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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道

玉器行情看涨 大有钱途的玉器收藏(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0日 11:33 中国网

透雕草龙佩 古玉

　　目前，拍卖市场或许是玉器价格成长最明显的风向标。以玉玺印为例，2008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清乾隆螭龙钮白玉长方玺成交价为1074万港元，清乾隆交龙钮和阗青玉玺成交价为1858万港元；2009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清乾隆争珠游龙钮寿山石玺成交价为1410万港元。 　　2010年，拍卖市场玉器的疯狂尤为突出，4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清乾隆御白玉圆玺成交价为8435万港元，而在2007年，这枚玉玺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中以4625万港元拍出，不到三年时间，拍卖价格就上涨了近一倍！　　火热行情很快蔓延到整个玉器交易市场 　　收藏专家介绍，玉器市场主要分为两个市场，即翡翠、和田玉。就翡翠市场而言，2010年翡翠市场价格与2009年相比出现了普涨。高端翡翠涨幅达到2倍至5倍，低端市场虽然变动不大，但涨幅也达到20%。而和田玉市场，高端籽料的价格2010年一年涨了四五倍，平均每个季度涨一倍多，低端市场能涨两倍左右。 　　这样的涨势的确出人意料，但也不难理解。因为目前收藏保值增值的需求骤增，带动价格的迅猛上涨。无论藏翡翠还是藏玉，藏品本身的品质至关重要，高端材质更有收藏投资的价值，所以涨势更加突出，而相对低端的材质则在价格浮动上显得较为平稳。另有专家表示，玉器价格上涨的一大动因就是资本游戏，游资在调控的压力下不断寻找新的出口，造成玉器在2010年出现了明显的价格波动。　　玉石杂品混入市场 　　以和田玉为例，由于新疆和田玉资源紧缺、游资热炒，高昂的价格限制了许多人的购买力。全国各地不少玉石加工企业把触角伸向了国外，寻找物美价廉的原料作为新疆和田玉的替代品。专家分析，在国外，玉石消费远没有国内火热，没有经年开采，资源相对丰富，价格也不高。加拿大、俄罗斯、韩国等地出产的玉料，在当地并没有什么市场，因此就瞧准时机，将大量玉料出口中国。 　　事实上，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俄罗斯、加拿大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玉石出口，但直到近年才渐成规模。据专家介绍，俄罗斯玉、加拿大玉、韩玉等品种每年约500吨的进口量，从某种程度来说弥补了国内玉石资源不足的状况，而其相对低廉的价格也可以满足更多人的购藏需求。 　　然而，面对进入中国市场为时尚短的大量外来玉石，很多人一时之间似乎还难以摸清、看透，不少问题相伴而来。 　　我国2004年颁布的《珠宝玉石国家标准》里，“和田玉”统冠所有理化性状为透闪石、颜色洁白的玉料，包括新疆和田玉、青海玉、俄罗斯玉，明确将和田玉作为脱产石的代名词，和大理石一样，不具有产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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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使明祖陵重见天日 官方就地保护不发掘(图)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2011年05月20日04:47

露出真身的明祖陵地宫拱门和甬道。高林胜 摄

拱门石砖上的明代朱砂。高林胜 摄

　　名词解释：明祖陵

　　明祖陵位于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朱元璋一统天下以后，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在此地建祖陵，追封并重葬其祖父朱初一、曾祖朱四九和高祖朱百六三代帝后，次年在陵前建享殿，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又建棂星门及围墙。

　　公元1680年，黄河夺淮，明祖陵和泗州古城一起被埋葬于滔滔洪水。此后近300年，洪泽湖下有个大墓——一代皇陵留于世间的，只剩下这一句附近居民代代相传的戏言。

　　连日来江淮一带遭逢大旱，洪泽湖水位连续下降已近死水位。昨天中午一个电话惊醒正在小憩的记者，那急促的声音属于明祖陵管委会主任胡仁生。“露出来了，明祖陵地宫甬道和拱门露出来了，300年来第一次啊……”再无心听老胡说些什么，记者匆匆驱车，直奔明祖陵所在的江苏盱眙。

　　水潭见底，地宫拱门甬道露真容

　　一个多小时后，采访车驶入盱眙境内。这座此前数日名字总和旱情一起出现在电视报端的苏北小城，仍如往日般安宁平和的街景市貌背后，必会是那随大旱而来的忧虑焦急、剑拔弩张。正想着这些，车已在明祖陵景区大门前停下。

　　满脸疲惫的胡仁生早等在那里，顾不上寒暄便带着一行人疾步赶到陵前。记者曾多次到过这里，每每所见总是一汪潭水，水位低时会露出一些圆形石拱。记者也曾多次站在这汪和洪泽湖相连的潭水前，听如老胡般的知情人，介绍那水下的种种。如9个大小不一的拱门分别象征着朱元璋祖父、曾祖、高祖以及他们各自的后妃；如拱门前有甬道，拱下有汉白玉所砌横梁；最令人心系神往的当然是那地宫，其中的随葬之物、历史留存和难以言说的神秘。

　　而昨天，当记者再次驻足潭边，潭底竟能一览无遗。9个拱门、拱下的横梁和甬道顶端尽数露出了真容。即便它们的大部分还深埋在潭底淤泥下，但仅一个轮廓、一方格局，已能让观者倍感震撼。记者几乎是纵跃着落到了那汉白玉横梁之上，其实如果不是老胡介绍，根本看不出梁的质地，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数不清的斑驳印迹，甚至与两端的石砖都难辨彼此。有工作人员用小铲仔细地除去砖外淤泥青苔，竟露出一抹惊心的红，“那是明时的朱砂，颜色能千年不褪，确是神奇。”老胡在一旁说。

　　俯身从拱门向内看去，里面也有积水，据说水下更有深不可测的淤泥，也因而数百年来挡住了所有盗墓者和考古者的脚步。再往里看，有的门内黑不可见。按照老胡的说法，那一片漆黑里、砖墙之后、水淤之下，便是神秘的明祖陵地宫。一水之隔、数步之遥，站在这据说已是300多年来世人与眼前皇陵距离最近的所在，记者众人心有不甘地探了又探、看了又看，尽都唏嘘。

　　有附近居民从拱门里打水留念

　　采访间，不停地听老胡重复那句“300多年来第一次”，这个从小对明祖陵心怀神往，后来主动从旅游局副局长位子上申请调往景区管委会的44岁汉子，从致电记者开始，便一直保持着亢奋。“600多年的历史遗迹，300多年的水下皇陵之谜啊。”因爱成痴，矢志研究明祖陵的老胡说，当他的脚落在甬道，视线穿过拱门，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惊心动魄的谜底近了一大步。

