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闻名遐迩的重要文物陈列－青铜器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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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几何纹敦

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通高25.6厘米，腹径18.6厘米，腹深12.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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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是用以盛放饭食的器皿。器和盖几乎对称，各有三足，可分开放置。
              这件敦由两个半球相合而成，下半部为器身，上半部为器盖，器身与器盖以子母口相连，结合紧密。上下两部分均有二耳、三足，器盖仰置可以作器物使用。这件敦以三角形与长方形的几何纹连续构图，填以红铜丝或细银丝镶嵌的云纹，故命名为镶嵌几何纹敦。
              此敦制作工巧精丽，造型圆柔优美；通体饰以阴阳互托的大三角形云纹，并用红铜丝、银丝或绿松石镶嵌，具有细密流畅，绚丽多异，富丽堂皇的效果，显示其装饰工艺已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无疑是战国时期青铜器镶嵌式艺的一件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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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几何纹敦(局部特写)

玉人

251
几何纹敦

战国早期 (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高17.7厘米，口径5.4厘米，重1.35公斤
此敦原为密封闭合态，打开后发现有褐色球形团快，经显微镜辨识和化学分析，其中包含淀粉和果皮纤维等，这于历来认为敦是盛放粮食的功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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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三角云纹敦

战国早期 (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高28.1厘米，口径16.5厘米，重3.72公斤
盖顶和器底饰火纹，周围是块状或长方形的云纹，盖缘和器的口部饰上下交汇的三角形纹，内填对称复杂的弧线，彼此是虚实相间，即一个三角形纹是以青铜为底，镶嵌红铜线条，另一个三角纹则相反，以红铜丝盘嵌为底，露出青铜的线条，这就形成了具有变幻形式的对比感，在其上下各有一道以红铜镶嵌的云纹为栏。从整体效果，恰好组成曲折带纹，如此精巧的设计是前所未见，这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千多年来以动物纹为主的纹饰，而是走向了纯几何形图案发展的新阶段。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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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交龙纹铺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铺是盛放肉酱的器皿。外形与豆相似，但盘边狭而盘底平，圈足甚粗而矮，多为镂空，青铜铺见于西周中期到春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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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交龙纹铺(局部特写)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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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几何纹方壶

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高52.5cm 重10kg
敞口，直颈，弧形方腹，有一对兽首铺首衔环，方圈足。通体镶嵌红铜和绿松石组成的几何纹饰，线条曲折多变而富有规律，色彩协和而富有对比，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体现出战国晚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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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几何纹方壶(局部特写)

玉人

257
伯游父瓴

春秋中期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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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蟠龙鼓座

春秋晚期
  鼓座上方有中空的圆筒，用来插鼓，下面是与鼓体垂直的高台边，设四个衔环铺首，可供移动时候搬运用。鼓座台面上设置有造型生动互相咬合的透雕圆雕蟠龙，极有气势。
                透雕蟠龙鼓座上有九条龙。下部最边上三条龙首尾相连，围成一圈。中部有六条龙，三条头朝上，三条头朝下。下部的三条龙，咬着中部头超上的龙的尾巴。中部头朝下的龙，咬着下部围成圈的龙的中间。中部头朝上的龙，咬着上部一圈边沿。头朝上的龙，有翼无足。头朝下的龙，先有足，后有翼。这样中圈的龙翼同圈，相互稍稍交错。
          此物为“建鼓”的半球形底座，其上还应有装饰木鼓柱、革鼓、羽葆等附件，惜已不存。鼓座的接口、座身、铺首衔环等系先分铸再接铸而成，为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器体魄巨大，纹饰华密，气宇轩昂，在我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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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蟠龙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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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蟠龙鼓座(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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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蟠龙鼓座(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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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蟠龙鼓座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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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龙纹匜


春秋晚期
高18.5厘米，重3.35公斤
1993年自香港徽集
口沿与腹部均饰变形交龙纹，龙体用双钩线条组成，躯体方折，但已不辨收尾，这种龙纹的方式，具有秦国青铜器的特点。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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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尚盘

春秋晚期
通高11.5厘米 口径37厘米 重3.35公斤
   直口折沿，浅腹平底，三条兽面蹄足，腹两侧有一龙首鋬。腹饰三层一倒一正的龙纹。
              铭文释文：
              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者尚
              余卑□□即择其吉金，自
              铸其般（盘），用□（祈）眉寿，万
              年无强（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此铭文格式为西周格式，在东周器中如此规整的鲜见，周围亦没有范铸法明文范块嵌入的痕迹，自左上方始读。原名周丁亥盘、者尚余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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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尚盘(局部特写)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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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俦)儿钟



上一组更新期的乐器

267
*(俦)儿钟

春秋晚期
李荫轩先生 邱辉女士捐赠
徐国是我国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国家。它建于大禹治水之后,历经夏、商、周几个朝代,至春秋末年为吴国所灭,前后历经四十四代国君,有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历史。由于徐国比较“早熟”,强盛时我国的文字尚不够发达,而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其国力又已大大衰落,所以自古以来有关徐国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幸而考古发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为我们考察徐国历史提供了帮助。迄今发现的铸有铭文,并且明确标示“徐王”等字样的青铜器,有四五十件,其中礼乐器的数量过半。这些徐国青铜器,大都造型优美,纹饰精良,而且绝大部分铭文句式整齐,文辞优雅,用韵精严,字体颀长秀丽。对这些铭文进行正确的释读,对于“还原”徐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尤为可贵的是,礼器“俦儿钟铭”出现六个人名,而且其人物关系明确,这对于了解徐国族系意义非凡。俦儿编钟共有4件(一说5件)传世。其一著录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三·三~五),其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三、其四都为上海博物馆所藏。四钟铭文的内容应该相同。其中孙星衍藏铭文最完整,存铭文74字(其中重文1字),可惜拓本不甚清晰。其他拓本虽然较为清晰,但内容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