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博士

许群利

                                                

 

姓名： 邓聪  职务：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博士

邓聪博士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硕士、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考古），现任香港历史博物馆及香港文化博物馆历史（考古）顾问、中国文物学会理事、海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顾问教授等职务。至今为止，邓聪博士已出版了十多部专著和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及评论。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获任德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2009年2月13日，德国考古研究院代表在香港向邓聪教授颁发通讯院士证书。

    日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邓聪被德国考古研究院选为通讯院士，成为中国继夏鼐、安志敏、王仲殊、张长寿、乌恩、刘庆柱、安家瑶、王巍、严文明、陈铁梅、梅建军之后第十二位获此殊荣的专家，亦是港澳地区首次得此荣誉的学者。德国考古研究院始建于1829年，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考古研究机构之一，作为德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联邦机构，该院通讯院士是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学术荣誉，德国考古研究院将此荣誉授予在考古或文物研究领域独有建树的外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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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群利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来我院讲学 （2005-04-20 20:05）

历史文化学院2005-03-28 09:25 　　2005年3月23-27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应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之邀来我校进行访问，并为考古系师生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此次报告会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教授主持，中心副主任方辉教授、中心王青教授、陈淑卿老师等参加了这次报告会。 　　邓教授利用两天的时间为我们分别讲述了他关于“古代玉器研究方法及实践”、“东南亚树皮衣服民族学及考古学考察”的相关研究。古玉研究一直是考古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方面。邓教授利用分布于越南地区的冯原文化及环珠江口地区的有关资料从玉器作坊、玉器制作工艺等角度探讨了古代玉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玉器加工研究方面，提倡利用实验考古的新方法去研究。目前中国大陆对于古玉的研究早已突破了器物表面的形制、纹饰等的粗浅分析，诸多学者更为关注古玉的制作工艺问题，特别是在开料等加工方法、加工工具方面的讨论更为热烈。如果仅仅通过观察器物表面遗留下来的制作痕迹去揣测古代的制玉工艺，我们的研究则稍显论证不足。实验考古虽是一种现代人对原始技术的模拟，但至少为我们探讨古代器物的加工工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东南亚树皮衣服”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邓教授在人类衣服历史上，发源于中国的纺织丝布和树皮无纺布，同样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 在某些地区无纺布先于纺织品起源并成为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现象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尤为典型。他从全世界的范围内从生产工具以及民族学资料入手讨论了无纺布的发现、发展以及制作等问题。在这一研究中他利用了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并进行了多种民族学方面的试验，对我们启发颇大。他的研究表明，树皮技术自中国南部（珠江流域）向中南半岛进发，席卷东南亚岛屿后，从海路上跨过太平洋岛屿进入中美洲，在中美洲又被作为纸张使用，对中美洲的历史影响致为深远。无纺布的研究为我们在纺织布系统之外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拓展了大家的研究视野。 　　无论是实地的考察还是对于原始技术的模拟，对于我们的研究都是必须也是必要的。我们从邓聪教授的研究中可以体会到，考古学的研究，动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邓教授的新思路为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报告结束之际，中心主任栾丰实教授为邓聪教授授予了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的聘书。

许群利

                                      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

学院席永杰院长与邓聪教授参加红山学术论坛 历史系徐子峰主任与邓聪教授进行学术交流

       2005年5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到达赤峰学院，5月25日下午3时，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历史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联合举办的“红山文化论坛”第四讲，内蒙古工作队在赤峰学院院长、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席永杰教授主持下，邓聪教授以“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关系”为题，为我院师生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邓聪教授的学术报告资料丰富、内容详实、深入浅出地阐示了用民族学视角研究东亚玉器的独创性。论坛结束后，在赤峰学院历史系主任徐子峰副教授的陪同下，先后在敖汉旗刘家屯、北双庙红山文化遗址，兴隆沟遗址，喀喇沁旗小河西文化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
    邓聪教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曾留学日本，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多年致力于东亚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在东南亚等地做过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近年来致力于东亚玉器、玉文化的研究，在玉器工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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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群利