　　同样激动的还有周围居民，63岁的村民朱学泽便是其中一位。“从小就在这里玩。”老朱记得关于明祖陵所发生的一切，他看到过当年因水位降低而露出的石像；偷偷躲在草垛子里看过专家们来这里考察；重建墓园包括景区开工，他曾作为工匠扛石挖泥；甚至，他今日的官方身份还可以算是景区雇请的守陵人。

　　而其实，朱学泽的祖上确是标准的明祖陵“守陵人”，据说当年朱元璋修祖陵时，给这方圆几十里内的村民都赐姓朱，世代守陵。直到现在，明祖陵景区附近3万多居民里，仍有近八成姓朱。对朱学泽们来说，虽然守陵早已不是家族使命，但生于斯长于斯，早与这水下皇陵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一带的小孩子，都是从小在这里玩到大。”即便后来成了景区，有了高墙相阻，对村民们来说，说起明祖陵，说起这一湾曾是“一条小河”的水潭，仍是如“村头一棵老树，屋后一口老井”般亲切熟络。

　　尽管如此，朱学泽他们仍从未见过这次因干旱重现的地宫拱门和甬道。甚至在村民们的传说中，“水底下有神灵保护，保护着老皇陵不被人发现打扰。”

　　但古陵即现，好奇终究战胜了敬畏，老朱说他乘着下潭干活的当口，不但多次把头探进拱门一看究竟，还好好在那些石砖横梁上摸了又摸。“黑乎乎的啥都看不到，一摸一手泥，滑不溜秋。”老朱憨憨地笑，却从屁股旁边摸出一瓶水，颜色颇有些黄浊。“这是从拱门里打的，冰冰凉，留在家里做个纪念。”其实记者也曾下手探过拱门里那些数百年留存的地下水，与门外那终年不冰的潭水相比，确是触手极寒，一门之隔有如此差别，堪称神奇。

　　为保护陵墓，将连夜调水淹没

　　“既然都露出这么多了，何不索性让它露出庐山真面目？”记者对老胡笑言。

　　老胡告诉记者，其实这么多年来，地方政府也曾想过上报国家申请挖掘，但考虑到文物出土后的保护问题，一经开挖，毁去的不仅是附近百姓口中的祖宗陵脉，更可能是关于皇陵修建、风水建筑的一段宝贵历史。“最终还是决定就地保护，把明祖陵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基于同样的考虑，前天当老胡看到潭中水位急降，拱门和甬道相继露出时，除了震撼，他更感忧心忡忡。“按照专家的说法，这里面的文物包括诏书、衣饰和各类殉葬品，价值之大难以估量，如果因水位下降使得墓门大开，危险系数将成倍增大。更不用说一旦暴露在空气中，那些历史遗存必定会遭受损坏。”老胡说。

　　思前想后，老胡和县里领导匆匆汇报，便商定下了引水再淹的计划。“也就是等你们来看上一眼，下午5点我们就要开始往潭里灌水了。”老胡说，几辆水车早已调集完毕，水也从淮河中取出加满，而到记者发稿时，那刚刚到这世间呼出300年的浊气，与旭日清风短暂相会的地宫拱门、甬道，又将重归水下，再享宁静。 本报记者 张磊 路叶 张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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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巢湖出土的汉初精美漆器(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0日 11:08 《收藏》杂志

