周豪强林立，虎视眈眈。许国只好小心周旋于强国之间，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即使这样，北方的郑国却始终怀有吞并许国的野心。
　　　　　    郑国国君郑庄公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野心家，他借周平王东迁之机，相继灭掉对他有恩的虢国和桧国后，就把许国当成了下一块肥肉。
　　　　    公元前712年7月，郑庄公以许国不听周天子号令为由，约齐国、鲁国联合攻打许国，相约谁先攻陷许国都城，谁就有权分割许国土地。一心想得到许国土地的郑庄公亲率雄兵伐许，直抵许国都城。当时的许国十一世国君许庄公率领将士、百姓死守城池，怎奈郑、齐、鲁三国军队三面夹击，破城只是迟早之事。
　　　　    许庄公见大势已去，便打开城门率军民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奔向卫国。两年后许庄公客死他乡。
　　　    许国都城被攻陷后，郑庄公虽然想霸占许国，但又怕各诸侯干涉，就假惺惺地让齐鲁两国国君看怎样处置，齐鲁二君认为许国没有犯灭国之罪，应酌情发落。郑庄公只好命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许庄公弟）居许东偏”，并让郑国大夫公孙获率兵居许西偏，把许国君臣完全置于监视之下。
　　　    公元前697年，郑国发生内乱，许叔乘机夺回都城，赶走了郑国军队，复建许国，史称许穆公。从此郑国视许国为仇敌，屡屡兴兵犯许。据史书记载，在春秋五霸争战的120多年间，许国先后遭受侵伐11次，其中被郑国侵犯就有9次。
　　　　    公元前576年，饱受晋国、郑国侵伐的许国已经痛失大片土地，无奈之下，十五世国君许灵公（字宁），把许国都城从许迁至叶（今河南叶县），《左传·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载，“许灵公畏于郑，请迁于叶。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许国成了楚国的国中之国，完全成为楚国附庸。
　　　　    李元芝说，许迁叶后，因为楚国和晋国互争霸主，关系十分紧张，而叶又为楚之北方屏障，诸侯在伐楚未果时，常常拿许出气。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许公宁曾请迁于晋，但由于大臣的反对，未能成行。但许国却因此遭到包括郑国在内的盟国的进攻，为报此仇，许国多次要求楚兴师伐郑。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许公宁亲赴楚请兵，并对楚康王说：“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死在了楚国。楚王深为感动地说：“不伐郑，何以求诸侯？”于十月出兵伐郑，而后葬许灵公。
　　　　    即使这样，许国仍未得到楚国的照顾，楚国不时令其迁徙，许国都城先后迁到安徽亳州、湖北随州、河南西峡、河南鲁山等地。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许国已是国穷财尽，徒有虚名。而郑国却仍怕许国东山再起，公元前504年，郑国大将游速率军伐许，许国已经无力抵抗，十七世国君许斯被俘，许国遂遭灭国之祸。《左传》载“郑灭许”。
　　　　    此后，在楚国的帮助下，许国后裔重新立国又持续了100余年，直至公元前375年，史料记载“许二十四世为楚所灭”。绵延700余年的许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许国人四散奔走，国君的子孙宗族以许为姓氏，一般认为，这就是许氏的起源。