(2005-5-30)

　　2005年5月22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与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博士、考古发掘助理黄韵璋女士在山西大学社科处处长孔富安教授等人陪同下，来我中心作了题为“以柔制刚－－砂绳截玉考”的报告。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及山西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部分师生听取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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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4月5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博士应邀来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作了题为《南北儋耳》的学术报告。基地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詹长智教授热情接待并主持了学术报告，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及海南省博物馆的部分同志、图书馆海南地方文献中心的同志及海南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了邓聪博士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在图书馆馈赠书库举行。

　　首先詹长智教授致欢迎辞，感谢邓聪博士在百忙之中为大家作学术报告。周伟民教授介绍并高度赞扬了邓聪博士的著作及学风，认为邓聪博士善于利用考古学、民俗学及文献材料，开拓新学科，学术视野十分开阔，治学非常严谨。

　　邓聪博士的学术报告首先以其新颖的主题——“南北儋耳”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邓聪博士指出，海南岛作为研究东南亚与南中国而言，位置十分重要，自己多次来到海南，深感幸运。“儋耳”作为海南最古老的名称之一，本意就是“大耳朵”、“大耳垂”，2004年邓聪博士在海南乐东还真的拍到了2000年前《汉书》所记载的如同鸡肠状的耳朵，令所有在场的人叹为观止。邓聪博士以丰富的考古及实物照片表明，从俄罗斯到东南亚，儋耳问题都存在。邓聪博士进而讲解了对耳朵进行化妆的涵义、身体的变形、珏饰的佩戴方法、耳环世界史的考察等问题。

　　最后，周伟民教授进行了总结，指出邓聪博士的学术报告图文互动、声图互动，令与会者收获匪浅。在场的听众纷纷提问，与邓聪博士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会后，邓聪博士将自己的新作《玉器起源的探索》赠送给海南大学图书馆

 

 

许群利

马家浜

　　马家浜文化遗址

　　文字

　　马家浜文化遗址在距嘉兴市区7.5公里的南湖区城南街道马家浜村，于1959年春发现，当时由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进行发掘，197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确认以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并正式定名。

　　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00米、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的遗址分上下二层，上文化层以灰黑色粘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厚达12—80厘米。发掘出兽骨、石锛、砺石、骨镞和各种陶片等。下文化层15—75厘米，为黑色粘土，发掘表明兽骨比上文化层更多，有骨镞、骨锥、骨针、骨凿以及石斧、砺石等。在两层之间淤泥中还出土了30具人骨架，并有部分随葬品，包括生产工具、饰品等。在发掘中还发现了长文形房屋遗址，南北7米，东西3米，残存木柱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下文化层中还发现了碳化无角菱。

　　马家浜文化遗址上承余姚河姆渡文化，下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认为这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此后在嘉兴地区还发掘出如“罗家角遗址”等十多个马家浜文化遗址，并再次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马家浜文化已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确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马家浜文化遗址1989年12月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七千年以前，今嘉兴市境已有先民居住繁衍，形成马家浜文化。1959年初春，南湖区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自然村农民在挖坑沤肥时，沉睡地下几千年的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被发现。经考古专家鉴定确认，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马家浜文化遗址是该地域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存。“江南文化源头”也由此而来。

　　随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桐乡罗家角遗址、余杭吴家埠遗址、常州圩墩遗址等先后进行的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共发现了20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限最早的则是距今已有7000年的桐乡罗家角遗址，其中出土的稻作要素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年限。从而，不仅证实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水稻的国家，而且也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这些极其重要的成果使考古学者兴奋不已，除了学术上的讨论外，江、浙、沪考古同行互相参观学习，增加了交流，使马家浜文化的研究掀开了新篇章。马家浜文化也载入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用更宽广的眼界研究马家浜文化

　　人物：牟永抗，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考古学会顾问

　　马家浜文化的发现和认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地区新兴知识阶层重新寻找历史足迹的一个产物。辛亥革命以后，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就开始了积极寻找自身文化之根的努力。1934年修筑苏嘉铁路时，在双桥就挖掘出了史前人类玉器，以后的数十年，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最终被命名为“马家浜文化”。

