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文化遗址-较高玉器制作工艺技术-影响商代玉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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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文化遗址-较高玉器制作工艺技术-影响商代玉器的证据

红山文化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它的名字叫桑芝华。他来到内蒙林西（今巴林右旗），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1930年冬，从东北通辽来一位梁启超的儿子叫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开始研究考古学。它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他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内蒙古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结果是日寇枉费心机。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 　　其后不久，在内蒙敖汉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1981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孙守道先生等，向大会提交论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又一次确认了上述发现均属《红山文化》。此后，一时造成了世界考古界的轰动。大批海内外学者纷至沓来东北考察。与此同时，已故的中国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确认：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http://www.cguwan.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ID=4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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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

　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一、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 二、红山文化继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细石器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 四、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其它文化影响， 　　四说并存，各持己见，后者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考古学揭示泥质陶、彩陶、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族徽”性的花纹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在石器中烟叶形、草履行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工艺精湛，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泥质陶中的彩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虽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有各自的异同点（共性与个性）。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是用黑、紫或白色做装饰地的，与红山后陶器类型相比是多彩的，带状纹饰中夹有圆圈涡纹、叶形纹、斜格子纹和绳纹，而且单独配有“S”字型、“X”字型等纹饰，与红山后类型陶器迥然不同。红山后类型陶器中，连点弧线纹是一种坠落形式的，这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是没有的。二者之间也有相似点，红山文化红山后类型的“红顶碗”式的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彩陶之中的平行线形、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它们的相异点，说明各自的文化特征；它们的相同点（或类似）说明年代大体相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支系、地方变体或混合文化等。 　　红山文化的内涵在西辽河流域也并不单一，它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类型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遗址、胡头沟玉器墓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就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等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前一类型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红山后类型多见的“红顶碗”式钵器类和三角间涡纹彩陶图案。这说明形成红山文化决非单一的农耕，而是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的经济类型和多样的文化内涵所促成。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红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性质提供了依据。以自身发展为主，文化间的影响曾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文化 影响首先是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考古学家们根据三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我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其中北方古文化又由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这两大文化区系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简单地看成中原古文化的支系或地方变种。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先的任务是在本地区寻找出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83年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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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文化遗址

　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终于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 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自80年代以来，系列红山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辽宁西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沙拉乡茶海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类型。经过年代测定：距今8000年前。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辽西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西林郭勒盟所属各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尤为辽宁大学古文化应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黄康泰先生，积数十年对古文化的研究和田野考查的经验，在有关专家指点下，征集了千余件红山文化系列玉器。其中除了含盖上述各类型制的玉器外，当以“万年雌雄玉龙”为佼佼者。今辽宁著名古玉收藏家齐人先生，积数十年之辛，其收藏之红山古玉器中堪为一绝的是5000年前的一对雌雄玉龙，雌龙高48厘米，雄龙高42厘米，青玉质，褐沁斑，手感油润，神采奕奕，可视为国之瑰宝。 　　红山文化近年不断有新发现，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先后发现了牛神庙、积石冢和祭坛。2003年在红山后新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红山遗址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把原来以夏代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表明赤峰是龙文化的发祥地，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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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较高玉器制作工艺技术