    ○许灵公墓国宝的去向

   　　　　 李元芝说，从“长相”和音律看，许灵公墓出土的编钟中原文化属性较强，而青铜鼎的“长相”与中原器物相比有些另类：鼎口微敛，方唇外折，束腰，有腰箍一周。
　　　　    李元芝说，《墨子·兼爱》上载，“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青铜鼎的“长相”让人联想到“楚王好细腰”的楚风楚韵，而装饰的浮纹也具有显著的楚文化特征。一座墓中的出土文物，既可以让人窥见楚国文化的细腻、浪漫，又可以让人感受到中原文化的粗犷、豪放，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座古墓是研究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碰撞、融会、互补之过程的珍贵实物资料。
　　　　    经测试，许公宁墓中出土的编钟，音域基本达到4个8度音程，制作时间不应晚于春秋中期，可能是许国的传家器，随许迁至叶邑。
　　　　    至于许公宁墓中出土的青铜束腰垂鳞纹升鼎，李元芝认为，当是楚国的赠品。据史书记载，西周在分封国家时，对重要的同姓国一般都有赠与。可能鉴于此，楚国对自己的盟友，也有赠宝器的习惯。而许国为楚之附庸，楚国赠送其礼祭重器，表明楚国对许国的信任。
　　　　    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的编钟和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升鼎作为国之重器，同时出现在一座墓葬内，在全国非常罕见。
　　　　    李元芝说，许灵公墓中的一件铜方壶与两件铜簋，被盗后被安徽公安厅查获，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青铜束腰垂鳞纹升鼎，清理出土3件，盗墓贼盗走4件。叶县县衙博物馆所藏之大者口径64厘米，小的口径47厘米，流到社会上最大的一个口径达82厘米。据破案后被判刑的盗墓者说，4件均已卖出，据了解其中两件被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另一件流散于上海民间，最后一件被上海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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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垂鳞纹鼎(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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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走过，我把她和2500年前的老祖宗留下的珍宝定格在一个画面........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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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簋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 - 前4世纪中叶）
通高29.5、口径25厘米，重12.1公斤。

           直口方唇，束颈鼓腹，腹部有一对龙形耳，下有垂珥，圈足外撇，并连铸方座。腹部及方座均饰环带纹，圈足饰垂鳞纹，龙身饰鳞片。
       内底铸铭文16字 铭文释文为隹（唯）正月己亥，禾肈乍（作）皇母?龏（懿恭）孟姬□（饙）彝。


    铭文在春秋时期多沿袭西周大篆。齐国到了战国初期的《禾簋》、《陈纯釜》、《陈曼簠》等器出來，一种清刚劲迈、以纵长的平行线为主导的齐系典型篆体便树立起来了。水平的短画，方笔刚健；舒展的竖画，常附以点饰与缀笔。在内容上以“某某立事岁”记年的方式也是齐国青铜器系书法的一个特点。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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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王簋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 - 前476年）

       春秋后期，方座簋的方座有了变化，座体口沿四面都开有正方或长方形缺口。簋体承前，盖的捉手为莲瓣形。如这件邵王簋，开有方口。
       簋腹内有铭2行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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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龙纹盆  

春秋中期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 前6世纪上半叶）
通高19.2cm、口径25.7cm，底径14cm，重3.525公斤
1993年自香港徽集


          根据文献的记载，盆在古代主要用于盛水，但出土青铜盆的铭文却表明它主要用于盛食，应是兼可作盛食或盛水的器物。它是西周较晚时期才出现新型的食器，盛行于春秋时期。此盆侈口折肩，圈形盖顶，装饰精细的变形龙纹，制作十分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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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龙纹盆 (局部特写)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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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纹盆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 前6世纪上半叶）
通高22.2cm、口径27.3cm，底径11.5cm，重6.2公斤

              盆是春秋时代新出现的盛食器，一般有盖，大多在中原发现。盆这类器，自名非常多，很不一致，这大概是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所致。
        侈口有盖，顶部有三支爬行的小虎，头颈两侧有兽形的小耳。这件器物盖与器体主要都装饰变形卷体兽纹，极抽象，是卷体龙纹的最简形式。但纹饰方向相反，为同模纹饰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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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尸簠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 前6世纪上半叶）
通高18.5、口纵22.8、口横28.2厘米，重4.86公斤

         侈口折沿，折腹斜收，平底，方圈足外撇，每边的中部有一个长方缺口，腹两端有一对兽首耳。盖沿和器口沿饰卷体龙纹，盖面和腹部均饰交龙纹（蟠螭纹）， 盖、器同铭，各刻22字（其中重文2）。 铭文释文为"曾孙史尸乍（作）飤（簋），其万（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簠 fǔ：簠是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具。簠的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则一体，分则为两个器皿。簠出现于西周早期，主要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国晚期以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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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尸簠(局部特写)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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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　