　　1977年，南京召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我宣读了论文《试论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这就是被现在的马家浜文化学界公认为研究马家浜文化的第一篇文章，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早在1959年春，我就写了《浙江省吴兴邱城遗址1957年发掘报告手稿》。在这部1万多字的手稿中，我明确写明：“邱城遗址3个地层对江浙一带已发现的很多遗址有着许多关联，它的下层基本上和……嘉兴国界桥……等遗址相近。”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我无法发表这部手稿。这次研讨会，我把这部孤本的手稿带来了，希望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

　　经过最早的一批研究者和他们的后续者的不断努力，马家浜文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对它的总体认识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需要“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来说，“达成共识”决不是什么好事。我对目前马家浜文化研究的感觉是，有点像温吞水，近几年没有出现更新的观点，多是在先前的考古发现和前人的观点上炒冷饭。马家浜文化研究期待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应该成为后学者的视野障碍。

　　我们在认识和研究马家浜文化的时候，要拥有更宽广的眼界。必须树立这样的研究思想：马家浜文化和世界上任何文化一样，都是地球村文化的一分子，再具体一点说，是东方文明的摇篮之一，是由黄河、长江为主体的双子河流域孕育的文明。马家浜文化研究到现在远远不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后学者不断努力。我给他们的赠言是：要在野外的现场努力找到学术研究前进的新的生长点。我和每一个关注马家浜文化的人一样，期待它的研究出现一个大突破。

　　马家浜文化留住了嘉兴文化的根

　　人物：林留根，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这些年来，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对良渚文化的研究特别热，挖出了很多的玉器，也发觉了很多的贵族墓葬，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考古中可以发现，环太湖的文化都是一脉相承而来的，一切文化的源头在马家浜。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先祖们用他们的智慧、劳动把良渚文化推向了顶峰。我认为，用“江南文化之源”来称呼马家浜文化，这个称呼是恰如其分的。

　　在马家浜时代，在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太湖新石器时代，根本没有浙江和江苏之分，在这两地的马家浜遗址，我们发现了相同的文化内涵，只不过地理位置不同，摄取来源不一样，导致生活方式不一样，遗留下一些遗物、遗存有着地区的区别，实际上马家浜文化是大同小异的。马家浜文化不是一个地方独有的，它存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而嘉兴是发现马家浜遗址最早的地方，并相对于分布圈来讲，也是处在中心地带，辐射范围较大。

　　在江南文化节举行期间，嘉兴没有带任何功利的色彩举办这么一个纯粹的大型学术性活动，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嘉兴政府的这个举措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其它很多地方，在我走过的很多城市中，遗址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让人感到痛心，它使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在消失，导致这个城市失去个性，没了个性，城市与城市的区别也就不存在了。像江苏也有马家浜文化，虽然从发展的过程来看，不管是江苏，还是嘉兴，对遗址都有或多或少的破坏，江苏也做了一定的保护工作，但是与嘉兴在文物、遗址保护上所做的工作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嘉兴对遗址的保护走得比较早，政府很早就认识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重视考古文化。现在嘉兴正在让马家浜文化实实在在成为嘉兴的文化品牌。这次嘉兴还出了《马家浜文化》一书，这本书不仅留住了嘉兴文化的根，同时它也是一本很好的留给子孙后代的乡土教材书。

　　马家浜文化研究一定会走向繁荣

　　人物：吴汝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嘉兴人，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文化之根。1975年，我在文章中首次提出“马家浜文化”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考古遗址的“马家浜”也就成了考古文化的实体。

　　要了解“马家浜文化研究”的意义，就不能把它仅仅视作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课题。比如现在的研究表明，良渚文化最终衰落是因为它这一时期的人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花在了非物质生产上去了，影响到了物质生产的进行。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一切非物质生产方面都必须适应物质生产的发展，否则必将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我们研究马家浜文化，研究它如何走向繁荣，这对当下的社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其实良渚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的一个分支，要想对良渚文化有深透的研究，必须要研究它的源头。

