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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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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5 21:48: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红山文化分布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行政区划大体包括今内蒙古东南的赤峰市(即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南部,辽宁西部铁岭(西部)、阜新、朝阳和锦州地区。此外,在燕山南麓(河北北部和京津地区)所见红山文化的因素,提供了认识红山文化南缘与其他文化接触地带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丰硕的田野工作成果,一批重要 报告、一系列学术会议的召开和论文的发表,把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苏秉琦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本文拟在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依据发掘和调查材料,进一步讨论红山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分期与类型,坛、庙、冢一类中心遗址发现的意义,以及红山文化的源流等问题。
  红山文化三种类型的内涵与特征
  根据发掘材料,我们将红山文化划分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三种遗存,视材料多少分别暂以“类型”或“遗存”相称:兴隆洼F133遗存[1]、西水泉类型 [2]和东山嘴类型[3]。
  兴隆洼F133遗存目前仅在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有少量发现,暂以F133作为代表。出土的陶器有夹砂筒形罐,饰“之”字纹或网格状划纹,器底外面有席纹,罐体较高,通高与口径比差较大,口径与底径比差较小,略弧腹,形体介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西水泉类型之间。还出有夹砂陶素面料口器,粗泥(含细砂)厚胎直口钵(红褐色)和碗(黑灰色,底面略凹),以及泥质红陶器等。“之”字纹不同于其他红山文化类型。
  西水泉类型以赤峰市西水泉遗址为代表,经过发掘的还有赤峰红山后[4]、蜘蛛山[5]和敖汉旗三道湾[6]等地点。以往所述红山文化大多指此类遗存。有的著作将其称为“红山后类型”。红山后遗址含有西水泉、东山嘴两类遗存,而限于发掘时的条件未能将它们区分开来,因此我们以内涵比较单纯的西水泉遗址作代表。
  陶器中泥质陶与夹砂陶并重,据西水泉遗址发掘报告统计,泥质陶占陶片总数的54%。泥质陶中又可分为粗泥陶与细泥陶两种,以红陶为主,灰陶多是红顶钵的腹片,此外有少量的黑灰色陶片。绝大多数夹砂陶呈灰褐色,红陶极少。夹砂陶与泥质陶从陶土处理到烧制方法的差别,取决于制造不同用途的器皿。除小陶器为捏制外,绝大多数器皿均用泥圈接筑成形。泥质陶钵、盆内外磨光,小口罐、瓮外表磨光,有的外表施彩。夹砂陶器外表粗糙或为利于受热、耐热,表面上压制或刻画纹饰,口外和内壁压磨出致密而光滑的表皮层,便于盛放物品。夹砂陶罐和斜口器底部外表印有编织纹样,而泥质陶器底面不见这种印痕。反映出两类陶器制作过程所用铺垫物不同。泥质陶火候高,质地坚硬,颜色较纯,尤以薄胎红顶钵为最,而夹砂陶则较差。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与质地不同有关外,它们的烧制工艺可能也有所区别,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夹砂褐陶的器类少,绝大多数为筒形罐,其他典型器类还有直口折肩罐、斜口器和器盖。夹砂陶器很少有“附件”,仅斜口器有盖横鋬,器上安桥状把手。素面者极少,大多压印“之”字纹,还有用齿状工具刻画平行的竖线,或相交斜线,或曲线几何纹。部分筒形罐和斜口器口部有一匝附加堆纹,前者还有泥钉式小钮。泥质红陶代表性器类有直口深腹、浅腹、折口、折腹等多种形制的钵,凸唇折腹、叠唇浅腹等形制盆,敛口广肩罐、小口短颈双耳罐、厚唇深腹罐、敛口瓮等。彩陶较多,此外有少量“之”字纹、素面陶,以及“红顶”式钵类。彩陶常先在器表涂红衣,再绘黑彩,均为几何纹。单一母题组成的纹带有宽带纹、蝌蚪形斜平行线纹、鳞形纹、菱形纹等。复合纹饰有平行线纹(窄长三角式),以单条竖纹间隔;平行斜线三角纹,空隙处填涡纹。此外构成复合纹的元素还有平行竖条纹、连续半圆纹和菱形纹等。彩陶纹饰多呈横带形环绕器表,盆、钵类的花纹饰于口下,罐、瓮类则于器表中上部绘制数条平行纹饰带。饰红彩的器类和纹饰都比较少,在直口深腹钵和折腹盆上腹涂色;叠唇盆口上饰平行短竖线和三角纹,或画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纹;敛口罐饰斜线三角纹等。
  迄今发掘出土石器较少,例如西水泉遗址发掘期间所获278件石器中,仅97件为发掘品,其中有未经二次加工的石片51件,因此尚难全面确切概括这类遗存的石器特征。用磨制、打制与压制方法分别制造不同用途的工具。磨制石器种类多,数量大,以斧(椭圆形横剖面,弧刃)、耜(烟叶形)、刀(桂叶形或长方形,双孔)、磨盘、 磨棒等与农业相关的工具为主。打制石器有砍砸器[7]。压制石镞(通体压制,凹底)、刮削器和窄长石片(做复合工具的刃部),可用于狩猎、切割等。
  东山嘴类型已发掘的遗址除东山嘴外,还有牛河梁[8]、城子山[9]、胡头沟[10]等祭祀性遗址和积石冢。此外,敖汉旗西台[11]和兴隆洼遗址也包含这类遗存。有人称其为“城子山类型”。泥质红陶(粗泥多,细泥少)有增多的趋势,夹砂灰褐陶次之,还有少量磨光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压印“之”字纹仍有代表性,平行条纹(形似弦纹)为一特点。彩陶出现新的纹样及新的组合,如平行宽横条纹(单一纹样);平行窄横条纹与顶角相对三角纹(或弧线三角勾连纹)相结合;勾叶圆点纹等。有一定数量内彩,而涂朱、拍印方格等新种类纹饰更引人注目,出现一批新器类及新形制,计有彩陶双腹盖盆、敞口盆、镂孔无底瓶形器、带流罐、敛口广肩盆、碗、钵形器座、筒形器;泥质黑陶折肩盆、双腹盆、豆、圈足盘、之字纹带流小壶、三足杯;泥质红陶敛口广肩小底钵、镂孔覆豆式盖、侈口短领罐等。