图1 金箍嵌玉漆罐 图2 银扣彩绘漆盒 图3 彩绘龙凤纹漆盘

　　漆器工艺在我国历史久远，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先民就制造出了漆碗。时至战国，漆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于是在许多生活用具中逐渐取代了青铜器皿。当时以楚国漆器为最盛。到了汉代，漆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器型种类名目繁多，有兵器、乐器、饮食器、生活盥洗用具等。1997年，安徽巢湖市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随葬器物，其中有各类漆器35件。这些汉初漆器绝大部分完好如新，新颖的造型、美丽的花纹令人拍案叫绝，为研究汉代早期漆器工艺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下面择其4件与读者朋友鉴赏。 　　金箍嵌玉漆罐(图1) 该罐高16.7厘米，口径10.4厘米，腹径20.9厘米，底径11.2厘米，圈足高2.6厘米。平沿方唇，直口，弧肩，鼓腹，矮圈足。外髹黑漆，内施朱漆。装饰多彩，纹饰华丽。口颈圈足部分以铜条镶装在木胎上，铜扣表面线刻4组正反相对的8只凤鸟，鸟首相对，鸟尾相接，并填金箔，外套水晶。肩上部和近底部各镶嵌一周银带装饰，其上等距离点缀8枚半球形蓝色料珠。肩部对置玉质铺首环耳，环耳两边和腹部分别镶嵌有6枚料饰和8枚玉饰，料饰上又嵌有十数颗圆珠。腹部嵌有宽带状金箍一道，金光闪亮，非常醒目。金箍上也等距离填入8枚蓝料珠。金箍上方对嵌8片如意形玉片，每个玉片上都刻有1只凤鸟，曲身卷尾，线条流畅。整器的黑地上除镶嵌物外，都是用赭色勾绘变形凤鸟纹饰。 　　一件器物上出现如此之多的凤鸟纹饰，并非偶然，安徽出土的诸多楚国青铜器上就有许多凤鸟纹饰。有资料表明，从远古时代起，鸟就是楚人所崇拜的图腾。可见汉初漆器在装饰方面保留了楚文化的传统，并又在新的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件金箍嵌玉漆罐集金、银、铜、玉、水晶、料器装饰于一身，尤为华贵，让人耳目一新。 　　银扣彩绘漆盒(图2) 此盒造型圆浑，纹饰美观。高17.6厘米，口径20.6厘米，腹径22.2厘米。器作子母口，平沿，弧腹，圜底，矮圜足。盖顶有一圈高1.4厘米的圈状凸棱捉手。盖顶的捉手、器底的圈足、盖下缘和器的口沿均镶嵌银扣饰。器表髹黑漆，器内施朱漆。盖顶中间勾绘3组赭色云凤纹，布局工整，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又在捉手和盖下缘的银扣上用片状铜箍装饰，既增加了美感，也使得器物经久耐用。片状铜箍上刻菱形纹、波折纹和圈点纹，细线条处均填以金丝作装饰、显得非常华贵。盖上和盒的腹部在黑漆地上用赭色绘有菱形纹、圈点纹、花草纹和变形鸟纹，图案布局严谨，线条疏密有致，雍容华贵。 　　更可贵的是，盖顶和外底还刻有铭文。盖顶刻有“大官”二字，外底刻“十九年，□□□左彻侯，一斗二斗，今甘泉有般□□□□”22字。有些文字缺笔太多，难以辨识。“彻侯”是秦汉时爵位名。秦立二十级爵，《汉书·百官公卿表》：“爵，一级曰公士……二十级彻侯止。”“彻侯金印紫绶”。此铭款彻侯前有“左”字，说明汉代彻侯是分左右的。此漆盒的铭款为研究汉代官制提供了珍贵资料。 　　彩绘龙凤漆盘(图3) 盘高3.9厘米，口径30.4厘米，敞口，宽平沿，斜腹壁较浅，圜底，口沿部镶嵌铜扣饰。盘内区和近口沿部髹黑漆，中间以一周朱漆相间，朱漆地上无纹饰。而黑漆地上分别用赭色与银色漆绘出纹饰，盘心黑漆地上以双线勾绘3组龙凤纹，线条纤细，富于动感。外环绕一圈几何形纹带。外圈黑漆地上还绘有兽首纹、菱形纹和变形鸟纹等。盘的外壁髹黑漆，沿下，上腹壁绘一条几何形纹带。整器构图严谨，纹饰繁简有致，显得庄重、典雅。 　　该盘外底部刻有19字，旋读为“卅三年工师□(信)宫茜私官四升半今□巷今东宫。” 　　“卅三年”为纪年号，“茜”似读为曹。“宫茜(曹)”按文义分析应为宫中一个执事部门。“私官”为掌管皇后宫中饮食之官。“东宫”应为长乐宫，西汉时著名的宫殿名，位于长安城东南，现遗址尚存。此盘为揭示墓葬主人的身份、确定墓葬年代提供了可信的线索，十分难得。 　　彩绘鸟兽纹碗形漆盒(图4) 造型别致，纹样多彩。通高17.1厘米，口径20.8厘米。敞口，平沿，矮圈足，盖径略大于器径。盖面呈半球状，顶部用铜钉铆钉一捉钮，背面边缘处有一凹槽与器口相扣合，严实密缝。器表髹黑褐色漆，内施朱漆。器表纹饰以黑、赭红和金黄色漆勾勒。钮的四周以黑漆双线勾绘4组8只变形鸟纹，其颈、身、翅和尾部均填以金色。外饰两组4匹卧马，马头相对。马张口、竖耳，双目圆睁，前足屈于身下，后足反转，蹄心向上，尾端呈鸟首状。器壁也绘两组共4匹马，两马头间以一菱形物相隔。圈足为铜饰，其上浅浮雕6匹卧马图案，着尾相对，尾部也作鸟首形，与盖、器纹饰统一。 图4 彩绘鸟兽纹碗形漆盒 　　此盒的造型、漆色、纹饰充分显示了髹漆工艺的成就，所做马、鸟等形象生动、色彩妍雅，颇有神韵。笔法刚柔并济，采用了线描、双钩、堆漆、浮雕等技法。粗线舒展流畅，细线如同发丝，富有立体感。 　　漆器在汉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巢湖市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精美绝伦，代表了西汉早期漆器工艺的水平。以上4件漆器现藏巢湖市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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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考古亲历记：古国惊梦玉魂国魄(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0日 16:42 《东方收藏》杂志