据专家鉴定，红山文化玉器属东北玉系统，质地为阳起石－透闪石类软玉，有一小部分是蛇纹石一类的彩石玉，其硬度在中国古代仅次于金刚石，加工琢磨难度很大。但红山匠人在制作玉器时已能依据器物的造型特点，熟练地运用切割、琢磨、隐起、钻孔、抛光、圆雕、浮雕、透雕镂空、两面雕等多种技法来加工玉石，使之成为形态各异、生动形象的玉器。 　　红山玉器在纹饰刻划和布局上独具特色，有通体光素无纹饰、半光素半施纹、关键部位施纹等多种形式。光素无纹饰的器物如玉箍形器、玉璧、双联璧、三联璧、玉环、玉镯、菱形饰及玉斧、玉纺瓜、玉珠等通体磨光；半光素半施纹的玉器以玉龙为主，在头部施纹刻划，龙体则通体磨光；关键部位施纹主要用于刻划动物形玉器，玉鸟、玉?展翅欲飞，小玉龟栩栩如生，兽面形牌饰、抽象的带齿类兽形器则显得神秘而庄重。 　　此外，钻孔和镂空技术在表现器物造型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用对钻的圆孔来表现动物的眼睛，主要有玉鱼、兽面形牌饰、带齿类兽形器等，眼睛的圆孔依据器形，有大有小。此外在玉环、玉镯、玉玦、玉璧、玉龙、玉猪龙、三孔器等玉器上打钻直径相对较大的圆孔，在玉箍形器上打制较深的孔洞等。透雕镂空技术主要运用于勾云形器，镂空的部位呈圆弧勾形。在带齿类兽形器眼睛上部及器体两侧也运用了镂空技术。 　　从审美的角度看，红山玉器不仅运用了多种构图形式和雕琢技法，而且讲究玉材色泽与器形的统一，注重器体造型与刻划纹饰的和谐、均衡、对称等比例关系。三星他拉玉龙就体现了现代审美的理念，玉龙的头颈和躯干恰好位于现代审美理论的所谓黄金分割线上。 　　崔岩勤说，从总体上看，独特的造型设计和雕琢工艺使红山玉器具有具象生动、抽象神秘、粗犷豪放、自然质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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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影响商代玉器的证据

　据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席永杰介绍，从商代出土玉器分析其形态构成、装饰风格及工艺特征，红山文化玉器至少在四个方面对商代玉器或多或少有影响： 　　——玉材的使用方式。商代立体动物形玉器多用子料雕刻琢磨，依玉材的形状与大小施以合适的艺术题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这种巧用其材的琢玉方法始见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动物玉器多用此艺琢磨。 　　——构图方式，尤其是一些玉龙、兽形玉器的构图技巧，明显来源于红山文化玉龙。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两件龙形玦，蜷体圆润厚实，头尾间出缺口，双耳外突，与红山文化兽面玦形龙的要素构成与形态特征相同，与商代扁平玉龙明显有别，只有龙身上的双勾线龙衣才显示出商代玉器特有的装饰风格。 　　——装饰技巧。在装饰方面，商代玉器有不少独创的发明，也有一些装饰技法源于红山文化玉器。如商代玉戈上的突棱纹，既有实用方面的科学道理，又有很好的装饰效果，曾让现代玉雕工艺大师赞叹不已。这种看似简单实际难度很高的装饰技艺，最早见于红山文化玉器上的瓦沟纹。红山文化玉器上的瓦沟纹，多出现在钩云形玉器、玉璧饰上，是反映红山文化玉雕工艺水平与装饰技巧的特征性纹饰。 　　——红山文化玉器对商代玉器工艺直接起了示范作用。商代玉器多方面受红山文化玉器造型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商代玉匠直接看到了不少红山文化玉器，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古代显得尤为重要。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勾形器，长９１厘米，与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玉勾形器一模一样，应是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范围以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省西南部为中心，影响范围广阔，距今约６５００至５０００年，是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之一。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４０００多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统称“泛红文化”，各个文化均有玉雕制品，顶峰期的玉制品更具有立体圆润的独特风格，实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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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器

