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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南

据史载，当时北方各族部落近千。中原黄帝与华夷集团的第一仗就以“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讨”的不征之过降罪于炎帝神农。阪泉之野炎帝战败，黄帝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今北京西郊）。蚩尤氏族是“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奈曼旗至阜新盛产麦饭石），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的凶悍部落。以至于黄帝也无可奈何，只能仰天而叹。禽杀蚩尤部落后，戎菽（胡豆、大豆）也由此带到中原耕种，“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这种蚩尤的画像图案，或许就是商周时流行饕餮纹饰的雏形，统治者常借助于这种狰狞恐怖的图符寓意，表示其神圣而威严，炫耀的同时已经初具厌胜涵义，抑或是当年厌魅的钟魁吧！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有正确连续的纪年始后其考据更为确凿。当时有几支强大的北方氏族部落，也有从中原迁徙北方的及北方定居中原。其中强大的部族有：山戎、荤粥、獫狁，其祖先是夏族的后裔，秦汉时改称匈奴，元代统一蒙古其帝国名扬天下；乌丸，东胡族（因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分支部落，后为鲜卑，北朝魏国曾经统一北方称帝。史书上说他们是秦筑长城时逃往塞北的徒役之士；乌桓，东汉时“三郡乌桓”称霸辽西，公元207年曹操率军过白狼水（今大凌河）讨伐，于白狼山（今喀左）斩蹋顿及名王以下，余族北迁。其族人“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这种髡发也是辽代契丹人的典型发式，在墓葬壁画中极为常见。上述列举的几支部族都是华夷集团的主力军，其祖先均发祥于此地。东胡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潢水）；乌桓名都白狼城（喀左县），辽代契丹人的中京城（宁城）和上京城（巴林左旗）也在此地……，他们的祖先都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世居北方蛮夷之地，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为用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鋌。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司马迁《史记• 匈奴列传》）。有史以来北方华夷就与中原对峙，烽火不断。史前记载虽然断断续续但也清晰可辨；共和元年之后也数不胜数。历史上著名的老马识途的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孤竹国被歼灭的史实。公元前663年齐国大军来到燕国，入侵燕国的山戎早已退回塞北。燕庄公和齐桓公在无终国（今河北省玉田）的带领下，打败了山戎的大王密卢和孤竹国大将黄花，并准备次日攻打孤竹国（今喀左）。黄花诈降愿带路去追赶逃往沙漠的孤竹国的大王答里呵，就把齐国大军带进迷谷，在“旱海” 里因迷路而冻饿吓死了几十齐兵。后来，管仲给齐桓公出主意，求助于老马识途，这才走出旱海迷谷（翁牛特旗至通辽的科尔沁沙漠）。回师路上，齐燕联军火烧孤竹国城，又把这片五百多里的土地划归到燕国版图上。如今喀左古城内外，出土八批70余件青铜重器，其中不乏燕侯盂和孤竹国君微亚的百斤大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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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北方游牧民族崇尚英雄行为，生活物质以猎取为手段。因此，纷争割据、分庭抗礼，不可避免。其马戈烽烟从华夷部落的先帝（昊帝伏羲、炎帝神农）与中原黄帝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元时当地喀喇沁蒙古帮助满清（肃慎族人后裔）王朝入关，并把塞罕坝（今河北省围场至赤峰喀喇沁旗）这块坝上蒙古高原、坝下原始森林的咽喉要道献给康熙皇帝，作为“木兰围场”供清廷秋狝为止。其必知：塞北高原漠南骑兵由此过关进京，只需快马三日，而路径只有喀喇沁南下围场至古北口、喜峰口到避暑山庄这条坦途，其余燕山屏障，大海阻隔，难以逾越。战国时代燕国亦筑长城，从中原的上谷郡妫州（河北省），至襄平（今辽阳市）。