春秋晚期
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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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牲就是牛，因而也可称为纯色牛；尊，同“樽”，是古代盛酒的礼器。所以牺尊就是“刻为牺牛之形，用以为尊”的酒器。牺尊做为周代酒器，有木质的，有青铜的。《周礼》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郑康成引郑司农说六尊为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太尊、山尊；“牺”、“献”同音读为suo，即“婆娑”的“娑”，今读作xi。《诗·鲁颂·閟宫·传疏》说：在《周礼》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
             李峪村位于山西浑源县城西南。八十年前的1923年，村民在其东南的李峪庙坡掘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这就是著名的李峪村青铜器（又称浑源青铜器）。这批青铜器造型优美，工艺精巧别致，纹饰具有独特风格，出土后即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因为生逢乱世，这批瑰丽的青铜器出世后饱经劫难，大部分流散于海外，国内仅存少数，部分珍品为上海博物馆所藏。这其中便有一件堪称是古代艺术之瑰宝的被称之为“牺尊”的特殊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从其特殊的结构分析，它有可能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其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这种器物在青铜器发展中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于其造型与牺尊近似，而在考古和文献中均未有合适的名称取代，便也沿用旧称把它命名为“牺尊”。上海博物馆的这件牺尊集盛酒、温酒为一体，为目前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这件牺尊的牛鼻上还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  春秋牺尊
驯服牛了。牛鼻环在当时称为“棬”，《吕氏春秋·重己》中提到：“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牺尊上的鼻环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这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殷人观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的大角的水牛更具灵性，所以让他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担负通天地神兽的重要角色，主要用于祭祀。同时牛尊的器身满饰动物纹，在商周时代的神话和美术中，动物或动物纹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祭祀中被视作神奇力量，扮演沟通天地的助手。
        这件商晚期的“牛尊”集铸造、设计、雕刻艺术于一身。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生活中的实用品，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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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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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源彝器，青铜重器背后的夺宝故事

             浑源彝器，是中国春秋末期的青铜器群。1923年在山西浑源被盗掘出土。这批青铜器的背后，曾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948年9月的上海北外滩海关码头，一艘轮机轰鸣的大型邮轮即将从黄浦江边解缆启碇，桅杆间无力下垂着的星条旗暗示船将驶向的目的地。码头上制服笔挺的海关关员吆喝手持杠棒的码头工人小心将仓库角落里一排大木箱抬到邮轮上。正在这时，几辆三轮车由远而近停在栈桥跟前，挡住了码头工人去路。从车上跳下几个穿长衫者拦住前来理论的海关关员，从公文包内取出几份文件道：“奉内务部、吴市长之命，这批报关古物需要重新检查！”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些来人是上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年前他们获得线报：山西浑源出土的青铜器精品，经不法古玩商20多年辗转藏匿，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口。为阻止国宝流失，他们斗智斗勇，终于取得海关检查权利，并严令封存不许出口直至上海解放。后来这批查禁重宝成为上海博物馆首批接受移交文物，其中精工细铸的耕牛造型牺尊，既为春秋晚期出土铜器中仅见，更成为“上博”标志性珍藏，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博十大藏品之一。

              秘宝惊现被盗卖列强觊觎海西来

          82年前的1923年正月黄昏时，我省浑源县李峪村村民高凤章肩挎箩筐去村外庙坡抛粪。当他抡起铁锹挥向脚下那片黄土时，幸运奇迹般地降临到这个目不识丁的汉子身上，一摊绿锈斑驳青铜器暴露在他眼前！掩饰不住惊喜的他一鼓作气挖出近20件精美铜器，又回家唤来好些乡邻将坑内余下近40件囊括而尽。
          李峪村虽说坡陡沟深，可出土那么多古董的消息还是从闭锁的山村乘着黄土高坡刮来的凛冽朔风，于次日吹进了浑源县城。当时专事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正活动于塞北地区，在以低廉价格收购具有鄂尔多斯草原风格的战国青铜兵器。凭借古董商特有的敏感，他闻讯赶赴浑源先下手为强。与此同时，浑源知事谢承恩风闻李峪村发生哄抢出土古物案，立派县衙警士率队赶赴当地清查没收。充公后的18件铜器陈列于县图书馆。王涅克到浑源虽晚了一步，但他并不善罢甘休，马不停蹄深入李峪村，在近半个月时间里连蒙带骗从高凤章卖给当地于姓商人手上买断了20余件铜器。并雇人对铜器出土地点进行再发掘，将玉器等其他铜器伴存物统统收购运回巴黎。
          不甘心怀宝物而冷场的浑源当局者，不久启动了做大买卖的商业头脑组织“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制定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广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以古兴教、兴农的“义卖工程”。