　　说起红山玉文化，大家都会比较注目博物馆藏品的红山玉文化的遗存形态——博物馆藏品的红山玉文化的遗存形态： 精美的琢磨工艺，大气原始的圆雕造型，漂亮纯厚的光泽，沉静如梦一样的玉质，把人带回了6000年前大部落联盟的红山先祖唯玉而尊的殿堂之上。 　　然而，在博物馆藏品之中也有很多的征集品，还有很多的民间的收藏品，其表现形态和特征却与国家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多样性的差别反映出了红山文化的遗存是有很多形式的，最大的可以分为二类： 一是积石冢塚里的红山玉，一是”原野里的红山玉”。 　　在这里所指的”玉”是以”美石皆玉”为标准的，这样比较符合红山文化时期玉石的原始概念和特征。 　　就目前来看，国家考古出土的红山玉器大部分都是以积石塚为主的。虽然也分积石，石土，土墓，混合墓种种。积石塚的封闭环境很好，上下都是以石为主。又处于地下1米到几米之间的冻土带，地温和地气相对稳定，而且积石和葬玉本来就是归属石料，同处地下，一封就是6000多年。在这6000多年的北方高寒的时光里，整个的内部环境相对稳定。内部的侵蚀浸腐，包括气体，土壤，石料，以及有机体，都非常的少而慢。加上红山先祖的智慧过人，将积石塚选择在了向阳山坡或山顶上，干而不燥，风而不潮。所以，大部分红山积石塚里出土的玉器，就和红山先祖的遗骨一样，保存完好的多，经过专业清洗，立刻光鲜漂亮。 　　可是，在馆藏品里的征集品的形态就不一样了，里外老化的痕迹很明显。特别是在民间收藏品中，要收藏到如积石塚里出来的红山玉器很难。道理大家都清楚。真正在民间流传的是蒙辽一带农民和牧民，在田野里，草原山，沙漠中，河水边捡来的，这些原野品的形态是老态龙钟。因为大部分的都是暴露在天地中几千年，几百年，至少也有几十年。这些原野品为什么会暴露出来的?有的是原来就遗弃在原野里，有的是老墓变迁，有的是地层变化，有的是地貌变化，有的是人为的，有的是综合的。这类红山玉藏品就形成了”原野里的红山玉”。 　　辽古所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一书中所刊出的红山玉器彩图，共有48件。其中，就有9件是民间征集品，占1875%。在杨伯达先生的《中国玉器全集》第一卷中，红山文化的玉器有33件，其中26件是没有注目出土记录的馆藏品。当然这个比率是不精确的，只能说明民间藏品的数量不能忽视。辽博的《文明的曙光》展览中有多少是民间征集品，目前还没统计。加上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等省的县市级的馆藏品中也有很多的征集品。所以，民间征集品的数量是很多的，并且还在增加之中。 　　“原野里的红山玉”，当然也包括了原来在大墓里的玉器，后来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而暴露在地表里。但最主要的还是以红山先祖部落社会里比较低层次的玉器为主。”原野里的红山玉”收藏在大陆民间的和港台海外的所占比率非常大。 　　唯玉而葬，唯玉而尊，并且金字塔式的中心大墓为顶的等级分明，就证明了红山玉文化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发展。 就象是中心大墓的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大墓里出土的红山玉器和”原野里的红山玉”是相辅相成地融为一体的。大墓里出土的玉器是红山玉文化的顶级经典代表， “原野里的红山玉”则是红山玉文化的广大基础。 　　积石墓里的红山玉和”原野里的红山玉”在内外的表现形态上都不一样。一个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度过了几千年，一个是在完全暴露于自然天气的环境里度过了几千年。原野的环境又分碱土，沙土，酸土，湿地，干地，山地，石地，风地，草地，河道，湖边，多层土地，混合地之类。 　　“原野里的红山玉”和国家正式出土的大墓里的红山玉有如下的特征区别： 　　1、等级上下的分明： 　　国家博物馆藏品大部分是围绕着中心大墓出土的，那是红山玉文化中等级最高的玉器所在之处。中心大墓及其附属墓所藏的玉器，都是非常正规和精美。因为红山文化的中心是等级分明的玉文化。这是中华玉文化链里最明亮的宝藏。 　　而”原野里的红山玉”，是红山部落民间所做的玉器，或是红山部落首领墓里的，因各种原因而流入原野里。”原野里的红山玉”很多都是不非常正规和精美，常常带有非常的原始性，玉器等级也不非常明确。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到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几乎每个部落都可以制玉，进而发展到每个家族都可以制玉。只有到了黄帝的儿子颛顼时期， 颛顼将巫权归于神权，神权又归于王权(大部落联盟首长)，统一了玉器的制作，禁止了民间制玉，成为神玉向王玉发展的开始。 　　2、 原始象形符号的功能： 　　大墓及其附属墓里出土的红山玉的功能，在部落图腾，原始信仰——巫，原始宗教——萨满，以及部落首领和巫师的身份符号之外，还有很重要的部落首领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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