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源头探析》1……曾力

曾力

中国文明源头在哪里？这是一个古往今来困扰了中国无数代学者的问题，许多学贯中西、著作立身的大学者都就此问题作过许多探索，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时代的局限。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各民族血缘文化交融的结晶。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但民族学研究，长期不能深入发展，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对各兄弟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富成果，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从事中国文明史研究的学者，“文革”前，主要以汉族为主，受“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些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原大地的出土文物及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上，总以为，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多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而很少关注他们。因此，研究来研究去，总是找不到中华文明的的源头所在。当他们面对众多的古籍及地下出土文物时，许多的“不解之谜”便接踵而至，文明之源，追来追去，只能追至老子、庄子，再追就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而这些遗址文化，专家常当做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很少将它们作综合联系考查。因而很难确定，哪里才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国内找不到源头，于是，“中国文化西来说”便应运而生，外国人这样说，中国也有人主张此说。难道号称“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真的是从西亚传入的吗？这让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多数专家学者，也不赞同这种说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发表了他的名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通过崇虎的伏羲部落从甘南东迁入中原的史实，通过彝族“十月太阳历”及其所包含的阴阳观、水木火土金五行、“36”成数渗透了中国经、史、子、集四类古籍的生动事例作论据，将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了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独辟蹊径，观点鲜明，论据确凿，让人耳目一新，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也许他的观点，颠覆了“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的传统观念，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很难赞同。不论怎样，刘尧汉教授并非心血来潮，他是在西南彝区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发掘出了彝族“十月太阳历”，并对它作了深入研究，在占有了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才提出他的观点的，论断言之有据。正因为如此，《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发表至今二十余年，没人能否定他的论点。反对者，除了保持沉默，其它无能为力。 　　遗憾的是，刘尧汉教授虽是彝族，但从小受汉语文教育，丧失了自己的母语，对彝族的传统文化知识有限，搞彝学研究这些年，也学得一些，但谈不上精通。另外，刘教授撰写《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时，以本民族学者为主导的彝学研究，还处在起步事阶段，许多重要的传统文化还没发掘出来。如“十月兽历”、“十八月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能反应彝族远古历史的著作与文化，当时尚来发掘出来，或者是尚来整理出版。用古彝文破译中原出土的年代久远的原始陶符、刻符的事也没发生。因此，限制了他的视野，使他无法在广阔的背景上将彝、汉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更进一步地揭示出西南夷（彝）与中原汉文化的血缘联系。特别遗憾的是，他没能彻底摆脱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虽然考证出伏羲氏是崇虎的部落，但仍给伏羲氏族冠上“古羌戎”的头衔，模糊了“古夷及古夷族群”所固有的本来面目。严格地讲，刘教授还没意识史前的西南地区，曾经有个以夷（彝）族为母体的古夷族群的存在。羌戎，不过是古夷族群的一个分支。本末倒置，连彝族的远古历史都没搞清，要正确阐述彝族及其先民古夷人的远古文化及产生的影响，自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但并没有减弱《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在史学界所产生的巨大的震撼作用。可以说，刘尧汉教授的研究成果，使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喜局面，将中国文明的历史追溯到近万年前，以众多无可质疑的事实，确证了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夷）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是毫无疑问的。 　　本文题为《中国文明源头探析》，意在刘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深入探析，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资料，谈一些自己的理解，以企让读者对“彝族古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一命题的深入认识。