            老西掉包骗鬼佬廿九万洋卢估包

          “浑源拍卖生坑古铜”的消息不胫而走，顿时平津古董商闻风而动，其中包括王涅克的代理商杨洁诚、白瑞斋。原来，王将铜器带回欧洲，在巴黎轩努希博物馆展出后引起轰动，对尚存于中国官府的另一半铜器一直“放心不下”。当得知当地拟拍卖铜器，便与另一法商葛扬联手拟竞买瓜分。但这俩法国佬显然打错了算盘，当1924年底，葛、王拟定大洋5万派杨、白来浑订立购买合同时，一项偷梁换柱的阴谋随之启动。这起尔虞我诈的冲突到1925年冬银货两讫时爆发开来，笔墨官司从法国驻华公使冯德和“山西王”阎锡山开始打起，直至打到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千。
           法方认为当地劣绅把铜器赝品卖与法商，而把真品卖给出高价的本县绅士。而晋方辩称县绅窥察法商意图减价故意挑剔，以致事有中变。法方利诱威胁道：山西古物常常出省并无妨碍，而古物交易又为山西进款重要来源。此事牵连中国大吏诡诈行为，致使法商受到莫大损失，应请贵总长对其图谋骗诈暨破坏约据两种手段加以惩治。还称王涅克在欧美交游极广，倘在欧美将中国官吏对外商施行奸诡手段公布各方，实关于中国在外之名誉、商业之信用，故请转山西督办循照办理。可阎锡山老奸巨猾，凡内务、外交部电询催促，他一概虚与委蛇，甚至搬出保存古物条例搪塞推诿，声称法商既愿购买亦须另行议价。
          1928年后，随着“阎冯大战”结束，浑源铜器拍卖又掀起一场金钱较量的世界竞标赛。先是德国古董商跟北京大吉山房古董商祝续斋打擂，结果浑源土裁判以德商开价过低(德商后竞得一鼎入藏科隆东方美术馆)，拟将铜器转让给出价9800块大洋的祝续斋。1932年，旅法华裔大古董商卢芹斋见有利可图，也涉足拍卖擂台。他财大气粗，以出价29万大洋傲视同侪，结束了十年的铜器争夺战。至于浑源士绅获取的那笔“割爱收入”究竟是否真被用以振兴农教和地方经济，实在是天晓得的事情。