  东山嘴等地多为特殊性质的遗址,发现石器甚少,打制亚腰石斧为其他类型所未见。
  牛河梁女神庙的泥塑神像群,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一项艺术成果,写实与夸张相结合,塑造、彩绘与镶嵌相结合,造形准确,形体硕大,既有神威,又备感亲切。
  玉器是近年来确认的红山文化的重要器类[12],多在积石冢中成套出土,在祭坛遗址也有发现。玉器群内容与器形具有鲜明特征:双龙首璜形饰;猪首长身玉器或卷曲成块形,或为双首三连璧形等,显然体现着人们的信仰;鸟、鹗、龟等动物形象和勾云纹玉饰,也应包含一定的思想意识;斜口筒形器等,这些都是独具一格的艺术佳作。此外,还有玉环、玉璧等。
  目前我们对红山文化遗迹了解不够全面,现作一综述。
  聚落遗址 西台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明确红山文化聚落有壕沟环绕。西台聚落址有两条壕沟,分别围成紧邻的两个部分,东南部的壕沟周长600.25米,为不规则的长方形,西北和东南边较长,另两边较短,东南边留有出入聚落的通道口。壕沟上宽下窄,现在开口一般宽2米左右,开口至底现存最深2.25米。西北部的一条壕沟只有三边,西北边长,西南、东北两边较短,东南边即为上述壕沟西北边的一段,其所包围的范围较小,亦呈不规则长方形。围沟内分布有房址和灰坑等。
  居住性房址 在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13]、赤峰西水泉和敖汉旗兴隆洼等遗址发掘一些居住性房址,大多属西水泉类型,皆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大小悬殊,大型的长11.7米、宽9米(西水泉遗址),小型的约长4米、宽3米左右。一窄端设斜坡式门道,居住面中部靠近门道有灶坑,大多为瓢形深坑,亦有圆形浅坑而用石块铺底的。
  聚落有烧制陶器的窑区,在敖汉旗四棱山发现六座横穴式陶窑[14]。
  辽西大凌河中游发现的坛(东山嘴)、庙(牛河梁)和积石冢(牛河梁、城子山、胡头沟等)是新揭示出来的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属东山嘴类型,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建筑水平。 DSC02316.jpg
 楼主| 发表于 2011-11-7 00:12: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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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1-5 21:49:08 | 显示全部楼层
 红山文化三种类型的关系
  (一)三种类型分别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晚三个阶段[15 ]
  1.打破关系。敖汉旗西台遗址F3居住面上有泥质红陶瓮,器表饰黑彩窄平行条纹与顶角相对的弧线三角纹或弧线三角勾连纹,肩腹各有两个竖桥状耳,灰褐色粗泥圈足盘和拍印菱形格纹与压印“之”字纹共饰的夹砂陶罐,属东山嘴类型。F4堆积内出的蝌蚪形斜线纹陶钵、“之”字纹筒形罐等,属西水泉类型。 F3打破F4,提供了东山嘴类型晚于西水泉类型的一个实证。
  2.类型学的比较兴隆洼F133遗存,现知器类较少,所出陶器既具备红山文化特点,又有某些落后性。
  西水泉类型与兴隆洼F133不同,细泥陶占一定比例;器类显然增多,出现瓮类等大型器物;一些器类形制多样、复杂,如钵盆类的折口、折腹,罐类的短颈、广肩,以及桥状耳的安装。“之”字纹或活泼自如,或规整严谨,发展到繁荣阶段,有发达的彩陶,这些都反映了制陶工艺的提高,生活用器的丰富。
  东山嘴与西水泉两个类型的陶器相比较,既有明显的联系,又有发展和显示出进步性。它们都以泥质红陶、夹砂灰褐陶为主,东山嘴的泥质陶比例增长,还有泥质黑陶、灰陶。它们有多种相同的器类和纹饰,并有发展演变迹象可寻。夹砂“之”字纹筒形罐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陶器之一,由腹外弧,通体饰纹,变为上限较直,有的口下素面(或斜行划纹、压印条纹),以下压印“之”字形纹。夹砂折肩罐,原为深腹,肩以上素面,折肩处有短条附加堆纹,后腹部变浅,肩以上饰弦纹,肩腹之间饰一周锥刺纹。此外,东山嘴类型敛口钵出现广肩,口底比差变大;敛口瓮肩上增有两个竖桥耳等。“之”字纹是红山文化的主要纹饰之一,两种类型不仅饰于夹砂陶器,而且还出现在多种泥质陶器上,手法灵活,形式繁多,而一定纹样常与一类相结合。两种类型的施纹部位和纹饰组合等方面都有明显变比,原通体施纹,后于局部;除继续与小泥饼或短条附加堆纹共饰外,有的尚与压印横条纹、镂孔等结合用。彩陶均以黑彩为主,先有单条宽带纹,后见多条平行宽带纹;鳞纹由平行窄条变为平行宽条;各以平行线组成的三角纹与其他不同的纹样组成复合纹。此外,西水泉的短平行条纹与东山嘴绕器一周的平行窄条纹之间似亦有承袭发展关系。同时,东山嘴还出现一批新的器类,新的纹饰种类,以及新的彩陶纹样。根据有关实验,可以推测口沿上有轮修痕迹的陶器[16],用泥圈粘接成器和修整的全过程,都可能是在转动的轮盘上进行[17]。这些反映出东山嘴类型制陶业从制坯、成形、施彩到烧窑等一系列工艺都有明显提高。
  除西水泉类型外,另两种类型尚未发现石器,或出土甚少而无法比较,但根据东山嘴类型的精美玉器,可以推测当时石器制造水平应有较大提高。
  东山嘴类型的泥塑像、玉器都已达到很高水平。泥塑群神像“不但应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可与同时期东方其他文明古国的著名作品相媲美”[18]。坛、庙、冢等标志着建筑技术的重大发展。