　　现在很多人，包括媒体在内，喜欢炒作某一种文化知名度，其实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不认为马家浜文化知名度比不上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在考古研究学界，无论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都熟知马家浜文化。反过来说，一种文化有没有价值、价值有多大，这和它的知名度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知名度这东西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段，历史还将永远延续下去，人们的认识将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定数。我们现在对马家浜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远没有穷尽，这就更需要下一代人不断努力，用更高的水平认识我们的先祖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创造的文明。

　　我相信马家浜文化一定会走向繁荣。就拿我们的这次学术研讨会来说，这本身就是对马家浜文化的高度重视。《马家浜文化》也赶在了研讨会召开之前出版，虽然全书内容是以前考古发掘材料的累积，没有特别新的东西，但它的实用性特别强，对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并有可能开启马家浜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从世界的角度看马家浜

　　人物：邓聪，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马家浜文化，不能只局限在太湖流域一个地方，因为马家浜文化不是一个地方所独有的，香港就出土过跟马家浜时期相同的白陶，在俄罗斯、日本等地，也发现了马家浜时期的文物。我们搞研究，眼界就要放得一点，不仅看整个长江流域，而且要看整个中国、整个东亚、甚至整个地球，我们总会发现世界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多历史文化上的联系。

　　我们大学要进行研究课题时，香港这个地区就显得太小了，我们总是希望研究的范围能够更大一点。香港回归以后，我们到祖国各地走走的机会更多，同行之间交流的机会也增多更融洽了。

　　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往往不会局限在某个历史阶段，而是比较全面地对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马家浜文化是其中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领域和重要课题。