并设置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今朝阳市）、辽西（红山文化文物集中出土区域）、辽东郡（包括沈阳新乐文化），以此抗拒燕北东胡、山戎。然而，塞北的茫茫草原可栖身养生，北方部族各分散居于谿谷，他们自有君长召之即来，正是凭借特殊地理环境和民族习俗，与中原打了几千年的持久战和游击战，与此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的聚落遗址，神庙祭坛，长城残垣，历史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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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考古事实证明：在当时红山诸文化的分布地域，土肥水沛，林草葱郁，原始农耕非常发达。石耜、玉斧、石镞等成套完备的石制工具，早在八千年前已经普遍使用。如今仍旧可见遍地遗留物俯拾皆是，足以说明神农时代的耜耕技术先进，远比仰韶文化进步得多。目前所见文献，都以中原地区定位，有关北方的史实记载，微乎其微。大概是因为北方民族习惯的差异，把现实人生看得更为重要，而忽视其余。好在红山时期的先民，已经产生了宗教意识，企盼转世来生，或者说是认为在地下的冥世可延续权位，才会留下了宏伟的丧葬建筑，及其殉葬的玉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等遗物，否则更难以考究。传说中原构木为巢，而北方则为穴居，地域之异而房不同。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熟食，这些与红山考古相符，先民遗留灰坑遍地皆是，甚至于发明火炕、火墙取暖，平面双室的越层套间式的建筑格局。兴隆洼的原始聚落建筑被誉为“华夏第一村”，成排的房址规划整齐，错落有致，而同类型的房址清理完的就有千余栋，成为世界建筑史的奇迹。山城的设计亦为突出，道路的铺设、城墙的垒砌，聚落房址门向东南的风俗，历经几千载演绎后，时至今日谓之“紫气东来”。然而，更为辉煌的建筑却是喀左东山嘴，其建筑左右对称，石砌的墙壁按石头颜色而部位不同，分别表现出立面的装饰变化与色彩差异。这里出土了“中国的维纳斯”，及黄土捏造涂红陶衣的小型女神塑像群，不知是否就是女娲娘娘传土捏造的杰作？牛河梁的女神庙（女娲庙）更是富丽堂皇的草庵板屋式殿堂，成组的泥塑动物浮雕，等比例的人物造像（蒙古利亚人种的女神傩面），造型逼真写实，彩绘的几何形纹壁画，泥塑仿木立体构件，都把这女豨庙（女娲名女豨；远古神话中开天辟地神——豨韦氏；豨韦：怀孕的大肚母猪——生育神）装扮得神圣而豪华。可见当时偶像崇拜的公共神——女神，在人们心中所占据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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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出土主要来源于墓葬。举例说明中心墓葬的规模与施工，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山顶凿开竖穴，深入石层5米，骨架周围分散玉雕作品历历在目，随葬玉器件件精妙绝伦。要么冠枕玉凤，胸怀玉人，玉镯方璧散布其间；要么头枕马蹄筒，两耳大玉璧，胸襟勾云形玉佩，腰间玉猪龙，手腕处玉箍和玉镯，双手各握玉龟，且雌雄成对……。金字塔式祭坛与墓葬相邻，往往是山陵式积石冢群，大小不一，尊卑有别，小墓围绕大墓向外辐射多达20余座。祭坛的构造似“曼达”（藏传佛教中塔式供奉），大石圈套小石圈，层层叠叠渐变收拢，石圈间夯土多达10万立方米以上，最外围石圈直径百余米，每一圈的石头都尺寸相近而颜色统一，都是按照 “天圆地方”的形制规划表现，南北轴线分布，左右对称布局。这些汇集各地名石并修整规矩的彩色石块垒筑的金字塔式祭（天）坛，或许是相传的女娲带领部落众人炼（碫）五色石而补之天（坛）。在这片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坛、庙、冢三位一体的巨大建筑群落，与北京的太庙、天坛、十三陵的格局相似。如此的大的规模，复杂的施工，不可否认这必然是已经超越了部落联盟，在整个华夷集团中抽调能工巧匠，常年的联合且连续施工。其坛、庙、冢的建造选址也正是地处整个红山诸文化的中心位置，沿着名山努鲁尔虎山谷布置，依靠北部的老哈河（土河）水系和东部的大凌河（白狼水）水系设计建造。周围近处不设聚落生活建筑群（最近处在兴隆洼），其祈祷祭祀活动需各部长途跋涉专程来此，概也是整个华夷集团各联邦部落共同尊奉的神庙。由此推测，主持祭祀活动的首领，是通过手中掌握象征着神权的神灵信物——玉神器，沟通天地，替天施命，发号施令，依权行政。彼时，“礼制”雏形已经形成，崇拜信仰已经系统定局。原始氏族公社完成解体换代过渡，取而代之的是一代新兴的华氏王朝，组建了联合部落联邦式奴隶制的地方国家——华夷。