  总之,从上述打破关系和类型学比较,可以看出兴隆洼F133、西水泉和东山嘴三个类型既各具鲜明特色,又有发展演化的迹象可寻,反映出红山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它们依次代表红山文化早、中、晚三个时期的遗存[19]。对兴隆洼遗址F133所作C14年代测定距今5865±65年(未经校正,下同),东山嘴和牛河梁的C14年代测定距今4975±85至4895±70年。这些数据不仅验证了对三种遗存相对年代的分析,而且为认识它们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红山文化经历了距今约6500~5000年间的1500余年发展过程,跨过三个阶段。
  由于现有田野材料的局限性,上述对红山文化的分期,还只是探索性意见,对早期的认识尤需充实,待验证或校订后,应分别以考古文化期别相称,防止混淆分期与类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讨论红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即早、中、晚三期,今后当对各个阶段和遗址再做进一步的年代分析[20]。
  (二)划分地方类型问题
  有的同志在指出“红山后类型”(即西水泉类型)早于东山嘴(城子山)类型的同时,还考虑到它们分别代表老哈河流域(或称赤峰地区)和大凌河流域(或称朝阳地区)两种地方类型的问题[21]。
  我们感到在讨论这个问 题时,有两点值得注意:1.在老哈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也发现了东山嘴类型遗物。红山后遗址出土了双腹彩陶盖盆等[22];西拉木伦河以北的那斯台遗址有粗线鳞纹、平行窄条纹等[23];西辽河以北哲里木盟开鲁县梨树、大兴[24]和辽宁北部辽河西测康平县李家北坨子[25]等遗址有平行窄条纹彩陶器。东山嘴类型大量出土的玉器,在老哈河流域和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不断有新的发现,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甚至成组出土。近年不仅在大凌河上游(内蒙古敖汉旗水泉村),而且在老哈河支流锡伯河畔(喀喇沁旗河南东村)也相继发现属于东山嘴类型的积石冢[26];上述玉器和红山后筒形器的发现,预示着在更广大的地域、更多的地点发现积石冢(或庙、坛)的前景。同时,在大凌河上游敖汉旗兴隆洼和西台遗址,朝阳地区建平县老哈河流域的敖包山、羊圈子底、转山子等遗址[27]的斜线纹钵、宽带纹(黑彩或红彩)钵、厚唇深腹鳞纹罐等彩陶器和夹砂弧腹“之”字纹筒形罐等,表明在大凌河流域上游,朝阳地区的老哈河流域,也分布有西水泉类型遗存。总之,西水泉、东山嘴两种遗存有共同的分布地域,但未见大凌河中游西水泉类型遗址的报道。2.当前在老哈河流域、大凌河上游所知东山嘴类型主要是一般性居住遗迹和遗物,所见为日常用陶器等。现已报道的大凌河中游的材料均为坛、庙、冢之类,泥质陶器极多,东山嘴发掘出土陶片中,80%左右为泥质红陶;城子山遗址第3、2层泥质红陶各占出土陶片总数的99.5%、96.4%,器类以用于祭祀等的筒形器、无底瓶形器、覆豆式盖、彩陶镂孔大器和花瓣状宽足杯等为特征,少见一般生活用陶器和石器。另一方面老哈河流域的积石冢与大凌河(包括上游)的一样,地表也暴露出许多筒形器。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老哈河与大凌河两个地区东山嘴类型同类性质的遗址所出典型器类相同,而不同性质的遗址所出器物群则具有差异性,即迄今所知两个地区器类的异同取决于遗址性质,而与分布地域无关。
 楼主| 发表于 2011-11-5 21:50:11 | 显示全部楼层

  划分地方类型,是研究红山文化社会结构,及其与本区内外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重要环节。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了解到西水泉、东山嘴两种类型的差异性是它们分别属于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反映;两者有共同的分布地域;东山嘴类型用于祭祀等的陶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特征之一,这些都不能作为划分红山文化地方类型的依据。我们需要在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进行更为周密的调查,分别发掘各个阶段、各种性质的遗址;同时,继续开展对西拉木伦河以北红山文化北缘地带、燕山以南红山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地带的田野工作,以期在全面了解各地区红山文化(包括纵横两种剖面)和相关文化的过程中,逐步深入探讨红山文化的分期与地方类型问题。
  东山嘴及牛河梁坛、庙、冢中心性遗址给我们的启示
  1.大批祭祀用陶器、成组精美的玉器和泥塑神像群的出土,反映出当时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而且可能存在某种高层次的专业组织。如果说筒形器等陶器尚可分别由不同氏族部落集中工匠成批制作,那么像牛河梁女神庙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造型准确生动的泥塑神像,则绝不是随便哪一个氏族、部落都能制作的,而应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的专业队伍,以高级能工巧匠为骨干,按照一定的构思所创作的。
  2.坛、庙、冢的建筑规模大,水平高:(1)设计出中轴线及两侧对称、主体与附属建筑相配置的格局。如东山嘴祭坛、牛河梁女神庙。(2)在大面积土地上,中心建筑与其他建筑相结合。如牛河梁女神庙与周围积石冢群的布局。(3)女神庙顶盖、墙体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筑成后,表面压光并施彩绘,既牢固又庄重美观,可以说达到了半地穴式建筑的高峰。4牛河梁积石冢群和“平台”围墙的营建,反映出大面积砌石建筑技术得到一定提高。不论大面积地总体规划,还是一组建筑的布局都必须依照一定的思想意识设计,而建设如此巨大的、复杂的工程,以及维护、改建都必须有统一指挥,严密的组织,以高级工匠为骨干施工。