许群利

中外学者汇聚赤峰为红山文化把脉

［  http://www.northnews.cn  时间：2008-8-31 20:47:15 来源：北方新闻网   391］

赤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现存历史文化遗迹68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处。作为红山文化的发祥地和玉龙的故乡，在距今7000多年的“中华第一凤”——陶凤杯出土后，赤峰市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凤之乡。8月29~30日，在第五届草原文化节暨第三届红山文化节盛装开幕之际，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赤峰，共同交流对红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余秋雨：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源之一     著名学者余秋雨说：“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如果以时间来分的话，巴比伦和埃及比较早，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稍晚一些，它们相隔了有1000年左右，但是我们的文化没有很好地传达出去，所以我们不但要做文化，而且要做大文化。而大文化的起点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落脚点，说到这里，红山文化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我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29个大脚印，那是中华文明伟大的脚印，其中有一个就是红山文化。我们不能盲目和匆忙地把红山文化定为中华文明跨入文明的门槛，但可以说它是在中华文明跨入文明门槛的时候，铺设了一个关键性的台阶。过去，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把中华文明的门槛主要定位在黄河流域，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考古研究，我们慢慢地知道了，长江流域的文化也很精彩，现在我们又知道了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主源之一，它对人类的文明有巨大的贡献，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而其所在地就是我们现在的赤峰市。”     余秋雨还表示，以后他会把红山文化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                                                                  郭大顺：斜口筒形器是龟壳的抽象化      “在已经发掘出的红山玉器中，斜口筒形玉器的数量最多，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但对它的用途我们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在参加此次高峰论坛的学者中，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郭大顺先生可谓德高望重。郭大顺就一直无法解开的斜口筒形玉器的用途之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据郭大顺介绍，在安徽凌家滩的一个古墓中出土了很多玉器，其年代与红山文化相近，而其中的一件斜口筒形玉器正看为筒形器，反过来看则俨然就是一个龟壳。郭大顺告诉记者，在红山文化的研究中，一直有红山先民龟灵崇拜的说法，而在出土的玉器中也有玉龟，但这一说法一直没有被证实，如果斜口筒形玉器就是龟壳的抽象化的话，那么其出土数量众多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郭大顺说：“玉器是红山文化的精髓，而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华文化根系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也是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有力证据。”                                                                      邓聪：红山玉器的制作水平很高     “红山玉器的制作水平很高，与其他地区的玉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邓聪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参加此次高峰论坛前，他已经在赤峰市敖汉旗、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喀喇沁旗等地拍摄了几千张玉器的照片。     邓聪以从敖汉旗出土的一个筒形玉器为例，探讨了从毛坯到筒形玉器的制作过程，认为敖汉旗玉器的制作在当时已很先进。他说，红山匠人在制作玉器时已经能够依据器物的造型特点熟练地运用切割、琢磨、钻孔、抛光、圆雕、浮雕、透雕镂空、两面雕等多种技法来加工玉石，使之成为形态各异的玉器。而独特的造型设计和雕琢工艺使红山玉器具有具象生动、抽象神秘、粗犷豪放、自然质朴的特点。他还表示将把自己对红山玉器制作过程的研究成果写出来，从工艺角度探讨玉器的制作方法和特点。                                                      海村惟一：红山文化是东亚文化的源头      “我是第二次来到赤峰，我要说的是《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比较研究——试论红山文化的水纹型（幅射型）文化传播说》。”在本次红山文化高峰论坛研讨会现场，一位特殊身份的学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就是来自日本福冈国际大学的学者海村惟一。       海村惟一说：“红山文化在日本有很多的研究者，而在东亚考古学上也有很多有关红山文化的论文发表。”在此次研讨会上，海村惟一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日本东部地域的绳文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认为，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而红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神本性审美意识，是史前东亚文化（绳文文化、三星堆文化、南越文化）的源头。                                                  许清佐：加快民族文化的研究进程 在此次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还有来自宝岛台湾的学者许清佐。 许清佐告诉记者，在台湾有很多人研究红山文化、收藏红山时期的器物，而他本人更是热衷于红山玉的收藏。他说；“我觉得现在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展还是有些慢。现在祖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强大，作为台湾同胞，我热切希望我们能够集中人力和物力，加快我们古老民族文化的研究进程。” 许清佐表示，他会为民族文化的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席永杰：用实验证明管钻技术的成熟      玉器是红山文化的灵魂，然而那么硬的玉，古代的红山先民在没有现代先进设备的情况下，是如何把玉器雕琢成各种各样形状的，制作一件玉器要用多久时间呢？在此次高峰论坛上，赤峰学院院长席永杰给大家讲述了他们曾做过的一个实验，用实践证明在一件玉器上进行复杂的钻孔技术只需200分钟，若准备工作充分，时间还会更快。    据席永杰介绍，他们的试验是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纱绳切割和沙钻，沙是普通的细沙，而绳则是普通的草绳，钻头就是竹筒或者实心的竹筷，通过这些方式切割或钻孔的玉，其上的螺纹与红山玉器上的完全一致。 席永杰说：“总的来看，近年来对古代玉器钻孔技术的研究特别是管钻工艺的研究还停留在观测阶段，我们用实验结果向人们证明了管钻技术的成熟，同时也解决了多年来人们认为制作一件玉器需要旷日持久的猜想。也就是说，事实上，用完整的线切割术和钻孔术制作一件红山玉器所耗时间并不多。”

许群利

                                    学者披露：红山文化公母玉龟摞起来使用　 　

　
     新华网沈阳11月9日电（记者魏运亨）继考证出5500年前牛河梁红山文化玉龟竟然分公母之后，学者雷广臻再次披露：牛河梁红山文化公母玉龟是摞起来使用的，这表明在红山文化中“龟灵”文化占有重要位置。 据介绍，由科技部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红山玉器工艺”课题组日前到辽宁省博物馆考察。课题组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等古玉专家，在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龟竟分公母的物证之后，经反复实验又发现公母玉龟是摞起来使用的。

　　课题组成员、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雷广臻教授告诉记者，专家们研究玉龟的使用方法，进行了摞加实验，当把母玉龟置于公玉龟之上时，母玉龟就会滑落下来；当把公玉龟置于母玉龟之上时，公玉龟腹部的凹陷稳稳地卡在母玉龟背上，就不会滑落。反复试验都是如此。邓聪等人认真观察玉龟的腹部和背部，发现了公母玉龟摞起来使用的微痕，经放大数倍拍照，微痕清晰地显现出来。

