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摒弃中国古文明研究中的两种误解

高翔

不仅如此，在长江、黄河流域之外，考古工作者又在北方的燕山南北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夏家店文化；在西北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这些文化不仅都开始孕育文明并走进文明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发展序列。这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外的独立发展的区系文明。例如“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5000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玉龙、玉龟、玉兽形器)相匹敌的文明遗址。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10]

　　

　　 苏秉琦先生曾将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阶段概括为“古国”阶段，将夏商周时期的文明成熟阶段概括为“方国”阶段。在“古国”阶段又细分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发展过程。以此理论去考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结果发现有许多地区的文明进展，都有自己的谱系历程，有自己的发展中心区域，有自己的特点，如山东苏北地区存在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发展序列；同时，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又互为影响，彼此促进，如中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原文明一元论”的观点必须修正了。1981年，苏秉琦先生在《文物》第5期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指出：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高翔

基于这样的认识，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古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的观点，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里，他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理论，将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概括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苏先生对这六大区系的划分作了具体说明：“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问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它与各区系内其他分支即‘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各大区系问也还会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问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以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苏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对考古界和历史学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大家体会到，“这是有效探索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把钥匙。”[10]

　　

　　 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系说，主要是就新石器时代晚期而言，研究范围主要是在文明起源阶段，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五帝传说时代。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情况又有所变化。学者们习惯于以青铜器为标志，划分不同的文明区域。其中夏代，李伯谦先生将其划分为四区六支青铜文化：(1)中原地区，分布有二里头文化(豫西二里头类型和晋南东下冯类型)、漳河型一辉卫型遗存(豫北至冀南)；(2)山东、苏北沿海地区的岳石文化；(3)北方地区，东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西部是朱开沟文化；(4)西部甘青地区，主要是分布于河西走廊的火烧沟文化。关于以上四区六支青铜文化的文明程度及其相互关系，李伯谦先生总结指出：“二里头文化和火烧沟文化发现铜器最多，冶铸青铜的技术最高。二里头文化晚期已开始铸造青铜容器，水平显然又在火烧沟文化之上。就文化关系而言，火烧沟文化地处中国西部，距离中原较远，与东方较少联系，其他五支青铜文化则都有一定交往，而又以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一辉卫型先商文化联系最为紧密。”[11]

　　

　　 到了商代，由于夏商朝代更迭，王权中心转移，以及商文化的对外扩展和新的青铜文化的出现，整个中国青铜文化的布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李伯谦先生将商代前期的中国青铜文化概括为六大区域：中原文化区，北方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巴蜀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11]。

　　

高翔

从商代到西周，中国青铜文明的程度进一步提高，范围进一步拓展。李学勤先生将其概括为七个青铜文化圈[12]：(1)中心文化圈：黄河中游及其附近；(2)西北文化圈；(3)北方文化圈：可分为北方和东北两个亚圈；(4)东方文化圈：山东一带；(5)东南文化圈：可分为长江下游和东南两个亚圈；(6)南方文化圈：长江中游以南；(7)西南文化圈。这七个青铜文化圈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互问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例如，在商代，周围文明圈与中原中心文明圈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受中原中心文明的影响，与地方特色相融合，成为带有地方色彩的商文化，如东南的江西清江吴城文化。第二种情形：受中原中心文明的影响，与地方文化基本不结合，而在同地共处，如北方的辽宁地区。第三种情形：以地方文化为主，吸收中原来的影响，如西南的四川成都地区。

　　

　　到了西周，局面又出现变化，由于西周的王都在西安和洛阳，其中心文化圈的重心自然要西移(商代的王都以郑州、安阳为主，略偏东)。“西周中心文化圈仍向周围散播影响，其主要方向似在北方与东南。”再到东周，其“中心文化圈已不再起核心作用。各个文化圈各自发展，并互相影响。”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次趋向统一的浪潮：第一次是楚文化的扩展；第二次是秦文化的扩张[12]。

　　　　四、简短结论

　　　
   考古发现所提供的新材料，为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文明史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的门窗。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早、源头多、范围广，都是我们以往所不敢猜想的；中国古文明的丰富与变化，又往往使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由此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彩。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既要认识其时间上的纵深悠久性，更要了解其空间上的广宽丰富性。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我国疆土辽阔广大，自史前时代，即有许多人口部族，在这片大好河山上活动生息，为缔造中国古代文化做出各自的贡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更有众多的民族和方国，递兴迭起，使悠久的历史呈现出绚丽的场面。忽视我国历史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就像用单一的音符谱写天籁、单色的画笔描绘繁花，只能失去其原有的神韵。”[13]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角度去认识中国上古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利于从时间的纵深度了解其因果承传关系，又有利于从空间的广阔性了解各文化之间的丰富性与差异性。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的：“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占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1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13 11:29:33编辑过]

高翔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A]．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A]．史前考古论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55；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2]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A]．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1．

　　　　[3]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186．

　　　　 [4]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A]．新出青铜器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高翔

[6]王树明．谈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A]．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6．

　　　　[7]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J]．苏州大学学报．吴学研究专辑，1992．

　　　　[8]张学海．张学海考古论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9]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J]．考古与文物，1997(4)．

　　　　[10]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11]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J]．华夏考古，1990(2)．

　　　　[12]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A]．走出疑古时代[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13]李学勤．多彩的古代地区文化[A]．走出疑古时代[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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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所提供的新材料，为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文明史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的门窗。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早、源头多、范围广，都是我们以往所不敢猜想的；中国古文明的丰富与变化，又往往使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由此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彩。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既要认识其时间上的纵深悠久性，更要了解其空间上的广宽丰富性。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我国疆土辽阔广大，自史前时代，即有许多人口部族，在这片大好河山上活动生息，为缔造中国古代文化做出各自的贡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更有众多的民族和方国，递兴迭起，使悠久的历史呈现出绚丽的场面。忽视我国历史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就像用单一的音符谱写天籁、单色的画笔描绘繁花，只能失去其原有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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