  3.牛河梁积石冢群附近未见聚落遗址,表明积石冢与聚落遗址相隔一定距离,集中建造,至少中心性地点是如此。牛河梁的规模最大,一座冢、一处冢地(由若干冢组成)和一群冢地应分别属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敖汉旗水泉有三处相邻的积石冢地组成一个冢群,喀喇沁旗河南东村的一处冢地包含2、3座积石冢。它们与牛河梁 的冢群规模有天壤之别,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组织显然较小,层次较低,而河南东村的又小于水泉。
  4.牛河梁、东山嘴中心性祭祀地点的出现证明:红山文化生产力日益发展,部落联系紧密,范围拓宽,祭祀活动规模日趋扩大,形式逐渐复杂,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祭祀活动急剧发展,产生了建造中心性祭祀地点的需求和条件。在牛河梁建成庙与冢有机统一体的宏大建筑群的,应是以牛河梁为中心较大地区内最高层次的社会组织。牛河梁——东山嘴地区是红山文化晚期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地区。
  5.祭祀中心的建立、管理,大规模祭祀活动的进行,必然大大提高神职领袖人物的地位,他们不断扩大影响,加强权势,成为促进社会结构和性质变化的重要因素。各类工匠,特别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工匠队伍,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神职常由社会组织首领执掌,作用尤为显著。
  6.上述各方面证明,原始宗教的发展,特别是中心性祭祀地点的建立与大规模祭祀活动的持续进行,对于建筑、雕塑、制陶和玉器业,以及社会结构的发展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红山文化的源流问题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要的任务是在本地区寻找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先生根据调查材料提出“赤峰期”(指红山文化)之前有“林西期”[28]。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提出林西沙窝子遗址早于红山,由于试掘品较少,未能展示出一套类型品[29]。30年来,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前往观察,终因该地严重沙化,未能进一步发掘,而采集的标本所反映的文化性质相当复杂,一些陶片又过于破碎,因此沙窝子遗址不适于作为代表性地点,也无法把“沙窝子一类遗存”当做探讨红山文化前身的线索[30]。1983年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渊源时,在当地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了[31]。
  1.在兴隆洼遗址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沟;兴隆洼文化具有较早新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C14年代测定距今7470±80~6895±205年未经校正。据此我们得以断定,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
  2.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比分布地区大体相同。
  3.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的陶质粗疏,火候较低,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致的代表性器类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共同的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都有网格状划纹。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而在上述共性之中也表现出一定进步性。
  4.兴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地。可以作为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32]。目前所知两种文化的面貌和绝对年代都相距较远,因此兴隆洼文化晚期、红山文化早期的内涵与特征,两种文化之间有无过渡性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形成时期是否融入了其他文化因素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新的发掘和深入研究才能逐 步解决。
  20世纪60年代初已有同志提出石羊石虎山墓葬(属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介于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33],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提出小河沿文化命名时,便进一步指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承袭关系[34]。我们认为在上述红山文化分期的基础上,以红山文化陶器演化脉络为线索,对红山文化晚期(东山嘴类型)与小河沿文化陶器作类型学比较,可以更为清晰地证明红山文化是小河沿文化的重要渊源。不仅小河沿文化敛口钵、深折腹钵、直领双耳壶(罐)和筒形罐等典型器类可以在红山文化内找到原型,而且红山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黑陶豆、镂孔和朱绘等新器类、新纹饰,在小河沿文化也都获得了发展,成为重要的特征。至迟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泥质红陶黑彩圆筒形器座,坛、庙、冢所用筒形器的形制与之相似,小河沿的彩陶器座不仅亦呈圆筒形,而且承托彩陶尊,显然也有特殊用途。两种文化的彩陶纹也有一定联系,小河沿文化的半圆形垂环纹应是由红山文化晚期鳞纹简化而成,平行线组成的三角纹亦当脱胎于红山文化晚期同类纹饰。牛河梁女神庙壁面赭红色折线几何纹与小河沿文化折线回字形纹(近似雷纹);女神庙壁面赭红间黄白色彩绘几何纹与小河沿文化在白衣上施黑、红色等,虽然是在不同场合绘画,但仍不失为考察小河沿彩陶回字形纹和多种色彩共饰的渊源线索。有的同志根据石棚山(大南沟)墓葬材料,提出“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类型陶器承袭关系比较清楚”[35],显然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
