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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31 00: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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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及文化内涵
自塞里格曼和培克指出洛阳金村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具有西方根源以来, 中外学者一致同意, 尽管中国出土标本中有相当数量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 但毫无疑问, 这种形制特殊、内涵丰富的珠饰的意匠渊源, 应追溯至古代地中海沿岸和伊朗高原。因此在讨论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之前, 有必要首先就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及文化内涵略作陈述。
图一 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一批蜻蜓眼式玻璃珠
1- 8. 埃及发现 9. 叙利亚阿拉拉克( A l al ak h) 遗址出土 10. 意大利弗洛伦斯( Florence) 出土
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是古代埃及第十八王朝( 18th Dynasty; 公元前1550- 前1307 年; 图一, 1- 4) 的产品。在更早的时候, 古代埃及还使用黏土制造过蜻蜓眼式珠子。实际上, 蜻蜓眼式玻璃珠最早出现于古代埃及不是偶然的, 用眼睛装饰器物在古埃及十分流行, 将眼睛镶嵌于棺木、木乃伊及其面具、小雕像等器物上, 应用广泛, 种类繁多, 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至第四王朝( 4th Dynasty; 公元前 2575- 前2465 年)。这种做法应当和所谓“恶眼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的广大地区, “恶眼”( Evil Eye) 意识是源头古老、流传广泛的一种信仰。人们相信, 某些人的眼中充满邪恶的力量, 能够杀死鲜活的生命, 摧毁无生命的物体。而恶眼的第一次注视力量最为强大, 佩戴适当的护符, 可以吸收恶眼的第一次注视的强大力量,使人能够承受后面渐弱的攻击。蜻蜓眼式玻璃珠就是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护符, 因而人类学家又称之为“恶眼珠”( Evil-eye Bead) 。直到今天的西班牙、意大利、东非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 这种信仰依然有所遗留。不仅人类, 动物甚至农具等无生命的物体也需佩戴。
蜻蜓眼式玻璃珠最初在古代埃及出现时, 多作为串饰下方的突出装饰的坠子( Pendant) ,穿系在上部( 图一, 5- 8) 。随着其传播和发展演变, 穿系变为中穿, 作为串珠使用, 基本不见作为坠子的例子。由于“恶眼意识”这种共同的信仰, 蜻蜓眼式玻璃珠出现之后, 很快在北非、西亚以及南欧等地中海周边地区广泛流行。国外学术界一般将古代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发展以公元前800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就目前所见, 西亚叙利亚北部最早的出土于阿拉拉克( A lalakh)遗址, 年代为公元前1275- 前1190 年( 图一, 9) , 巴勒斯坦地区目前发现可确认的标本年代为公元前 1000- 前 800 年, 意大利 弗洛伦斯 (Florence )和维图罗尼亚( V etulonia)也有公元前10- 前9 世纪的发现( 图一, 10) , 都属于早期阶段。晚期阶段主要流行于地中海东岸和黑海、里海沿岸, 伊朗吉兰州(Gilan)是一个制造中心。
三 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发现及类型
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 据我们统计有近千件之多( 未明确公布数量的按一件计) , 分布于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 时代上可能至西周, 下迄两汉( 附表一; 附表二) 。东汉以后, 蜻蜓眼式玻璃珠仍有零星发现, 如陕西彬县晋墓、南京富贵山六朝墓、贵州清镇芦荻南北朝M 87、西安东郊隋代舍利墓以及定州静志寺北宋真身舍利塔塔基等都有出土, 但“已不属于同一发展序列, 或是传世品, 或是另有来源”, 本文略而不论。
蜻蜓眼式玻璃珠均为手工制造, 带有随意性, 在现有资料中, 我们很难找到两件相同的珠子。因此完全依据其外观, 难以进行准确的分类。有国外学者指出, 通过其上“眼珠”制造工艺的不同来对蜻蜓眼式玻璃珠进行分类的方法, 是唯一切实可行的、能够反映它们的年代序列并为珠饰研究者提供有用信息的方法。
图二 艾森推想的截棒技术制造蜻蜓眼式玻璃珠
1. 将细玻璃棒在不同颜色的玻璃液中浸泡, 形成较粗的玻璃棒 2. 将玻璃棒截成薄片, 嵌入未凝固的珠体, 修整外表
图三 出土A型蜻蜓眼式玻璃珠