任南

简而言之，红山文化所涵盖的内容博大精深，非三言两语所能表白。从跨越的时空和其统辖广阔的区域来看，初露端倪已令世人刮目，而蕴藏于九泉层面的文物乃至玉神之器，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必将是伟大贡献！海峡彼岸×先生勇于深入重大难题，探研红山玉文化及雕琢艺术的先行精神尤为可敬，相比之下我等生长于斯，蹉跎忙碌，劳而无获，倍感汗颜。有感于×先生身居海外，心系红山；华夏后裔，龙脉相传。故触景生情，拟正本清源；探赜索引，染指于红山。现借宝籍扉页补壁，遵嘱撰写弁言如上，意在引玉而抛砖。

特此撰稿，是为序。

一壶居士

司马迁在《中记》中写到大禹治水时有这样一段话：“（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行，以开九州，通九道”。在这里，司马迁给我们展现了禹带领测量队治水的生动画卷。你看，禹带着测量人员，肩扛测量仪器，准、绳、规、矩样样具备。他们有时在陆地坐车行进，有时在水上乘船破浪，有时在泥泞的沼泽地里坐着木橇，有时穿着带铁钉的鞋登山。由此可见，“准、规、矩”是古代使用的测量工具。

“准”是古代用的水准器。这在《汉书》上就有记载。“绳”是一种测量距离、引画直线和定平用的工具，是最早的长度度量和定平工具之一。禹治水时，“左准绳”就是用“准”和“绳”来测量地势的高低，比较地势之间高低的差别。“规”是校正圆形的用具。“矩”是古代画方形的用具，也就是曲尺。古人总结了“矩”的多种测绘功能，既可以定水平、测高、测深、测远，还可以画圆画方。一个结构简单的“矩”，由于使用时安放的位置不同，便能测定物体的高低远近及大小，它的广泛用途，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无穷智慧。

然而，“准、绳、规、矩”还不是最早的测量工具。1952年，人们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发现了一处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氏族村落遗址。在这个遗址中，有完整的住宅区，其中有四十六座圆形的或方形的房子，门都是朝南开的。由此可以断定，氏旅人是能准确地辨别方向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来辨认方向呢？据推测，他们是观察太阳、星星来辨别方向的。

一般的物体，如树木、房屋等，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都会投射出影子来，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常常观察这些影子，慢慢地，人们发现这些影子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而且还发现这些影子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立竿见影”便是我国古老的测量工作。古人们用“立竿见影”来确立方向，测定时刻，或者测定节气乃至回归年的长度等等。由此可以说，中国最古老、最简单的测量工具是“表”，也就是普通的竹竿、木竿或者石柱等物。人们从远古研究“竿影”不知有多少千万年了。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人们通过“竿影”的丈量和推导，创造出一套“测量高远术”来，“立竿见影”成了汉语中的一句成语。