  总之,红山文化自有源流,自成序列,是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驱,西辽河——大凌河流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区。红山文化并非在封闭状态中生长,恰恰相反,红山文化得以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与仰韶等多种文化持久的相互交流中,不断吸收、消化并创造出新的文化因素。
发表于 2011-11-6 13:50:19 | 显示全部楼层
红山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 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 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 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 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龙,是中华民 族古老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国历化封建帝王极权的化身;那么, 红山龙,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怎样的关系?这一课题把古文 明探索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北的辽河流域。

1.陶塑艺术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徵;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徵,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2.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像。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红山文化陶器呈现四大特征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ADV_CONTENT-->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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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三种类型的关系
  (一)三种类型分别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晚三个阶段[15 ]
  1.打破关系。敖汉旗西台遗址F3居住面上有泥质红陶瓮,器表饰黑彩窄平行条纹与顶角相对的弧线三角纹或弧线三角勾连纹,肩腹各有两个竖桥状耳,灰褐色粗泥圈足盘和拍印菱形格纹与压印“之”字纹共饰的夹砂陶罐,属东山嘴类型。F4堆积内出的蝌蚪形斜线纹陶钵、“之”字纹筒形罐等,属西水泉类型。 F3打破F4,提供了东山嘴类型晚于西水泉类型的一个实证。
  2.类型学的比较兴隆洼F133遗存,现知器类较少,所出陶器既具备红山文化特点,又有某些落后性。
  西水泉类型与兴隆洼F133不同,细泥陶占一定比例;器类显然增多,出现瓮类等大型器物;一些器类形制多样、复杂,如钵盆类的折口、折腹,罐类的短颈、广肩,以及桥状耳的安装。“之”字纹或活泼自如,或规整严谨,发展到繁荣阶段,有发达的彩陶,这些都反映了制陶工艺的提高,生活用器的丰富。
  东山嘴与西水泉两个类型的陶器相比较,既有明显的联系,又有发展和显示出进步性。它们都以泥质红陶、夹砂灰褐陶为主,东山嘴的泥质陶比例增长,还有泥质黑陶、灰陶。它们有多种相同的器类和纹饰,并有发展演变迹象可寻。夹砂“之”字纹筒形罐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陶器之一,由腹外弧,通体饰纹,变为上限较直,有的口下素面(或斜行划纹、压印条纹),以下压印“之”字形纹。夹砂折肩罐,原为深腹,肩以上素面,折肩处有短条附加堆纹,后腹部变浅,肩以上饰弦纹,肩腹之间饰一周锥刺纹。此外,东山嘴类型敛口钵出现广肩,口底比差变大;敛口瓮肩上增有两个竖桥耳等。“之”字纹是红山文化的主要纹饰之一,两种类型不仅饰于夹砂陶器,而且还出现在多种泥质陶器上,手法灵活,形式繁多,而一定纹样常与一类相结合。两种类型的施纹部位和纹饰组合等方面都有明显变比,原通体施纹,后于局部;除继续与小泥饼或短条附加堆纹共饰外,有的尚与压印横条纹、镂孔等结合用。彩陶均以黑彩为主,先有单条宽带纹,后见多条平行宽带纹;鳞纹由平行窄条变为平行宽条;各以平行线组成的三角纹与其他不同的纹样组成复合纹。此外,西水泉的短平行条纹与东山嘴绕器一周的平行窄条纹之间似亦有承袭发展关系。同时,东山嘴还出现一批新的器类,新的纹饰种类,以及新的彩陶纹样。根据有关实验,可以推测口沿上有轮修痕迹的陶器[16],用泥圈粘接成器和修整的全过程,都可能是在转动的轮盘上进行[17]。这些反映出东山嘴类型制陶业从制坯、成形、施彩到烧窑等一系列工艺都有明显提高。
  除西水泉类型外,另两种类型尚未发现石器,或出土甚少而无法比较,但根据东山嘴类型的精美玉器,可以推测当时石器制造水平应有较大提高。
