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时期及红山文化地区发现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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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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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

以下是引用东胡在2007-6-13 13:39:07的发言：

后记：

在您欣赏这让人激动和欣慰的约8000年前的出土的河南舞阳贾胡骨笛的时候 ，让我们共同的记住一位红山界朋友醉石斋主人先生，是他放弃了休息的时间，特意请来了网络的高手，为我们下载了这红山文化乐器的材料。

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发现，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文化时期骨笛的发现，都为我们民间探讨史前文明提供详实的资料。

东胡先生红山文化时期骨笛乐器材料的发现，玉笛材料的发现，玉排箫材料的发现，石磬材料的发现，以及陶鼓，陶埙，陶号，陶响器等一大批红山文化时期乐器材料的发现，为民间探讨红山文化时期的礼乐制度提供了民间的可靠的材料。

 

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文化时期骨笛。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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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buyou

以下是引用东胡在2007-6-13 15:01: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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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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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东胡在2007-6-13 15:01: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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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先后有许多话题成为诸子百家争论的“热点”，礼乐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有关礼乐文化的议论，主要是围绕贤人达士对三代，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的继承和理论化而展开的。现实中的“礼崩乐坏”是礼乐制度的衰微，却不是礼乐文化本身的废弃。以儒家为代表的许多思想家在礼乐衰落之际，却看到了其永恒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功用，并预感到礼乐复兴的历史必然，并为此进行了顽强不懈的奋斗，特别是理论方面的论证，为礼乐复兴提供了思想依据和精神动力。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就是这一思潮中耀眼的浪花，其中关于礼乐的产生、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礼乐的教化功能、礼乐与仁德、刑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使人耳目一新，填补了不少过去对先秦儒家礼乐文化认识上的缺失，将会推动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化。-----东胡先生红山先民"礼乐"贴置顶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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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乐的产生，已知的文献中有各种说法，如礼乐本于神说：《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神者品“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如礼本天地人的统一和秩序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上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还有礼根于人类自身繁衍延续的欲望说：“孝，礼之始也”[1]“夫礼，始于冠，本于昏”[2]。楚简《性自命出》提出了“礼作于情，或兴之也”[3]。这一提法在先秦及后儒中是罕见的，而在楚简中却屡见，如《语丛一》上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4]，《语丛二》上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礼乐生于人情这一命题颇具人文精神，在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无疑是一曲人性解放的欢歌。类似的说法在别处还可以见到，如《礼记·坊记》上有“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史记·礼书》上有“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议，……礼者，人道之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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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到西周鼎盛时已有极其繁多的仪节格式，《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这些仪节格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恭敬。《左传·僖公十一年》上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孔子集语·劝学》引《尚书大传略》说：“子曰：……不敬无礼，无礼不立”。《管子·五辅》上说：“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可见，恭敬作为礼的基本特征，是先秦儒家乃至以外的其它学派都公认的，楚简也不例外。《五行》上有“安而敬之，礼也”，“行而敬之，礼也”，“恭而博交，礼也，”[5]；《性自命出》中有“宾客之礼必有夫斋斋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斋斋之敬，居丧之礼必有夫恋恋之哀”[6]；《语丛一》上有“礼生于庄”[7]。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礼的恭敬、庄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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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乐”，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这表明，和就是乐的基本特征。这说明，音乐上的“和”逐渐演变出与“礼”相配合，起辅助作用的、用以和谐各种礼义关系的一个概念。如《尚书·虞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指人与神灵的沟通、和谐。《国语·周语下》有“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和成，上下不罢。”——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乐记》上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即观乐之精义——作者注）其深矣。’”——这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楚简中也有类似的话，如《五行》有“和则乐”，“和则同，同则善”[8]。《尊德义》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往矣。”[9]由这里可以看出，和谐乃同，同则一致。因音乐可以和谐感情，使人际关系融洽，使人在行为上向善。甚至对于人感情中的哀悲之情，也可以通过音乐得以渲泄，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不会使人心惑智乱，作出有违礼义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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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胃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君令而不违，臣恭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礼乐之教就是和谐人的情性，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姑妇）均能和睦相处。孔子也十分重视礼乐之教。作为首创私人教育的教育家，他把礼乐之教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他“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10]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1]，认为对人的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荀子在《乐论》中更明确地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报口腹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总之，先秦儒家是非常重视礼乐的教化、教育功能的，这在楚简儒家文献中也有反映，如《尊德义》上说：“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13]《性自命出》在论证了礼乐生于情的基础上，强调了用《诗》、《书》、礼乐进行教化，“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14]这就是说，通过论会、逆顺、节度、出入等手段，养性理情，使德生于心中。“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安焉”[15]，这里要求统治者以人情为美，以仁义为贵，修善节文，整齐仪容，乐顺天道，悦于教化，便可形成恭敬安详、礼乐融融的人间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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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性自命出》特别注重探讨乐教功能发挥及其规模性。“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16]这是讲音乐对人的感动作用。孟子在《尽心上》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此外，不同类型的音乐，对人有不同的作用，“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舀如也斯奋。闻琴瑟之声，则讠季 如也斯叹。观《赉》、《武》，则斋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咏思而动心，胄如也，其居次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从之也。” [17]这里作者显然是推崇健康向上，能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的高雅纯正的音乐、舞蹈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音乐队教化功能。在本篇中，作者反复论说音乐与哀乐的联系，对哀乐十分重视，“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其至情也。” [18]在《尊德义》中讲得似乎更明白：“由礼知乐，由乐知哀” [19]为什么能“由乐知哀”呢？因为“至乐必悲”，故“由乐知哀”就如同“由乐知至乐”，“至乐”是表达了“至情”的，作为音乐极点的“至乐”和情感极点的“至情”的统一谐和，正是教化所追求的目标。作者对这种“至情”表达的过程还进行了描述，因“至乐”最能激发人崇高悲壮的情感，并通过“戚然以终”，通过“游哀”，通过忧、戚、叹、辟、踊，最后使得内在情感得以渲泄，进入一种悲剧性的审美境界。这既不会抑制人，也不会失礼，可以使人情绪平衡，身心和谐，达到以乐养性，以乐怡情的目的，最终使礼乐之教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