           有识之士呼查禁巨贾闻惊藏宝噤

           古玩商正欲将浑源铜器从太原经北平转手外销之际，时局发生了逆转。一批有责任心与正义感的爱国人士获悉经王涅克等手已流失欧美博物馆和私人的浑源铜器情况，口诛笔伐。而在此之前，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办事处已致函浑源士绅，告以出土之东周铜器确为稀世珍宝，如任其分散，殊属可惜。不能听贪官劣绅等自由处置。同年5月17日《申报》又报道“古物保管委员会正在注意此事之进展”。次年6月，古文字青铜器学家商承祚痛感铜器被“密运北平，以谋出国，事闻古物保管委员会，电津海关严加防范，并函请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拨款保存。事隔数年，迄无良策，恐国人日久淡忘，终将不得也”，遂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出版《浑源彝器图》。在序言中他惋叹：至宝奇珍，几经挫折，终为他人所有，仅留此残存之影，固不如咸阳台城之劫灰，其魂魄长在故土也！怅法物之飘零，摅怀古之蓄念，操笔临纸叹惜而书之。
          卢芹斋海外古董生意虽始于跟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合作，但环视国内文化界对不法奸商的同仇敌忾，自知众怒难犯，而轻举妄动意味着走漏风声、人财两空，遂索性密不发运。正当其拥有者思忖随着时间流逝能将宝物分散运走异国之时，抗战全面爆发了。卢氏担心东洋人对这批铜器也居心叵测，故继续辗转坚壁秘藏。就这样，在卢氏国内代理商错综复杂关系网和法国驻华公使馆等庇护下，浑源出土之春秋青铜器在封闭木箱中度过了十年“明珠暗投”时光，已经从人们记忆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重宝秘运抵沪渎群贤斗奸促还椟
          1947年春，上海五马路(广东路)古玩市场风传卢芹斋上海代理商在江西中路260号开设雪斋文玩号，人称上海古玩业“四大金刚”之一的张雪庚，近来从北平进来了一批好物什。这批所谓“好物什”正是包括部分浑源铜器等当年未能启运出口之文物珍品。原来，抗战胜利，百废待兴，负责具体操作运转的张雪庚料想社会无暇顾及古物，以为走私时机成熟，便蠢蠢欲动，将经过精心伪装的17箱文物于1948年7月26日交由英商亚细亚商运公司运往上海外虹桥公和祥海关码头，准备不日搭载美国邮轮启运纽约，而在报关单据“货品”栏只填上“仿古品”字样。
          浑源铜器约在抗战后秘密运往上海，1947年春已受传媒关注，何以直到次年夏季才仓促出运呢？说来这实属贩古者无奈选择。且说1947年4月18日《申报》刊登题为《古物外流偷运出国换外汇文化浩劫古董商到处搜罗》的醒目报道，揭露古物即将流失这桩来自“可靠方面消息”马上引起上海文化界有识之士高度警觉。时隔一周，上海市立博物馆即向市教育局长顾毓和市长吴国桢呈文，请求查禁古物出口。同年7月，著名学者郑振铎在洋洋万言《保存古物刍议》中也痛陈不法古董商走私文物弊端：这四五十年来，陆续被私卖出去的古物、古文献不胜枚举。欧美诸多远东博物院或其远东部无不很快地成立起来，也无不日新月异在急剧地扩充着。而私家所藏，亦多丰富异常，那些古物从哪里来的呢？还不在这四五十年中，由古董商人们那里陆续得到的。其所发掘出来的东西都隐秘起来，私自销到“洋庄”去。这是民族之奇耻大辱！我们应以全力来打击那些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们！我们必须及时地挽救民族文化的厄运，堵住了大门，不能听任其流散出去。不仅好利的商贾们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即使放任他们将古物、古书源源流出的责任者们也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一个月后，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有识之士吁请“市政府设法切实严禁古物出口”提案指出，两年来本市古玩商人藐视法令，希图重利，不顾国家文化攸关，大量私运出口售给国外博物馆与收藏家，报章已屡见载达，实为我国文化上空前之浩劫。自应一面设法严禁古物出口，一面由本市保存文物机构就近将重要古物收藏。

              利诱威胁奸相露义正词严验关阻

           鉴于媒体暨社会各界的重新关注和呼吁，张雪庚等不惜重金走“上层路线”，企图倚重“尚方宝剑”强行开道闯关。此案自1947年春始成新闻焦点，一年半后才由内政、教育部长朱家骅(朱与张静江、卢芹斋系同乡，并与张过从甚密，故他与此案关系波谲云诡)转请上海市府暨海关严加查扣，并准许教育局下属博物馆前往海关码头开箱查验，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948年9月28日，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与研究员蒋大沂等会同海关负责人及物主张雪庚，逐箱开启审查，直至30日上午才告段落，最后由杨宽造成清册。经逐件鉴定，结果17箱共342件古物，只有3件仿制品，其余包括近10件浑源铜器在内342件均属有很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直接经办人杨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回忆：当时古董商用尽一切威胁利诱手段，结果未达出口目的。他们不但写附有子弹的恐吓信，还千方百计迫使原海关检查人员离职。后又动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下令。责令博物馆派员到海关对这批扣留文物重作检查，作为仿制品准予出口。博物馆工作人员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1949年9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高教处郑重决定，将由华东区外贸局接收海关移交的浑源铜器等文物正式拨给于17日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12月21日又移送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落户于这座大雅之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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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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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尊，牛形酒容器，主要用于古代祭祀活动。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一只牺尊，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杰作，现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组镇馆之宝。与这只牺尊一同出土的还有近60件文物，共称李峪青铜器。
　　　    从1923年出土，到194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公，战乱年代，牺尊的颠沛流离传奇经历一直鲜为人知。
　　　    今年7月，恒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跃山的 《光耀满乾坤——李峪青铜器解读》一书出版。牺尊的传奇故事，第一次连贯地、完整地被世人所知，牺尊的身世，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一个普通人的牺尊情结