  东山嘴类型的泥塑像、玉器都已达到很高水平。泥塑群神像“不但应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可与同时期东方其他文明古国的著名作品相媲美”[18]。坛、庙、冢等标志着建筑技术的重大发展。
  总之,从上述打破关系和类型学比较,可以看出兴隆洼F133、西水泉和东山嘴三个类型既各具鲜明特色,又有发展演化的迹象可寻,反映出红山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它们依次代表红山文化早、中、晚三个时期的遗存[19]。对兴隆洼遗址F133所作C14年代测定距今5865±65年(未经校正,下同),东山嘴和牛河梁的C14年代测定距今4975±85至4895±70年。这些数据不仅验证了对三种遗存相对年代的分析,而且为认识它们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红山文化经历了距今约6500~5000年间的1500余年发展过程,跨过三个阶段。
  由于现有田野材料的局限性,上述对红山文化的分期,还只是探索性意见,对早期的认识尤需充实,待验证或校订后,应分别以考古文化期别相称,防止混淆分期与类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讨论红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即早、中、晚三期,今后当对各个阶段和遗址再做进一步的年代分析[20]。
  (二)划分地方类型问题
  有的同志在指出“红山后类型”(即西水泉类型)早于东山嘴(城子山)类型的同时,还考虑到它们分别代表老哈河流域(或称赤峰地区)和大凌河流域(或称朝阳地区)两种地方类型的问题[21]。
  我们感到在讨论这个问 题时,有两点值得注意:1.在老哈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也发现了东山嘴类型遗物。红山后遗址出土了双腹彩陶盖盆等[22];西拉木伦河以北的那斯台遗址有粗线鳞纹、平行窄条纹等[23];西辽河以北哲里木盟开鲁县梨树、大兴[24]和辽宁北部辽河西测康平县李家北坨子[25]等遗址有平行窄条纹彩陶器。东山嘴类型大量出土的玉器,在老哈河流域和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不断有新的发现,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甚至成组出土。近年不仅在大凌河上游(内蒙古敖汉旗水泉村),而且在老哈河支流锡伯河畔(喀喇沁旗河南东村)也相继发现属于东山嘴类型的积石冢[26];上述玉器和红山后筒形器的发现,预示着在更广大的地域、更多的地点发现积石冢(或庙、坛)的前景。同时,在大凌河上游敖汉旗兴隆洼和西台遗址,朝阳地区建平县老哈河流域的敖包山、羊圈子底、转山子等遗址[27]的斜线纹钵、宽带纹(黑彩或红彩)钵、厚唇深腹鳞纹罐等彩陶器和夹砂弧腹“之”字纹筒形罐等,表明在大凌河流域上游,朝阳地区的老哈河流域,也分布有西水泉类型遗存。总之,西水泉、东山嘴两种遗存有共同的分布地域,但未见大凌河中游西水泉类型遗址的报道。2.当前在老哈河流域、大凌河上游所知东山嘴类型主要是一般性居住遗迹和遗物,所见为日常用陶器等。现已报道的大凌河中游的材料均为坛、庙、冢之类,泥质陶器极多,东山嘴发掘出土陶片中,80%左右为泥质红陶;城子山遗址第3、2层泥质红陶各占出土陶片总数的99.5%、96.4%,器类以用于祭祀等的筒形器、无底瓶形器、覆豆式盖、彩陶镂孔大器和花瓣状宽足杯等为特征,少见一般生活用陶器和石器。另一方面老哈河流域的积石冢与大凌河(包括上游)的一样,地表也暴露出许多筒形器。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老哈河与大凌河两个地区东山嘴类型同类性质的遗址所出典型器类相同,而不同性质的遗址所出器物群则具有差异性,即迄今所知两个地区器类的异同取决于遗址性质,而与分布地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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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地方类型,是研究红山文化社会结构,及其与本区内外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重要环节。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了解到西水泉、东山嘴两种类型的差异性是它们分别属于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反映;两者有共同的分布地域;东山嘴类型用于祭祀等的陶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特征之一,这些都不能作为划分红山文化地方类型的依据。我们需要在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进行更为周密的调查,分别发掘各个阶段、各种性质的遗址;同时,继续开展对西拉木伦河以北红山文化北缘地带、燕山以南红山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地带的田野工作,以期在全面了解各地区红山文化(包括纵横两种剖面)和相关文化的过程中,逐步深入探讨红山文化的分期与地方类型问题。
  东山嘴及牛河梁坛、庙、冢中心性遗址给我们的启示
  1.大批祭祀用陶器、成组精美的玉器和泥塑神像群的出土,反映出当时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而且可能存在某种高层次的专业组织。如果说筒形器等陶器尚可分别由不同氏族部落集中工匠成批制作,那么像牛河梁女神庙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造型准确生动的泥塑神像,则绝不是随便哪一个氏族、部落都能制作的,而应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的专业队伍,以高级能工巧匠为骨干,按照一定的构思所创作的。