一壶居士

古代的地理载体

在我国地图学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地图的载体多种多样，主要有木牍、缣帛、铜器、纸笺、石碑等形式。 原始社会的地图，陶器可能是载体之一。我国地图的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我国陶器上的绘画已非常精美，因此在陶器上绘制地图是有可能的。在国外，已发现人们于大约4000多年前在陶片上绘制的地图。当然，这种地图只是事物图像与地理现象融为一体的原始地图。 我国古代早期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以竹帛作为文字、绘画的载体的。简牍的使用时间约从上古至公元三四世纪，缣帛则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开始应用，延续至公元五六世纪。简牍包括竹简和木牍。其中竹片是那时主要的文字载体，但它太狭窄，不适合绘制地图，如《孙子兵法》有图九卷、《齐孙子》有图四卷，兵书都是书于竹简上，附图则是绘制于其它材料上的。木板既容易获取，也比较容易处理平整，是绘制地图的一种好材料，成为那时一种重要的地图载体。1986年，我国甘肃天水的放马滩曾出土四块木板地图。其中三块木板两面有图，一块一面有图，一共七幅地图，表示了河流、道路、居民地、境界等要素，为战国末期秦国?县的地图。它们大约绘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实物地图。《论语•乡党》中有一则记载也提到了木板地图。有一次，一个人背着木板地图在行走，孔子见了，连忙向他行礼致敬。那时地图是国家土地、人口、政权的象征，孔子其实是敬图及人。 木板过于笨重，用作地图载体，收藏、携带都较困难。相比之下，缣帛质地细密，轻柔易携，作为地图载体具有较强的优越性。缣帛属于高档品，用于书写文字并不普遍，但是，由于那时地图具有特殊的地位，使用缣帛还是较多的。我国古籍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在那则尽人皆知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荆轲向秦王献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燕国督亢地区地图，并当着秦王的面打开地图。图穷匕首见，刀光剑影中，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搏杀。那幅可以舒卷的地图无疑是绘在缣帛上的。《后汉书•邓禹传》载，光武帝在广阿城楼上“披《舆地图》”。这种能披览的地图，也应是缣帛地图。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三幅帛地图《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使我们见到了古代缣帛地图的“真身”。它们绘制于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前，是至今出土的最早的缣帛地图。 缣帛作为地图载体不仅可以墨绘，还可以刺绣。《拾遗记》中有一则记载说，吴主赵夫人曾于方帛上刺绣一幅地图，“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 缣帛作为地图载体不但在纸发明之前很受人们喜爱，即使在纸发明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仍将有些重要的地图作品绘在缣帛上。唐著名地图学家贾耽曾编制《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就是绘在缣帛上的；北宋淳化年间，政府组织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全国总图《淳化天下图》，总共用去绢帛一百余匹。 青铜也曾被用作地图载体。随着铜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在夏商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时把需要保存的重要的文字铸于青铜器上。由于地图的地位较高，也有被铸于青铜器上的。《左传》中记载的著名的《九鼎图》就是一例。 那时还有用铜板制图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中出土了一幅《兆域图》，系中山王墓穴陵堂的规划图。该图即镌刻在一块铜板上。 纸不是从蔡伦以后才出现的，大约在战国后期它就被应用了，并也用于地图绘制。在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幅纸质地图，以墨线描绘了山水、道路等要素，是西汉文景时期（公元前179年—前141年）的实物。但蔡伦以前的纸产量极少，也很粗糙，不能满足绘制地图的需要。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技术与工艺，使纸的生产得以普及。至公元三四世纪，纸开始风行，成为地图的重要载体。直至今天，纸仍是地图的主要载体。 石刻也是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地图载体。石刻地图这一形式很早就出现了。据《述异记》载，春秋时鲁班曾在洛阳附近的石宝山上雕刻了一幅地图《九州之图》。这是我国记载中最早的石刻地图。至宋朝时期，石刻地图开始盛行起来。当时流行把一些重要的地图作品镌刻在石碑上以利保存。这是因为纸张地图很容易损毁，而且地图的绘制工艺复杂，难以像文字那样大量抄录复制，其数量很少。而石刻地图则能长时期保存。我国留存至今的古代地图作品，宋代以前的已极其少见，而宋朝却保存下来不少地图珍品，如《华夷图》《平江图》《地理图》等，多是石刻地图。石刻地图还可供摹拓复印，有利于地图的传播。 我国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特种地图，它们有些是用多种材料混合制作的。如北宋熙宁年间，沈括用木屑、熔蜡、木头等材料制作了一幅边境地区的立体地图，供了解边疆地形、边防使用。多种多样的地图载体对我国古代地图学的进步功不可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事业发展的成就。如今，纸张虽然仍是地图载体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已出现了电子地图、多媒体地图、网络地图等全新的载体形式，展望未来，必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新颖的载体形式出现。（中国测绘报2003.03.21）

一壶居士

地图的起源，有人推测比文字的起源还要早。因为原始地图跟图画一样，把山川、道路、树木如实地画进地图里，是外出狩猎和出门劳作或旅行的指南。

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就广泛流传着《河伯献图》的神话故事。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感动了河伯。河伯是黄河的水神，禹为治水踏遍山川、沼泽，忽一天看见河伯从黄河中走来，献出一块大青石，禹仔细一看，原来是治水用的地图。禹借助地图，因势利导，治水取得了成功。“传说”虽然不能证实地图起源的具体时代，但从侧面说明，约在四千年以前，我国先民已经使用地图了。

据史籍记载，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我国就诞生了地图。《汉书.郊毅志》中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像九州”的记载。《左传》中有：“惜夏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意思是说，在夏朝极盛时期，远方的人把地貌、地物以及禽兽画成图，而九州的长官把图和一些金属当作礼品献给夏禹，禹收下“九牧之金”铸成鼎，并把远方人画的画铸在鼎上，以便百姓从这些图画中辨别各种事物。文中的“百物而为之备”，很明显说明是供牧人、旅行者使用的图。可惜，原物流传至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因战乱被毁而失传。

据宋代思想家朱熹推断，后来的《山海经图》是从夏代九鼎图像演变而来的，也是一种原始地图。在《山海经图》的“五藏三经图”上，画着山、水、动物、植物、矿物等，而且注记着道里的方位，是较规范的地图形式。由此可以说，中国在夏代已经有了原始的地图。