135三叉形器上的神徽图像，无法拓片，是目前所有良渚玉器上最纤细的细刻纹 透雕冠状器，神人站立两侧，正面为兽面纹，及其传神

　　浙江 王明达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不要说收藏界对良渚玉器不甚了解，就是学术界对良渚文化也是知之甚少。短短二十多年来，经过浙江、江苏和上海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新发现层出不穷，良渚文化先民创造的光辉夺目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展现在世人面前，良渚文化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典型，良渚文化的研究站到了考古学科的前沿，而良渚文化中最耀眼的奇珍——良渚玉器，不仅成为研究者热门的课题，也成了收藏界趋之若鹜的珍品，掀起良渚古玉狂飙。 　　笔者作为考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亲历了浙江省境内良渚文化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同时也参观、考察过江苏、上海重要的考古现场和出土玉器。可以自豪地说，对良渚文化、良渚玉器掌握了较多的资料和信息，与境内外的同行朋友们也有较密切的交流。笔者在本文中，通过考古发掘、整理、研究过程的一件件故事，披露以上内容中鲜为人知的情况，以飨读者。 　　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历史悠久，功底深厚，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借鉴的学问，例如对玉器色泽的形象叫法，有鸡骨白、南瓜黄、鸭屎青等等，使人一听就能明白。我们开始描写玉器色泽的时候，用的是色谱上的颜色，虽然有准确之处，但体会不到玉器色泽的特点。《反山》、《瑶山》正式考古报告上，都采用了“鸡骨白”、“南瓜黄”等坊间的传统叫法。当然坊间和一些知名人士对色泽的形成原因多有猜测和不确之处。例如“鸡骨白”，都认为是开水煮玉器后形成的。笔者在二十多年前曾在一位藏友处见过一件良渚式玉琮，他认为出土玉器“不干净”，所以放在水中煮了三个小时，上手一看，死灰色，毫无玉的质感，也没有包浆，但从器型、刻纹工艺、管钻痕迹等观察，是一件真品。但我们在发掘反山、瑶山等良渚文化贵族大墓时，露出满坑的随葬玉器，那真是“白花花”的一片。我们考古人员肯定不会把玉器拿去水煮一下，凡是见过良渚玉器的朋友，对什么叫“鸡骨白”一定会有切实的感受，那种润洁、晶莹的质感十分迷人。不少似乎不透的玉器，用背光一照，透出湖水般的绿莹莹质感。 　　玉器的色泽由玉的材质所决定。按矿物学严格的定义，玉是矿物集合体，分为软玉和硬玉，这是两者的软、硬区别，并不是一般指的软、硬度，其实软玉不软。软玉是具有交织纤维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现在科学的名称叫“闪玉”；硬玉是辉石族钠辉石组合，中国俗称翡翠，翡翠是鸟名，所以从“羽”，翡是绿色的羽毛，形容“翡翠”的色泽非常贴切，现在科学的名称叫“辉玉”。 　　中国一般说玉，指的是软玉，即闪玉。闪玉最大的矿物学特点是具有交织纤维的显微结构，所以在受到外来物理、化学的作用下会“受沁”。受沁是玉的交织纤维的显微结构造成的特有状况，坊间和古玉研究界以往也注意到了这个状况，称为“钙化”，这是流传已久并继续有人在这么说的错误名称。受沁使玉器发生多种变化，主要的变化是玉器器表形成“包浆”和玉器的色泽发生改变。所谓“包浆”，成为文物鉴定中真与伪、新与旧的一项重要鉴别标准，在玉器中如此，在金属器、竹木器、牙骨器等多项类别中都如此。作伪者往往挖空心思，动用各种手段要在赝品器表做出“包浆”来，以伪充真，欺骗收藏者。这种制作包浆的手段，自古有之，不过古代的手法比较土，不如现在，土洋结合，老办法和高科技结合，骗了不少收藏者，甚至有的“专家”真假难辨，留下笑柄。古玉爱好者和收藏者如果对玉器长期把玩，即坊间称为“盘”，由于肌肤的接触，汗液的浸渗，也能使玉器形成包浆，并使器表的色泽加深，大多成为深浅不同的咖啡色，包浆油光光的。在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见到的清宫旧藏的良渚古玉，就是此般模样。 　　我们对包浆现象还必须对未经盘玩的出土玉器与盘玩过的传世玉器作进一步的解读。由于史前玉器，或者更广泛一点。汉代以前的玉器，它的玉料来源具有“就地取材”的特点，当然不排除来自和田地区的玉料，但就地取材是主要的。就良渚玉器来说，经有关专业的科学检测，可以断定是与和田玉有所区别的闪玉。 　　良渚古玉考古发掘出土数量巨大，同时流传有序的传世玉器也在公私藏品中为数可观，为我们分析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首先良渚玉器的玉料“就地取材”是否有依据，这个问题曾受到相关专家的质疑，也是考古发掘者着手探寻的重要课目。良渚文化分布区依托的主要山脉，一是浙江北部延伸到苏南、上海的天目山脉，一是江苏南部的宜(兴)溧(阳)山地。天目山脉在《山海经》中称为“浮玉之山”，据笔者理解，就是玉料在水中飘浮，不就是“河磨料”、“山流水”，甚至籽料的另一种叫法吗？地质学家经过实地考察，有了“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地质条件”这种学术结论。但遗憾的是，从良渚文化以后，天目山脉一带始终失去了玉料的踪迹，也无点滴的文字记载。我们从良渚塘山遗址发现的玉器作坊及多处地点出土的玉料来看，良渚玉器“就地加工”应是毫无疑问的。宜溧山地相距良渚文化又一个中心——寺墩遗址不足二三十公里，溧阳小梅岭发现玉矿已众所周知。笔者在肯定良渚文化分布区有玉矿这一事实的同时，需要说明两点，一点是小梅岭矿并没被良渚先民发现和开采；另一点是小梅岭矿既有闪玉，也有蛇纹石。蛇纹石、叶腊石常常被良渚先民制作成器，器型和闪玉制品相同，多出土于身份、等级较低的墓葬中。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良渚古玉大多数是闪玉，它与和田闪玉有什么区别呢？藏玉、爱玉的人都懂得，一块玉的价值在于质地和色泽，自古皆然。古人称为“德”和“符”，“德”是质，“符”是色，虽然至今没有对玉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但是对玉稍有经验的人，通过比较还是容易判别的。玉的好与差、高与低，最主要的是受到玉的交织纤维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纤维的粗细、堆集的密度、杂质的多少，加上微量元素的含量决定玉的色泽。大家常把玉分为籽料、山流水、山料，依次区分玉的质量之高低。良渚古玉总的来说，不及和田玉的质量，也就是说，交织纤维较粗、密度较疏、比重略低等，使良渚古玉的透光性、韧性、润洁等均不如和田玉的上品。更主要的，由于上述的情况，使良渚古玉容易受沁。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良渚古玉容易失去透光的本色。良渚古玉绝大多数是作为随葬品入土的，埋在深浅不一的藏坑中，经PH试纸的测试，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分布区的土坑一般呈弱酸性，对玉器的沁蚀更甚，造成良渚古玉外观上不如和田玉制品。但是良渚古玉的受沁特点，使器表有一层均薄的包浆，闪现一种特别的光泽，初次见到的人，误以为是涂上清漆。这层包浆极易剥落，无论是发掘过程中稍不留意，还是出土后温度、湿度变化较大，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下面笔者举几个例子说明。 　　反山12号墓是浙江省境内首座发掘的良渚文化贵族大墓，也是所有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品最多的“王墓”，玉器以单件计达647件(细小的玉片、玉粒还不包括在内)。从1986年5月31日发掘清理出第一件随葬品的嵌玉漆杯起，至6月27日全部起取所有随葬品，前后长达27天。其实清理过程完毕后，按发掘规程，应该起取随葬品的，但由于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我们听从了上级领导的指示，等待浙江省级领导到现场来视察，所以27天中的后10日一直处于保留12号墓现场的情况。从5月31日至6月17日这段时间里，我们由于经验不足，认为墓坑内原来是粘湿的，剥剔出随葬品后，经太阳暴晒，土壤干裂，所以特地用喷雾器喷水，保持墓内的湿润。结果在起取随葬玉器时，发现玉器朝上的一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沁蚀，表面或光泽消失、或包浆剥落，而向下的着土面保存较好。有了这次教训，以后的所有墓葬再也不喷水了，玉器发现后，只要用竹片剔去泥土，自然晾干一段时间就行。