  2.坛、庙、冢的建筑规模大,水平高:(1)设计出中轴线及两侧对称、主体与附属建筑相配置的格局。如东山嘴祭坛、牛河梁女神庙。(2)在大面积土地上,中心建筑与其他建筑相结合。如牛河梁女神庙与周围积石冢群的布局。(3)女神庙顶盖、墙体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筑成后,表面压光并施彩绘,既牢固又庄重美观,可以说达到了半地穴式建筑的高峰。4牛河梁积石冢群和“平台”围墙的营建,反映出大面积砌石建筑技术得到一定提高。不论大面积地总体规划,还是一组建筑的布局都必须依照一定的思想意识设计,而建设如此巨大的、复杂的工程,以及维护、改建都必须有统一指挥,严密的组织,以高级工匠为骨干施工。
  3.牛河梁积石冢群附近未见聚落遗址,表明积石冢与聚落遗址相隔一定距离,集中建造,至少中心性地点是如此。牛河梁的规模最大,一座冢、一处冢地(由若干冢组成)和一群冢地应分别属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敖汉旗水泉有三处相邻的积石冢地组成一个冢群,喀喇沁旗河南东村的一处冢地包含2、3座积石冢。它们与牛河梁 的冢群规模有天壤之别,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组织显然较小,层次较低,而河南东村的又小于水泉。
  4.牛河梁、东山嘴中心性祭祀地点的出现证明:红山文化生产力日益发展,部落联系紧密,范围拓宽,祭祀活动规模日趋扩大,形式逐渐复杂,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祭祀活动急剧发展,产生了建造中心性祭祀地点的需求和条件。在牛河梁建成庙与冢有机统一体的宏大建筑群的,应是以牛河梁为中心较大地区内最高层次的社会组织。牛河梁——东山嘴地区是红山文化晚期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地区。
  5.祭祀中心的建立、管理,大规模祭祀活动的进行,必然大大提高神职领袖人物的地位,他们不断扩大影响,加强权势,成为促进社会结构和性质变化的重要因素。各类工匠,特别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工匠队伍,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神职常由社会组织首领执掌,作用尤为显著。
  6.上述各方面证明,原始宗教的发展,特别是中心性祭祀地点的建立与大规模祭祀活动的持续进行,对于建筑、雕塑、制陶和玉器业,以及社会结构的发展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红山文化的源流问题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要的任务是在本地区寻找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先生根据调查材料提出“赤峰期”(指红山文化)之前有“林西期”[28]。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提出林西沙窝子遗址早于红山,由于试掘品较少,未能展示出一套类型品[29]。30年来,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前往观察,终因该地严重沙化,未能进一步发掘,而采集的标本所反映的文化性质相当复杂,一些陶片又过于破碎,因此沙窝子遗址不适于作为代表性地点,也无法把“沙窝子一类遗存”当做探讨红山文化前身的线索[30]。1983年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渊源时,在当地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了[31]。
  1.在兴隆洼遗址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沟;兴隆洼文化具有较早新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C14年代测定距今7470±80~6895±205年未经校正。据此我们得以断定,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
  2.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比分布地区大体相同。
  3.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的陶质粗疏,火候较低,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致的代表性器类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共同的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都有网格状划纹。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而在上述共性之中也表现出一定进步性。
  4.兴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地。可以作为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32]。目前所知两种文化的面貌和绝对年代都相距较远,因此兴隆洼文化晚期、红山文化早期的内涵与特征,两种文化之间有无过渡性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形成时期是否融入了其他文化因素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新的发掘和深入研究才能逐 步解决。