1. A a 型( 新疆轮台群巴克ⅠM 27) 2 -4. A a 型(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 M 14) 5- 9. A a 型( 河南固始侯古堆M1、山东临淄郎家庄M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湖北随县擂鼓墩M2、河南辉县固围M1) 10-12.A b型( 山东曲阜鲁故城M58、广东肇庆北岭松山古墓、洛阳西工区CIM3943)
这个意见是符合蜻蜓眼式玻璃珠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性的。据中国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眼珠”造型的不同所反映的制造工艺, 可分九型。
A型: 层状眼珠(St rat ified Ey e Bead)。早期的层状眼珠, 是在珠体上多次滴不同颜色的玻璃料, 由下至上渐次减小, 再加以修整即成。更为常见的做法是, 按照上述方法单独制作眼珠, 趁母体尚未凝固时嵌入, 加以打磨修整而成。在公元前5 世纪以后的罗马, 又出现一种新的制作方法, 即艾森(Gustavus Eisen) 所谓的截棒技术( Cut off rods) , 将玻璃棒放在不同颜色的玻璃液中依次蘸泡, 当其凝固之后, 截成小薄片, 每一薄片就成为一个制作好的眼珠, 只需将其嵌入未凝固的母体即可 ( 图二) 。眼珠的层数多少不一, 以两层最为常见。在中国的发现中,此型标本最多, 变化也最丰富, 但根据眼珠“瞳孔”的位置, 可分二亚型。
A a 型: “瞳孔”位于眼眶正中, 又称为同心圆纹眼珠( Concentr icEye Bead) 。在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中, 年代最早, 如轮台群巴克ⅠM27 出土标本, 以黑、白两色玻璃液制成六个眼珠, 嵌于母体, 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 图三,1) 。且末扎滚鲁克M 14出土6 件, 制法大致相同, 年代为春秋早期( 图三, 2- 4) 。湖北丹江口外边沟M21 的年代可早至春秋中期晚段, 出土眼珠突出于珠体, 似是采用在珠体上直接滴上白、绿两色的玻璃液制成的。春秋末期河南固始侯古堆M1 出土的8 件, 眼睛的制造,根据图片分析, 应是先滴一滴白色玻璃液,在其上滴较小的蓝色玻璃液, 再滴一滴更小的白色玻璃液, 最后以一滴最小的蓝色玻璃液作为“瞳孔”, 共四层, 打磨之后嵌入未凝固的绿色玻璃母体( 图三, 5) 。春秋战国之际临淄郎家庄M1 出土9 件蜻蜓眼式玻璃珠中的6 件( 图三, 6) 、战国早期淅川徐家岭M10出土的11 件、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战国初期M 2717出土2件以及战国早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品( 图三, 7) 等, 外观与侯古堆M1 出土品相同, 制造方法应相差不远。战国早期以前的A a型眼珠, 出土地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 此后似有向楚地集中的趋势。如湖北随县擂鼓墩M 2(图三, 8) 、湖北荆州纪城M2、荆州天星观M 2、湖南湘乡牛形山M 1等战国中期楚墓中以及湖南澧县新洲M1 等战国晚期楚墓中都有发现。在北方及其他地区亦有少量发现, 如洛阳西郊战国中期四号墓、洛阳针织厂战国中期偏晚CIM5269、河南辉县固围战国晚期M 1(图三, 9) 、四川什邡城关战国中期晚段M 1、西安北郊01文景M 1等五座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等出土的标本。新疆民丰尼雅95M N IM 8的年代则晚至东汉末至魏晋前凉, 表明这种装饰手法延续的时代很长。
A b 型: “瞳孔”位于一侧, 即离心圆纹眼珠( Eccent ric Eye Bead) 。整体形成“斜视”的效果,给珠体平添活泼的氛围。标本仅流行于战国中晚期, 如曲阜鲁故城战国中期或稍晚M58( 图三,10) 、湖北枝江姚家港M3、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偏晚M 1、淮阳平粮台战国晚期M 16、广东肇庆北岭松山战国晚期古墓( 图三, 11) 、洛阳西工区CIM3943(图三, 12) 、甘肃平凉庙庄战国晚期M 6 等墓葬出土品, 比较集中地分布于楚文化及其相邻区域。另外要说明的是, 有的层状眼珠, 由于装饰的数量多, 几乎覆盖整个母体,眼珠之间也存在相互叠压和打破关系, 这种情况, 培克描述为“珠体几乎被眼珠覆盖”( eyes hardly any matrixshow ing ) ;相对地, 有的珠子上的眼珠相互独立, 数量亦不多, 母体出露较多, 培克描述为“彼此分离的眼珠”(eyes w ell separated)。大部分层状眼珠属于后一种情况, 仅有且末扎滚鲁克M14 出土的六件标本属于前者( 图三,2- 4) 。
B 型: 圆斑状眼珠( Spot Eye Bead) 。艾森称为“简易点状眼珠”( Simple Eye-Spot s),是制作最简单的一种类型, 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滴在母体上, 或将玻璃料滴加工成适当形状后嵌入未凝固的母体, 略加修整即可制成。“眼”整体仅为一种颜色的玻璃料。根据形成的“眼珠”是否与母体齐平, 可分二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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