为了清除残留在玉器表面的泥土，我们手托玉器在蒸馏水(或用纯净水，不要用井水)中轻轻漂洗，再到干净的水中清一下，然后用棉纸裹一下吸干水分即可包装收起。 　　反山发掘过程中，即已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在发掘22号墓的时候，新华社摄影记者来到现场，正是包括M22：20大玉璜等玉器清理露头的时刻，记者支起三脚架，准备拍摄，但残泥使玉璜上的神徽图像无法展现全貌。著名考古学家牟永抗取来一支新毛笔，洗去胶，然后蘸上蒸馏水，非常小心地去刷器表的浮泥。笔者蹲在墓坑边上观察，在第三次洗刷泥土的时候，突然发现毛笔上多出了灰白色的细小碎屑，笔者大喊一声：“老牟，快停！”余反M22：20大玉璜目前仍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读者有机会去观摩的话，可以看到该器受沁的状况。完整的良渚神徽图像仅在余反M12号王墓发现，而余反M22号墓主人是女性贵族。据笔者研究判断，极有可能是余反M12号墓主人的配偶，所以在大玉璜上雕琢了基本一致的良渚神徽。 　　1991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第一次“全国文物精华展”，在反山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中选中了大玉琮等展品送京展览，展览场所在故宫东华殿，陈列柜就用的普通展柜。当年九月下旬，笔者等人赴内蒙古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在北京转车时去参观了“精华展”，发现反山出土的大玉琮展品说明下方散落一些灰白色碎屑，当即请故宫博物院保管部李久芳主任一起观察，我们一致的结论：这些碎屑是大玉琮上端的表面脱落的。李主任立刻安排工作人员撤下了大玉琮。北京地区天气干燥，展厅、展柜又无任何保湿、恒温设备，造成大玉琮少许受损，只能说是缺乏经验所致，我们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从这以后，良渚文化玉器的外出展览，笔者都会提出若干条要求：保持恒温，保持恒湿(60—70%湿度最宜)，拍照不能用热光源，上手戴手套等。当然这些要求主要针对的是出土玉器，也就是坊间所说的“生坑”。 　　据笔者的经验，绝大多数容易受损剥蚀的良渚文化玉器均为“鸡骨白”一类，色泽晶莹呈现青绿色的玉器几乎不受沁蚀，尤其是色泽斑驳、外观并不悦目的玉器，如唯一不雕琢神徽的器种——玉璧，虽然器大扁圆，却基本上没有发现沁蚀的现象，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事古玉研究的地质学家曾说过，良渚先民对玉料的辨别能力超过一般的矿物学专家，当然这部分良渚先民是指具有识玉本领的特殊技能的良渚人。我们在良渚文化石器研究的课题中，发现良渚先民选择什么样的石材去制作不同类别的石器时，是经过比较严格的区分的。反映人类数千年制作石器的经验，到了良渚文化阶段，已经相当成熟地去区分石材的质地，然后制作更加实用、更加高效的石质工具。不妨说正是良渚文化先民对石材的辨识水平达到了极高水平，才有辨玉的高水平。春秋时楚国卞和向楚王献玉的故事，正是有了良渚文化及同时的石家河文化等先民打下了坚实的辨玉本领，才会产生的。 　　传统金石学对玉器的认识都以单件器物为对象，在浙江发掘反山以前，考古界对玉器研究大多也以单件器物为对象。反山、瑶山发掘中，由于野外发掘操作得当，精心剥剔，对玉器在墓内的位置、组合和配伍关系等情况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是考古学方法的优势之一。良渚文化玉器中，除了琮、璧、镯等少数器种是单件个体外，大多数玉器均是成组、配套的，我们复原归纳为组装、穿缀、镶嵌三大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组合关系的确认，关键要在发掘现场判定才比较可靠，脱离原有位置的主观复原，往往缺乏依据，公布的资料会误导读者。 　　现在我们分别作一解读： 　　第一类是组装件，即由木、骨制成的柄、杆与玉器通过榫头或卯眼连接组装而成一件器具。完整的一件钺最具有典型性，即由玉钺本体、钺柲和钺瑁、镦组装而成，有的还在柲上镶嵌大量的玉粒，这种豪华玉钺的复原，使秉钺者的特殊身份鲜明地凸现出来。冠状器早有发现，一直认为其上的小孔是用来穿挂的，而称为“佩”，器物也倒置了。反山确认了冠状器在一座墓葬中至多只有一件，均位于墓主头部附近，器下端的扁薄榫头与他物结合，小孔是起销钉固定的作用。虽然1999年在海盐周家浜遗址发现的同类玉器，尚可商榷。至少反山发掘后冠状器不再倒置称为“佩”了。锥形器的数量甚多，以往均认为器端的小孔用于穿系，归于挂饰，或称为“笄”，作为束发之用。在反山发掘的过程中，观察到锥形器多数以集束状放置在墓主头部附近，少者3件，多者9件，单件的锥形器雕琢“神人兽面纹”图像者，其图像只有尖端向上才是正位，所以排除了“挂饰”。不论是圆锥形，还是方锥形，均把下端加工成斜面状或短榫状，大多钻有小孔，无疑是利用榫卯结合的组装件，只是原有的柄、杆已腐朽不存在。作为礼仪用品，我们认为锥形器是“玉镞”，而长度超过30厘米的同类器应是“玉矛”。在尚未发现组装的柄、杆实物之前，仍暂以“锥形器”命名。 　　三叉形器出土时均位于墓主的头部，这种奇特的器型若不从出土位置来研究，则几乎无从下手。这种器型，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早年已有收藏，均无法明确其用途。三叉形器的中叉有竖向贯孔，两侧叉上有竖孔或横穿，中叉上方与一件玉长管相接，可判断为组装穿插在他物上，出土位置在墓主头部，应是冠帽上的饰件，一般仅见于随葬玉钺的墓葬中。 　　反山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端饰，器型多样，大小不等，放置部位也没有相应的规律，但器的一端均雕琢成榫头或卯眼，以榫、卯的结构分析，应与相应的杖、杆、把手等器物组装，成为这类器物的头部或尾部的玉质端饰。由于杖、杆、把手等器物为有机物质，均腐朽不存，给复原工作带来困难。我们在发掘过程中非常注意这些端饰的位置，尽量找准有关的配伍关系。其中余反M23：151—156三组6件玉端饰，从位置相距35厘米以及器型等分析，基本确认为纺织器具中的卷布轴、机刀、分经器，得到了纺织史研究者的首肯。这类端饰用玉制作，组装的本体似为仪仗、工具类器具，使用功能小，显示墓主人的身份、性别，尤其是礼仪功能的意义较大。这些资料还有待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等研究做深入的探讨。 　　第二类是穿缀件，即使用柔性的线体将数件或数十件钻琢有孔眼的玉器连接组合起来，最常见的是玉管、玉珠。线体无论是丝、麻，还是皮、筋，都早已朽尽，管、珠散乱，复原工作的困难较大，但原状摆放位置基本成形的，我们依次归为一套，如余反M22：8，由12件玉管与1件小玉璜穿连为一套穿挂饰，这些玉管的大小、直径、玉色、玉质都非常一致，部分相连玉管的茬口都能吻合。除了钻琢贯孔的玉管、玉粒外，还发现了在器背斜向钻琢小隧孔的各类玉饰件，这些饰件的正面都打磨抛光得十分光洁，背面平整，略显粗糙，钻琢一至三对隧孔，应与柔软的织物或皮革制品穿缀连接，保证了玉饰件正面的完整和美观。这些穿缀件形态多样，其中球形、半球形、扁球形等的穿缀件往往成对成双，似能扣合。在余反M12、M14、M20、M23墓主的头部均出土半圆形饰(如璜)一套四件，背面均为隧孔，似与三叉形器共同缝缀在冠帽边沿，具有重要的礼仪意义。玉鸟、玉鱼、玉龟、玉蝉的造型栩栩如生，制作十分精巧，背面均有隧孔，也是穿缀玉件，这些所谓装饰概念的玉器，蕴涵了墓主人所特有的“神”、“巫”功能和职权。 　　第三类是镶嵌件，数量很大，难以完全统计，小如芝麻粒，大如茶杯盖，均无孔眼，但都经过仔细地打磨抛光，仅平整的一面显得略粗糙。细小的镶嵌玉粒，反映了当时玉材的珍贵，充分利用边角玉料，同时说明当时已采用滚磨工艺来加工如此细小的玉粒。复原成功的豪华玉钺和嵌玉漆器反映良渚文化先民利用漆作为黏合剂，把各种镶嵌玉结合在木质的胎体上，是琢玉工艺和髹漆工艺的完美结合的艺术品。 　　良渚文化玉器数量巨大，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仅江苏、上海、浙江二省一市的考古发掘出土品就在一万件以上，境内外公私藏家均有为数可观的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种类繁多，粗分即有二十余种；良渚文化玉器雕琢之精美堪称鬼斧神工，以浅浮雕和阴刻细纹完美结合，纤细的刻纹以丝米计(即毫米的十等分)，让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它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物见证，又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为广大藏家所青睐。良渚玉器有着广阔的天地。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资深委员，当年曾亲历了良渚文化考古的一线工作)