一壶居士

盘古王表

据四川省盐亭县天垣地区远古传说，这里不但是古西陵氏的发祥地，出了黄帝元妃嫘祖，而且还是盘古王的故乡。约公元前2090年，大禹受帝尧之命领导治水，来到北川他出生地附近的西陵氏发祥地之一的梓潼县，指挥民工间伐西陵氏第一代国君文昌封地内梓潼山上的高大樟梓林，准备造舟，借便运送他曾在家乡发现的治水需要的天然类水泥“息壤”。 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紧急任务，但伐木部队遭到文昌后人中的顽童主的百般阻拦，在万般无奈之下，大禹只得下令诛杀了梓潼顽主。治水成功之后，约公元前2070年，大禹接替舜帝登上帝王之位，但他十分思念家乡西陵氏人民曾经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约公元前2045年，大禹亲自来到盘古王的诞生之地天垣盘垭村，在盘母石旁立下一方经他多年考证的王表龟碑，记下了从盘古到他大禹四千多年间中华帝王的更代情况，即后人称的“盘古王表”。

时间又过去近四千年，天垣举溪河畔出了一位穷读书人，他叫何拔儒，对大禹立盘古王表的传说深信不疑，并多方寻求解答的钥匙。机会终于来到了，1902年他被清庭颁布的新政选派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悄悄地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 1906年何拔儒从国外学成归乡，继续通过实地对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并且补上了夏代大禹后的列朝君王。今天这个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
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

（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８０００－６３９０年：

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６３９０－６２１０年：

１、盘古；２、天皇；３、地皇，４、人皇，５、五龙纪，６、摄提纪，７、合雒纪，８、连通纪，９、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６２１０－５７７０年：

１、巨灵氏，２、句疆氏，３、谯明氏，４、涿光氏，５、钩陈氏，６、黄神氏，７、巨神氏，８、犁灵氏，９、大隗氏，１０、鬼隗氏，１１、掩兹氏，１２、泰逢氏，１３、冉相氏，１４、盖盈氏，１５、大敦氏，１６、云阳氏，１７、巫常氏，１８、泰壹氏，１９、空桑氏，２０、神民氏，２１、倚帝氏，２２、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５７７０－４０７０年：

１、辰放氏，（共４代），２、蜀山氏（共６代），３、虺傀氏（共６代），４、儿遽氏，５、希韦氏（共４代），６、有巢氏（共２代），７、燧人氏（共４代），８、庸成氏（共８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

１、浑沌氏（共７代），２、葛天氏（共４代），３、女娲氏，４、伏羲氏，５、赫胥氏，６、东户氏（共１７代），７、皇覃氏（共７代），８、启统氏（共３代），９、吉夷氏（共４代）。

（六）[url]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

１、仓帝史皇氏，２、柏皇氏（共２０代），３、中皇氏（共４代），４、大庭炎帝氏（共５代），５、粟陆氏（共５代），６、昆仑氏（共１１代），７、西陵氏（共５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３１５０－２２３０年：

１、轩辕氏（共３代），２、祝融氏（共２代），３、昊英氏（共９代），４、古皇有巢氏（共７代），５、朱襄氏（共３代），６、阴康氏（共３代），７、无怀氏（共６代），８、神农氏（共８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２２３０－２０７０年：

１、黄帝有熊氏（共３代），２、颛顼，３、帝喾，４、尧，５、舜。

（九）夏朝时期，公元前２０７０－１６００年：１、禹，２、启，３、太康，４、仲康，５、相，６、少康，７、予，８、槐，９、芒，１０、泄，１１、不降，１２、扃；１３、廑，１４、孔甲，１５、皋，１６、发，１７、癸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7 11:07:11编辑过]

abubuyou

以下是引用rn在2007-7-17 11:07:04的发言：
简而言之，红山文化所涵盖的内容博大精深，非三言两语所能表白。从跨越的时空和其统辖广阔的区域来看，初露端倪已令世人刮目，而蕴藏于九泉层面的文物乃至玉神之器，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必将是伟大贡献！海峡彼岸×先生勇于深入重大难题，探研红山玉文化及雕琢艺术的先行精神尤为可敬，相比之下我等生长于斯，蹉跎忙碌，劳而无获，倍感汗颜。有感于×先生身居海外，心系红山；华夏后裔，龙脉相传。故触景生情，拟正本清源；探赜索引，染指于红山。现借宝籍扉页补壁，遵嘱撰写弁言如上，意在引玉而抛砖。

特此撰稿，是为序。

紅山文化

博大精深

猶如拼圖

難睽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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