一、史前古夷族群的存在是无可质疑的历史事实

　　 　　一切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没有人类的创造发明，世界上就没有文明可言。生息繁衍于不同地域的氏族部落，因其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从事生产活动不同，其追求与审美情趣不同，就会创造出不同的文化、艺术，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同一个部落族群，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就会有共同性。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不少，尤其东部地区，考古发掘出的史前古人类遗址，达数十个之多，年代最远的距今八、九千年，如湖南彭头山遗址；距今六、七千年的，如甘肃的马厂、大地湾、河南的贾湖、浙江的河姆渡、内蒙赤峰的红山等遗址；最的少的也达五千年，如山东的大汶口遗址。这些遗址，被专家冠以充满学术气息的名字，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各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但无可否认，它们之间也有一些是共同的东西。如龙、虎形象、彩陶图案、刻划符号、玉琮、玉壁，此外还有许多形状相同相似的陶制器皿。这些共同的东西的出现，显然并非偶然，说明创造这些“文化”的部落，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谁也没研究过，这些遗址，说实际点，是创造这些“文化”的人，他们之间到有何联系？在专家们的言谈之间，让人觉得，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群，他们是彼此“孤立存在”的，有种“文化”突然终止了，于是专家们就陷入茫然之中，当做是“千古难解之谜”。如“河姆渡人”、“红山人”、四川广汉的“三星堆人”，后来都不知所终了。正因为专家把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看做是“彼此孤立存在的群体”，中国文明源头始终是个“千古难解之谜”。 　　要找鸟，先找树林。同样，要弄清中国文明的源头，必须先弄清史前古人类生息繁衍与分支迁徙的情况。搞清了史前人类生息繁衍与迁徙的大致情况，中国文明之源的探索，就有了基础了。好在改革开放后，国内民族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逐步搞清，比如彝族，以“十月历”和地下出土的“刻划文字”为标志，与彝文古籍相应证，其历史可追溯长达万年以上。他们的先民古夷人，发源于云贵高原，后随着人口繁衍逐渐向北迁徙，进入巴蜀盆地，形成了滇池周围和巴蜀盆地两个大的生息繁衍地域。古夷人，每隔十代左右人，就要做一次祭祖分支，之后就可以相互通婚。据彝文古籍《彝族源流》记载，彝族先民在其远古发展史上，曾进行过多次大分支。据《彝旗源流·尼能氏根源》载云：“哎哺九十代不停地繁衍，历经七十君，上从尼米乌亥，中在卧区德雅宏，下至勺口大海这片区域内，住十家尼能，开拓宇宙十方。尼能氏十人，跟着佐曾曾、啻躇躇往天边发展，抵达十六度天……从此，宇宙的东方，权势始兴起。”文中的古地名，现已无从考查，但从向东方的“天边发展”，到了“十勺大海”的字句中可以看出，古夷人的子孙，到了东海之滨，这是毫无疑问的。古夷人有许多特有的文化，如虎龙崇拜、刻划文字、八卦、太极图、阴阳五行、葫芦崇拜等等，凭着这些文化符号，即便过了五、六千年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找到古夷先民的活动痕迹。 　　中国文字创造的时间不算短，古籍也丰富，远古的人和事，多少也有些记载可寻。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创造了“龙山文化”的“东夷”（也称“九夷”，说明夷人部落众多），在古籍记载虽不详细，但多有提及。史学界大多学者都认为，商朝的始祖“契”，就是东夷人。“后羿射日”神话，就出自东夷。那么，“东夷”，何许人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载云：炎帝神氏，“长于姜水（渭水），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由此可知，“东夷”，实际是炎帝部族的一个分支。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过去的族称也写作“夷族”，自称“尼苏”。尼，指黑色，意为崇尚黑色的民族。（北部方言区称“诺苏”，东部方言称“糯苏”。“诺”、“糯”，语音不同，但其意与尼一样，都指黑色，意为崇尚黑色的民族）。“东夷”的“夷”，查《说文解字》知道汉文古音读作“尼”，与云贵高原的彝族，完全一致。一个东，一个西，相隔千万里，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非也。我们知道，中华始祖“伏羲”，被中原人当做“西羌”，实际是崇虎的古夷人。他们是万年前世界性“大洪水”时，蜀地的自称“尼”的古夷人为避洪水，做过一次大分支，以畜牧为业，往西北迁入青藏高原的，发展成后来的氐羌，后来羌中又分支出藏人；往北迁入甘南的，就是伏羲部落；乘船沿长江往东进入湖南、湖北一带，成为巴人、楚人、卢人、罗人。伏羲被中原汉人称做“西羌”，实际“西羌”一名，出自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的《传》。孔安国在《传》中说：“羌在西，蜀、叟、髳徵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由此才有“西羌”之说。伏羲时代，还没有“羌人”一说。《山海经·海内经》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生氐羌。氐羌乞姓。”这是人们见到的有关“氐羌”的最早记载。羌，并非羌人自称，是中原汉族对他们的称呼，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这是溢美之词，实际是从羊从儿，意为羊羔子；与将北方民族被称为“狄”，南方民族被称为“蛮”没有什么两样。羌，历史上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在民间口传说、史诗《羌戈大战》中追溯其历史，还追不到三千年。再往前追就是“木吉卓”，是个从天宫嫁到人间的仙女，因而羌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天上下来的”。 　　伏羲是古夷人，其后的“炎、黄”自然也是古夷人。那样，炎帝部族分支进入山东一带的称“夷（尼）”、“东夷（尼）”，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夷（尼）并非他称，而是自称。他们与动贵高原的夷（彝）人，同是一个族群的分支，具有血缘文化上的联系。 　　夷（尼），源出于彝族历史上的“尼能时代”。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文古籍记载，彝族的万年发展史，分为“哎哺”、“尼能”、“什勺”、“举偶”、“靡莫”、“六祖”六个时代，“哎哺”属原始母系社会，时间当在距今万年之前，那是创始畜牧、农耕、文字及众多习俗的时代。“尼能”的时间，从万年延至距今五千年前，那是人口繁殖大增，氏族部落频繁分支的时代。从《彝族氏族部落史》、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中可以看出，彝族先民古夷人，将整个西南彝区，以金沙江为界分为南北两片。南片的称做“能”，意为红色，与五行中的“火”对应，崇尚红色；北片为称做“尼”，意为黑色，与五行中的“水”对应，崇尚黑色。“尼能”是两大片彝人族群的合称。伏羲部落从蜀地北迁到甘南，之后又从甘南东迁入陕西、河南，是崇尚黑色的古夷人。“东夷”人崇尚黑色，“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多漆成黑色，这是继承了古夷先民审美观的具体体现。 　　“东夷”与西南夷的血缘关系，在其文化中也可找到证明。如，“后羿射日”神话，实际是西南夷中流传的“支格阿鲁射日月”神话的另一版本，差别只在于一个说“天上出了十个太阳”，一个说是“出了九个太阳、七个月亮”。射日的目的，都为了“消除十日并出而带来的旱灾，拯救百姓”。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射日的岩画竟在滇南彝区，弥勒县五山乡金子洞坡发现。九个太阳，被射落八个，被具人形但无五官的小人拣来当玩具丢着玩。岩画上还有彝文字，意为“天天玩，天天耍。”另外，山东省丁公村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六千年的陶符，被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是所有出土陶符中，破译得语意最完整，一读就懂的一组卜辞。说明“东夷”，是伏羲、炎、黄的后裔，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夷后裔彝族一脉传承。只是“炎”、“黄”自以为“正溯”，不称“夷”罢了。 　　蜀地的古夷人，分支出伏羲、炎、黄、羌、藏、巴、楚、卢、罗，滇池周围的古夷人，分支出今彝语支的彝、白、纳西、哈尼、拉祜、傈僳等各族，这样，古夷族群就形成了。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史籍鲜有记载而不为人所知罢了。确认史前“古夷族群”的存在，探索中国文明源头的“活水”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中国文明，是由众多民族文化融合所构成的，但古夷文化，在创中国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奠基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掌握了古夷文化，许多的“不解之谜”，很快会迎刃而解了。许多人不了解有史前“古夷族群”的存在，碰到“不解之谜”，只好靠“猜想”，抓住一点就天马行空，到处联系，乱下结论，弄出笑话也就在所难免了。这都是不知中国史前曾经有一个古夷族群的存在的过，确认了这个史前古夷族群的存在，及他们的文化特征，很多的“不解之谜”也就迎刃了。