博道

张信哲藏77件清代宫廷织绣价值超300万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1日 07:06 理财一周报

　　理财一周报记者/陆斯嘉 　　近期，国内春季艺术品春拍渐次开槌。记者留意了雅昌网的数据，2011年以来，约有25件清朝、民国的服袍参与拍卖，其中清朝服袍成为绝对主体。最新数据显示，5月20日至6月2日，共有28件清代服袍将被拍卖，包括永乐、保利等8家国内拍卖机构推出了各自的拍品。在多场即将举行的拍卖中，北京永乐的一场张信哲藏清代服袍专场引起市场的关注。 　　整理祖辈遗物，发现精美织绣 　　2011年5月24日，北京永乐国际拍卖公司将推出“华彩霓裳——张信哲先生珍藏清代织绣专场”。素有台湾“情歌王子”之称的张信哲，继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拍卖其收藏自海内外的宫廷服袍，将三度献出共计77件清代宫廷织绣藏品。这批藏品将以专场形式呈现阿哲音乐世界之外的艺术情怀。 　　今年4月，张信哲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道出他和清代织绣的第一眼缘。 　　阿哲的外曾祖母出生于1890年代，在他读小学时，老人已年逾90。阿哲是家族长孙，备受老人疼爱。外曾祖母仙逝后，阿哲整理其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批精美的织绣衣物。这些并非是老人日常穿戴，而是在结婚和一些重要的场合才会穿着的“礼服”。 　　“其实，我真正开始系统收藏织绣还是在工作之后，因为那时候才有钱去买。”张信哲的服袍收藏，是从闽南风格起步，进而至中国各地各民族款式，再扩展到宫廷织绣。 　　与任何收藏都需要藏家精心呵护一样，阿哲对织绣保藏也颇费心思。“织绣非常怕光，因为古代的染料都是纯植物或者矿物的，定色的技术没有现在那么好，光照非常容易使它们的颜色变得不好，每次我看见有人将其裱起来，挂在大厅里面，都好心疼。当然，如果背光悬挂装饰的话，就会比较好保存了。” 　　本次拍卖正值阿哲巡回演唱会，对繁忙的他而言，收藏是对内心的回归，“歌手的工作其实真的压力非常大，而收藏在这种压力之外，给了我另外一个世界。” 　　藏清代织绣，当选宫廷品 　　记者翻开永乐清代织绣专场图录，见到各种不同的服袍和名称：女龙袍、吉服袍、吉服褂、宫廷衬衣、宫廷敞衣、宫廷女坎肩、儿童风帽、耳罩、儿童背心……就色彩、工艺和部分功用而言，清朝和民国的服装比之现代更胜一筹。 　　多数人初见这样的服饰，都会为其工艺与着色啧啧赞叹，正如阿哲“感性的”收藏观一样。对于收藏者而言，如何由感性出发，理性地分析和选择具有价值的清代织绣呢？ 　　永乐拍卖瓷器部主管戴岱告诉理财一周报记者，中国封建社会的服饰，可以从款式、纹饰判别服饰主人的身份，当时只有上层社会、达官显贵才有经济实力量身定做精美的服饰并一代代流传下来。无论是纹饰等级、工艺水准，还是存世数量，藏家都宜选择皇家和上层社会的服袍，作为自己的收藏品种。 　　分类清代织绣，认准服袍主人风格 　　在种类和名称繁多的清代织绣中，收藏者如何区分种类？龙袍、吉服袍、宫廷衬衣、坎肩的价值又如何呢？ 　　简单而言，龙袍、吉服袍、吉服褂是宫廷重大节庆时达官显贵穿着的服装，平日里多半束之高阁；而衬衣、敞衣、坎肩则是平日居家便服。 　　戴岱告诉记者，对于“看门道”的专业藏家来说，除了服袍形制的分别，更重要的区分标志是服袍制作的时期和主人偏好的着装特色。 　　例如，清道光年间，帝皇服饰偏好以秋香色、红色、石青色铺地，服袍上绘制8朵团花。团花于胸前有3朵，于背后有3朵，于两肩各1朵。而慈禧太后喜爱的纹饰以兰花、玉兰、藤萝葡萄、蝴蝶为主。之所以选取蝴蝶，因这二字音似耄耋，寓意长寿；而选兰花，一种说法是慈禧乳名兰儿，另一种说法是咸丰皇帝喜爱兰花且慈禧早年被册封为兰妃，所以兰花才会在慈禧当政时出现在瓷器、织绣、颐和园彩绘等宫廷重要装饰题材之中，成为时代风尚的标准。 　　缎绣、缂丝、暗花纱，一等材料制作清织绣 　　在清代织绣中，选材十分讲究，通常入选的材料有织锦、缎绣、缂丝、暗花纱等。 　　缂丝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装饰性丝织品，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缂丝的经纬线交错，其中经线连贯，纬线被切断，有“通经断纬”之称。缂丝因织造过程极其细致而存世精品稀少，是当今织绣收藏、拍卖的亮点。常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 　　在这次拍卖中，除了织锦、缎绣、缂丝等外，也有一些服袍的内里，以羊羔皮和其他动物裘皮制成，这对于宫廷袍服实属难得。故宫在冬季，室内地面会烧炕加热，很难有机会穿上裘皮服袍，同时裘皮又会因其珍稀性，而会被后人拆下改作其他用途，故而这类服饰存世量较少。 　　清代织绣，海外收藏更热 　　如果不是张信哲悉心收藏百余件清代织绣，并于2011年第三度献出珍藏77件形成专场拍卖，许多人对这一偏门收藏的认知，也许仅停留在偶尔见诸报端的帝皇龙袍拍卖和展示(如今年5月5日在上海国金中心展示了11件清宫龙袍，总价值5000万元左右)。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之一的清代织绣，目前的藏家主要为境外收藏爱好者。自19世纪被英国藏家购入后，法国、美国和中国港、台等地陆续出现藏家和业者，并发展建立专门的博物馆。戴岱告诉记者，清代织绣中的皇帝服袍曾在香港拍出过上千万港元的价格，但相比之下，国内的收藏家尚未成形。永乐拍卖的77件服袍总体价值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单件价值最高的是一件清道光红色缎绣八团喜相逢花卉纹宫廷吉服袍，预估价为20万至30万元人民币。