    　　　2009年8月18日，李峪村村民张达指着李跃山说：“他真辛苦，经常来我们村里。”张达所说的“经常”，在李跃山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概念——这是他第29次探访李峪村。
　　　    李跃山今年52岁，去年从浑源县文化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担任了恒山文化研究会的秘书长。他说，自己更在乎研究文化，而不是当官。诚如斯言，他在文化局当干部的时候，就完成了《恒山之旅》的创作。
　　　    李峪村，位于恒山山脉之中。在《恒山之旅》的写作中，涉及李峪青铜器。而很多李峪青铜器藏于上海博物馆，2002年，李跃山第一次到了上海。在上海博物馆，他结识了研究青铜器的研究员陶喻之。
　　　    陶喻之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鼓励他对牺尊详细研究。至此，李跃山与牺尊结下不解之缘。
　　　    他三次到上海博物馆，记不清多少次去北京，寻找牺尊的踪迹。“每次都是自费。浑源是国家级贫困县，文化局每年只有万把块经费，不可能拨出专款让我研究牺尊。”
　　　    奔波一年后，2003年，李跃山在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支持下，取得县委同意，开始积极筹备“李峪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各地的专家都联系好了，却因为非典没开成。”
　　　    陶喻之告诉李跃山：“不管研讨会开不开，你都要继续李峪青铜器研究。这样将来开研讨会的时候，才能有一个蓝本。”于是，李跃山继续奔向李峪村，继续走近李峪村村民。

　　　    光耀乾坤的国宝牺尊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内，在悠然的古乐中，柔美的灯光下，参观者总会不自觉地伫立牺尊前。透过单玻璃中心柜，一个绿锈斑驳、栩栩如牛形的旷世奇珍给人以震撼，它向世人折射出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
　　　    陈列于此的牺尊，已经成为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组的镇馆之宝，也成为上海博物馆的象征。上海博物馆研究青铜器的研究员陶喻之说，上海博物馆的很多活动，都是用牺尊做图标的，牺尊代表着上海博物馆，是博物馆的象征。
　　　    中国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第二个出现在春秋战国。这只牺尊，是一个牛形酒容器，属于中国青铜器第二个高峰期的杰作。造型在中国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牺尊的纹饰也很别致，既有兽面纹，也有动物纹，这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也比较少见。
　　　    牺尊的价值，从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中，或许亦可见一斑。当时，上海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互换青铜重宝展览。吉美博物馆送出的是著名的象尊，也是我国流失的重要文物，代表的是中国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而上海博物馆送出的，就是牺尊，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
　　　    然而，这么一件珍品，却鲜为人知。《光耀满乾坤》一书出版后，别人给书写的序言发到了网上。有浑源网友就惊问：“有这么好吗？我怎么不知道！”陶喻之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山西人到上海时，到博物馆看看牺尊，也算是一种“寻根问祖”。二是以牺尊的来龙去脉为蓝本，搞一个电视剧。因为它本身很有故事情节，所以应该很好看。通过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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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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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知器名的约40件浑源李峪青铜器中，上海博物馆11件，历史博物馆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3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5件，美国5件，德国1件。

精彩视频：

国宝档案：法国藏浑源青铜器(上、下集)

红山飞蝠

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