二、古夷刻划文字是彝、汉文字的共同源头 　　 　　“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在中原流传了数千年。人们只当它是神话，实际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真实的历史。只是不是伏羲所造，是伏羲部落进入中原时，将古夷先民的初创文字带到了中原传播而已。上世纪末，北方中原大地上出土几十年无人能破译的原始陶符、刻符，先后被专家学者们用古彝文作出破译。这件事无可辩驳地说明，它们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初创文字。据史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创世史诗《尼苏夺节》等彝族古籍记载，彝族先民，早在一万年前的“哎哺时代”就已经从“哎君欲知年，记年树上查，哺王欲知月，记月石上察”过渡到了有了文字的时代。如《西南彝志》载云：“恒本阿鲁，创始供奉祖先，发现了天地根源，并创造出了彝族文字。”《彝族源流》描写“哎哺”时代的人，已经是：“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西南彝志》卷七载云：“呗博耿奢哲，有条有理地讲述，密尼幺姑娘，手不停地写。”昆明呈贡金宝山遗址出土几个陶符，用彝文破译是“么夺织”，是彝人聚会祭祀“竹神”的遗留。经碳14测定，其年代是距今10000至12000年，正好可与彝族在“哎哺”时就创造出彝文的记述相验证。“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现在看来，是伏羲部落从甘南天水一带迁徙入中原时，就把初创的古夷文字带进了中原。后经过炎、黄时代，部落发展成为部族。后其所属一些部落为寻找适合生存的土地，四处迁徙。那些刻划形式的初创文字，其分布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这就是陶符刻符分布很广的原因。 　　中原汉族还有“黄帝史官苍颉造字”的传说。现在看来，“苍颉造字”，实际是以古夷文字做基础，按照中原古夷发展了的方言，进行了一次重新整理、规范和完善的工作罢了。苍颉整理、规范再完善的文字，可能是夏朝曾经使用过的文字。那是些什么样的文字？存世很少，不得而知。后世知道的，只有《苍颉书》和《夏禹书》两篇，不足百字。两篇古文，著名学者刘志一，用古彝文作出破译。按刘志一先生的说法，《苍颉书》是彝文与甲骨文参半的作品。此说若能得到确认，说明苍颉造字，的确是在古夷文字的基础上，按照发展了中原古夷人方言，重新进行整理、规范和完善的推测不谬，是言之成理的。 　　中原的古夷文，经过苍颉的整理、规范和完善，后来发展成殷商甲骨文，秦时的金石、钟鼎文、大篆小篆，之后就是楷书，发展成今天的汉字。古彝文也源于古夷的刻划文字，但彝族世居的云贵高原，崇山峻岭，沟壑纵横，肥沃的平坝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到文化发展也相对缓慢。七、八千年过去，文字虽然也在发展，也经过多次的整理、规范再完善，但主要是数量的增加，形状上没有多少改变，许多文字仍然保持了初创时期的形状，这就是可以用于破译中原原始陶符、刻符的原因所在。知道了古夷文字的创造、发展，随着古夷部落的迁徙传播的这段历史，结论也就不言而喻。那就是：而今的彝、汉文字，形状、风格差异很大，但追溯它们的历史，都源于古夷人的刻划文字。

（待 续）

文章作者：戈隆阿弘

文章来源：http://www.hhwhw.gov.cn/upload/20096181700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