博道

文物造假产销成链条 古玩街捡漏多数为假货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2日 08:30 大洋网-广州日报

古玩墟里竟批发北魏文物。 每日都有人想在市场上“捡漏”。

　　记者调查所谓文物市场 专家称鱼龙混杂不懂最好不买 　　“乱世黄金，盛世收藏”，最近几年，国内收藏热不断升温，但全民收藏热也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那就是你买的究竟是真文物，还是假文物？“古玩市场大多数是现代仿品。” 在资深收藏人士的带领下，记者连续几日走访文昌北路一带的古玩市场发现，如今的古玩交易“陷阱”众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只要你能想到的就会有赝品，遍布从低端到高端市场的各个角落，而众多赝品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文/记者 李立志 图/记者 黎旭阳 　　5月20日下午3点，文昌北路的文昌雅居广场下就热闹起来，一字排开百余档琳琅满目的“古玩墟”里挤满了各色“古董”，古玉、碗碟、花瓶、香炉、牙雕、陶器、紫砂、书画……琳琅满目，每天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玩家前往淘宝、鉴宝。 　　古玩收藏中的真品到底有多少？前不久，广州曾举办两次不同层次的民间藏品免费鉴定，专家鉴定的万余藏品大约八成为假，有专家表示，这大致可以反映古玩市场的现状。 　　古玩街日日有人“走眼” 　　文昌北路、文昌雅居广场下的古玩市场前身是有数十年历史的古玩“天光墟”。不过现在这个露天古玩市场是堂而皇之地在白天开档，一米多宽的摊档一档紧挨一档，足有百来个摊位，在这里，玩家成功“捡漏”(便宜买到真货)的兴奋以及“走眼”(高价买了赝品)的扼腕懊恼，每天都发生着。 　　下午两点之后，本来空旷的广场慢慢热闹起来，到三四点，市场就热烈了起来。来这里摆摊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前是人们自发形成的“天光墟”，后来固定在文昌雅居的两个广场上，广场上古玩商贩们有其固定的位置，每个格子是一个摊位，大约长1.5米左右，有人专门管理，每个摊位每个月收费200元。 　　“和田玉”开价三千 　　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烧友黄伯一星期要来好几次。在一个卖玉器的小摊上，黄伯注意到了一块看起来挺温润的小小玉牌。 　　“这个什么价？” 　　“清乾隆和田玉，要是喜欢你开个价。” 听摊主这么一说，黄伯拿起玉，对着光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 　　“都是从老家收上来，你看这质地！喜欢3800元拿去！” 　　黄伯起身欲离去。摊贩似乎不愿意放弃，又追着黄伯说了好一阵，最后悻悻而归。“这里的水太深了，十有八九都是假的，你看那玉中间的洞，螺纹都能看得出，一看就知道是机器做的。” 　　记者发现，这个“古玩墟”对面就是源胜玉石工艺街，其实每条小街小巷都有古玩生意！在这里，从大件的青花瓷瓶、绿锈斑斑的青铜器到色彩斑斓的唐三彩，陶瓷、木器、字画、紫砂壶、寿山石等应有尽有。 　　这里不像一般的集市，商家大都坐着默默观望或者聚在一起打牌娱乐，只有围观者问价时才开口答腔，而且一般是先问客人给什么价。“这是在考你真懂还是新手！”黄伯说，“如果行家，他们一般会说一个比较靠谱的价格，如果是新手，或许会漫天喊价，做成一单是一单。” 　　怪现象1 北魏石像唐三彩成堆批发 　　据了解，目前赝品市场渐成气候，从生产到流通环节，无一不存在巨大的灰色链条。 　　其实初来者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的“文物”。在一家经营古玩的小店，门口竟然公开写着：北魏唐代石像大量批发，店里成堆摆放着风格迥异的石像和斑驳缺损的石雕；沾满灰土的陶塑与泛着绿锈的铜像，似乎都饱经历史风霜。经过询问价格，便宜的数千元，最贵的也不过三四万。不过黄伯提醒说，“不懂就不要买，真货是不会摆出来卖。这样交易就是吸引那些看见喜欢就买的外行，真正的珍贵文物买卖大都是私下熟客交易。” 　　在一间没有任何门牌号不起眼的小档口，也挂着一个破损的招牌：各种瓷器批发。门口摆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碗碟，有的则是一堆堆摞在一侧，角落里是一盆盆的瓷器碎片，似乎整屋满院全是“文物”。老板是位年轻小伙子，来自河南，他告诉记者，从商代的原始青瓷到中国自古各大窑口的瓷器他都有，但开出的价码着实让人怀疑，一个大约30厘米高的“哥窑”瓶，老板开口说6000元。据了解，真正的“哥窑”全中国就几件而已。 　　“都是老的(意为古董)吗？”记者问，年轻老板笑而不答，只是问记者“是否有心要？” 　　怪现象2 木板车载满“文物”穿街走巷 　　市场里的大宗交易非常频繁，常常可见只有古玩市场才有的全木制木板车堆着满满的货物在小巷子穿来穿去。这里是南中国最大的古玩玉器批发市场之一，货源大致有几种。 　　部分古玩确实是古物：主要是文物商贩通过各种手段从各地“淘”回来。在古玩墟摆摊的陈华(音)就来自河南，涉足这一行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记者与他闲聊中得知，他一家子都靠这个生活，家里人在不忙的时候经常走街串户收购一些“旧”物件，通常就几十元收回来，拿到广州以几百的价格卖掉，不过现在这些真正的旧货越来越少了，很多粗制滥造的器物“根本谈不上收藏的层次”。 　　所谓的工艺品、仿品： 瓷器多从江西、福建运来，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瓷器自古就有名；而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大多数来自于北方的河南、河北、陕西等历史积淀深厚的中原地区，由于文物出土频繁，造就了可仿造的文物“范本”众多，当这些本是工艺品的东西经过数次转手以后，就稀里糊涂成了“老货”。这些地区仿造历史久远，从业人员众多、“技术”娴熟，且能批量生产，很多时候能以假乱真，连行家都常常上当。 　　怪现象3 内街小巷后期加工“文物” 　　广州少出文物，一般只负责后期“加工”与流通。 　　文昌北路还有大大小小十几家旧家具店，多是收购酸枝等旧家具的。这些老板戴着橡皮手套，一把小刀、一个金属丝球，当街处理收回来的旧家具：小巷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酸味。酸是用来除掉附在家具上的各种污秽，一些死角则用小刀仔细地剔除，黄伯告诉记者，这些只是修复做旧，至少东西是旧的。 　　记者又拐进几条狭窄的小巷子，卖木雕、陶瓷、青铜器的档口密布其间，这里也暗藏玄机。在一家瓷器档口，记者又闻到那种酸味，一位年轻男子正在清洗三个一模一样的青花瓷器，“这是在给瓷器做旧，用的东西可能是高锰酸钾和酸，能消除其表面的釉色，使之色彩陈旧。” 　　当赝品生产环节开始批量生产，再经过做旧等后期工序，他们便向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供应着这些“货源”，绝大多数是去了最低端的市场，包括古玩店、古玩城、地摊和旧货市场，而中间的二级市场是注册的艺术品经纪公司、文物商店；最高端的市场则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文物拍卖会。 　　行规不包真假 　　据估计，广州的民间收藏人士大约有60万人。当记者试图寻找相关主管部门的时候，却发现这竟然是一个缺乏监管的真空地带。文物部门只管鉴定，对文物的流通则无权管理，而工商管理部门又很难辨别文物的真假。 　　“懂就买，不懂最好就不买，在古玩市场里‘不包真假’，这确实是自古约定俗成的‘行规’。” 广东收藏家协会副主席黎展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赝品历朝历代都有。高仿在中国是自古有之的一个产业，花小钱买了大宝贝，这叫做‘捡漏’，而花大钱买了赝品，叫做‘打眼’，万一‘打眼’，就看你与卖家当初是如何约定的，诉诸公堂的情形非常罕见。” 　　黎展华也表示，现代一些仿品在质地工艺上，与真品其实非常神似，除了年份不一样外，这样的产品其实也有一定价值，但在交易时就必须标明。如一只仿乾隆的花瓶，如标明是“乾隆款”花瓶，一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如果说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就不对了。 　　做好三种准备 　　黎展华提醒收藏爱好者，玩收藏要做好三种准备，思想准备、知识准备、心理准备。 　　首先是思想准备：要对收藏市场的现状和行情有所了解，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 　　其次是知识准备：学习很重要，要对所藏的艺术品的文化与历史有所了解。 　　心理准备：古玩其实就是一个兴趣，不能太功利化，谁都会看走眼，能赢更要能输。