　　雷广臻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公母玉龟摞起来使用，上阳下阴，正是“少阳”之象。众所周知，中华《易经》正是阳符号和阴符号上下的不同组合而形成基本体系的，所谓的六十四卦也是这样形成的。按传统的说法，中国古人占卜有多种方法，其中著名的有玉兆、瓦兆和原兆。玉龟是古人运用阴阳原理进行占卜活动的产物，用火灼烤龟甲，会看到其裂痕像玉的裂纹，便是玉兆。

　　雷广臻说，红山文化中“龟灵”文化占有重要位置。（魏运亨）

许群利

                         黑沙古村落遗址中惊现玉窖和史前高科技“金刚钻”

 

        国学大师饶宗颐担纲考古顾问，黑沙古村落遗址中惊现玉窖和史前高科技“金刚钻”
　　一个4000年前的玉石作坊重见天日———这个中国考古界的罕见发现，就位于珠江口！昨日，由国学大师饶宗颐担纲顾问的澳门黑沙遗址发掘联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这一惊人发现。黑沙古村落遗址中惊现玉窖和史前高科技“金刚钻”.
　　黑沙遗址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黑沙公园内。其文化遗存揭示了4000年前的史前人类在珠江口一带居住、生活的情况。澳门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人们一直觉得，历史也就400年。这次发现，证明了珠江口区域文明史也同样源远流长。
　　国学大师“指导”遗址发掘
　　黑沙遗址靠近海岸，古代就是海边沙滩。该遗址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发现，1995年曾发掘过30平方米，出土一些玉石料和饰物半成品。虽然收获有限，但却告诉考古工作者一些信息：下面是个玉文化遗址。
　　去年11月到12月，澳门艺术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联手，再次对黑沙遗址展开发掘。国学大师饶宗颐亲自担当顾问，给这次发掘提供学术指导。
　　这次发掘在1995年30平方米的基础上，又发掘了124平方米。发现三个连在一起的房址。另据考古探测，这一带房址分布的密度相当大，是一处古村落遗址。将来还有望再次大规模发掘，对这个古村开展整体研究。
　　海滩古房址惊现玉石作坊
　　其中一处房址最引人注目。在考古探沟G3和邻近的G3A中，房址内出土了陶片、石器、炭粒等人类活动遗存。经北京大学碳14测年技术测定，距今已有4000多年！
　　在同一文化层中，出土大量石英、水晶材料和饰物半成品，多达100多件；还有作为工具的石锤、琢磨器砾石等。加上1995年发掘时出土的石英环、玦等玉器残件，有如此大量集中的玉石器出土，不可能是生产自用的。考古学者推断，这是一个史前时代的玉石作坊！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出土玉器的远古遗址很多，但没见过这种玉石作坊。同一历史时期在粤北有玉器出土，但不知何处制作。
　　罕见玉窖层层面纱仍神秘
　　黑沙遗址中还发掘出一个玉石窖藏，所藏玉料数量惊人，在探方3A中发现的3号灰坑，集中出土大量石英、水晶材料和饰物制品，数量多达78件。此次发掘的领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指出，这个发现非常重要，这种位于玉石作坊内的窖藏遗址，在环珠江口以及中国大陆，都极为罕见。
　　邓聪教授还透露，这个玉石窖藏，直到目前还有很多待解之谜。首先，这么多的玉石料集中出现在一个椭圆形灰坑中，怎么解释？并且其中几块较大的水晶、石英材料，都自然裂片，未经任何人为打击。这又是为什么？
　　考古学者分析，利用加热的方式使水晶更透明，这种做法自古就有。而加热后，再泼水急速冷却，会使石材自然迸裂。黑沙先民是否已经掌握了这种方式借以分裂玉材？这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类似情况。
　　诸多疑问，有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揭开。
　　出土史前高科技“金刚钻”
　　黑沙遗址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件令国学大师饶宗颐倍感兴趣的古代制玉工具部件。就是旋转机械辘轳承轴器！
　　这件石器磨制品中部呈圆柱形，两端磨细如陀螺。据推断，古人使用时，应由竹木器套住一端，装在机械上带动它旋转，再加上硬度较大的石英砂，用来磨制玉器或切割玉料。该器件两端已被磨出了玻璃光泽，显然多次被使用过。1995年该遗址发掘中出土的环状玉器半成品上，就有被类似器械磨制过的痕迹。
　　“这是一种相当先进的玉器制作工具！”邓聪教授推断，早在4000多年前，黑沙居民已经掌握了使用机械转盘穿孔的“高科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种承轴器，早在该遗址1995年的发掘中就出土过一个。这次出土的这个较大，更精美。
　　饶宗颐先生去年底到黑沙遗址考察时，对这个重要发现物很感兴趣，俯身观察了很久。考古学者分析，这种专业制玉工具的出土，表明珠江口一带的先民，在遥远的古代，已经不仅用玉，还从事玉器制作。黑沙古村落遗址中惊现玉窖和史前高科技“金刚钻”在古代，岭南玉文化已经和中原玉文化接轨，并与中国玉文化一脉相承！

许群利

      今年5月中旬，赤峰市红山区文物管理所与赤峰学院历史系联合开展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普查人员在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附近发现一处红山文化时期原生态中型聚落遗址。此处聚落遗址是红山区境内目前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距离市区最近的一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内容丰富。初步探明，遗址面积达5万平方米。聚落遗址的发现有望改变赤峰市红山文化考古停滞不前、只能通过采集到的玉器、陶器和石器来解释红山文化内涵的尴尬局面，为赤峰地区成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提供了有利证据。。

　　犁铧尖翻出聚落址遗迹

　　说起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还有一段与中美联合赤峰考古调查队擦肩而过的故事。2007年9月，中美联合考古赤峰调查队曾在发现地附近进行过一次调查，但由于人手有限等因素，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这一重大发现的喜悦、幸运与考古队调查人员擦肩而过。最终，使得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晚发现近1年。也许是机缘巧合，红山先民遗迹却在犁铧尖上翻滚的泥土中惊现于世。聚落遗址的发现地以前是一片荒山，今年春天才由承包人耕种。由于在耕种时承包人使用了翻转犁，犁尖刚好将遗址上层的陶片翻到地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换成其他翻地深一点的大犁，这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这是最值得庆幸的事。而犁尖翻到地表的陶片刚好为红山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二组的普查人员采集标本提供了最直接的信息，为进一步确认聚落遗址的学术价值提供了最有利的证据。6月15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国祥来到红山区文钟镇，对新发现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进行实地踏查、论证。通过对地表遗物和周围环境的分析，认为该遗址是一处中小型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普查工作细致严谨

　　赤峰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惠德向记者介绍，整个普查工作细致入微，工作人员认真排查每一寸土地。在文物普查工作进行之前，红山区对普查队员首先进行了严格培训，普查队组织队员参观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一队设在赤峰学院的文物陈列室，并邀请在赤峰地区从事20多年考古经验的老师给工作人员详细的讲解器物的年代、纹饰、质地等特征，让队员在普查过程中，能够准确地判断不可移动文物点的文化性质，教普查人员如何识读标本，并进行了野外实习。5月11日普查队分为6组，分别由赤峰学院历史系的专业人士和红山区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任组长正式进入田野工作。每个普查组每天工作范围大约在2平方公里。同时要求各组普查人员对采集到的标本每日进行清理登记。由于各组组长都对赤峰地区各时代的文物研究具有一定水平，遇到重大发现基本能“一眼定性”。在魏家窝铺发现陶片标本后，普查人员在第一时间对遗址的性质进行了初步确认，经专家组确认后及时上报到自治区考古所和国家文物局。发现时间定格为2008年5月18日。巧合的是，这一天是国际博物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