博道

杆秤成文物 做工要申遗(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2日 09:45 天津网

称杆申遗

　　天津网讯 城市快报记者 刘彩霞 即时播报 5月20日是国际计量日，在这天天津市计量博物馆免费对社会开放，迎接市民参观。记者从天津计量院老所长艾学璞处获悉，在经过前期一系列的文献和实物整理后，该博物馆计划为杆秤的制作工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退市杆秤成了文物 　　当日，记者在计量博物馆展览现场看到了许多各个历史时期的杆秤，有称金银的戥子，各个小巧精致，硬红木的秤杆如同筷子一般圆润、铜制的秤盘、镶嵌的银星；有称粮食的大秤，秤杆粗如手臂，长约两米，秤砣足有十公斤重。这些杆秤都已经年过百岁，成了名副其实的文物。艾学璞先生的一生都在从事计量工作，他对杆秤也颇有研究。他说，我国的计量管理非常有特色，在计量制造方面，歌潮各代基本上都推行“严禁私造”的法制制度，作为计量器具的秤上都有“官造”“官检”“官殇”等字样。1994年，随着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的要求，杆秤不具有示值使得供求双方清晰可见的要求，因此我国开始从全国的大中城市的商店和集贸市场的固定摊位开始淘汰杆秤。1997年，天津市的杆秤彻底退出了各交易市场。 　　杆秤制作工艺要申遗 　　“杆秤成了文物，杆秤的制作工艺就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艾先生正在积极为杆秤制造工艺的申遗工作积极努力。在计量博物馆的仓库里，艾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多年来搜集整理的近30件杆秤制作工具。用硬木和皮绳子做的手工钻、各种规格形状的小钢挫、开口大大不一的等分器、切削秤杆用的刨子、镶嵌秤星用的砍刀等等。记者对眼前这些鲜见的制秤专业工具感到陌生，但艾先生拿在手中演示起来件件熟练，讲起每件工具在制秤中的用途如数家珍。“现在计量院还有一名掌握全套手工制作杆秤工艺的人，名叫崔建和，因此申遗还是具备条件的。”他说，用以上工具可以基本上复原三个历史时期的杆秤制作工艺：1930年前的纽秤制作工艺、1930年到1954年间的刀秤制作工艺、1954年后的定量砣秤制作工艺。 　　据悉，杆秤是从我国的传统计量工具天平改良而来，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解决了天平携带不方便的问题。为了努力抢救挖掘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市计量院的计量工作者对杆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艾先生列举了杆秤申遗的理由：一是杆秤在推出市场后成了博物馆中的文物，随着匠人的流失，其制作工艺自然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二是在现有的计量院职工中还有掌握了制造杆秤工艺的传人，能够将口传心授的手工制造杆秤的工艺进行整理，按照工艺要求制造出杆秤。 　　目前，杆秤的制作工艺已经整理成文献资料，申遗的申请书已经递交上一级计量部门审阅。

刘寒冰

博道师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