  20世纪60年代初已有同志提出石羊石虎山墓葬(属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介于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33],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提出小河沿文化命名时,便进一步指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承袭关系[34]。我们认为在上述红山文化分期的基础上,以红山文化陶器演化脉络为线索,对红山文化晚期(东山嘴类型)与小河沿文化陶器作类型学比较,可以更为清晰地证明红山文化是小河沿文化的重要渊源。不仅小河沿文化敛口钵、深折腹钵、直领双耳壶(罐)和筒形罐等典型器类可以在红山文化内找到原型,而且红山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黑陶豆、镂孔和朱绘等新器类、新纹饰,在小河沿文化也都获得了发展,成为重要的特征。至迟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泥质红陶黑彩圆筒形器座,坛、庙、冢所用筒形器的形制与之相似,小河沿的彩陶器座不仅亦呈圆筒形,而且承托彩陶尊,显然也有特殊用途。两种文化的彩陶纹也有一定联系,小河沿文化的半圆形垂环纹应是由红山文化晚期鳞纹简化而成,平行线组成的三角纹亦当脱胎于红山文化晚期同类纹饰。牛河梁女神庙壁面赭红色折线几何纹与小河沿文化折线回字形纹(近似雷纹);女神庙壁面赭红间黄白色彩绘几何纹与小河沿文化在白衣上施黑、红色等,虽然是在不同场合绘画,但仍不失为考察小河沿彩陶回字形纹和多种色彩共饰的渊源线索。有的同志根据石棚山(大南沟)墓葬材料,提出“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类型陶器承袭关系比较清楚”[35],显然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
  总之,红山文化自有源流,自成序列,是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驱,西辽河——大凌河流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区。红山文化并非在封闭状态中生长,恰恰相反,红山文化得以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与仰韶等多种文化持久的相互交流中,不断吸收、消化并创造出新的文化因素。
发表于 2011-11-6 13:51:15 | 显示全部楼层
红山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 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 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 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 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龙,是中华民 族古老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国历化封建帝王极权的化身;那么, 红山龙,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怎样的关系?这一课题把古文 明探索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北的辽河流域。

1.陶塑艺术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徵;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徵,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2.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像。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红山文化陶器呈现四大特征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ADV_CONTENT-->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发表于 2011-11-6 13:58:24 | 显示全部楼层
古玉与红山文化
黄金有价玉无价。自古以来,人们对玉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我发现,过去在国外凡是佩玉的人,不论是男女老少,绝大部分都是华人或者是华裔,而且,大多是穿戴考究,举止文雅,或在学业、事业、家业较有成就的有识之士。他们凡遇见出国旅游身上佩玉的中国人问路、办事等都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好像玉在华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特殊的凝聚力。改革开放后,外国友人来华渐多,在与华人的交往中,不知不觉的也爱上了中国的玉文化。我认识一位美国朋友,他是一个纯美国人,为了研究中国的古玉,探秘红山文化,特在沈阳安了家,还娶了一个沈阳姑娘为妻,他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玉文化的著作均在美国发表。

在我国,玉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神秘的内涵。古往今来,人们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以玉喻之,把人的行为道德以玉比之,说明玉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玉、最早使用玉、最美加工玉并赋予玉最深内涵的唯一国家。

古代艺术品,其材料本身就是美质者,莫过于玉器。《说文》载:玉为:“石之美者”。既使毫无雕琢,玉也以其温润的质地显示其诱人的魅力,人见人爱。

古代艺术品,精美绝伦而能历久不坏者,莫过于玉器。远古玉器年久深藏地下,虽经自然浸蚀,非但无损其质地,反尔能以斑驳陆离的次生“沁色”更显其古拙之美。

古代艺术晶加工制作之最认真者莫过于玉器。美玉不易多得,故玉工非十年学艺,不能琢其美玉。远古时代凡祭祀通神之器,权仗之器非巫师领导下的神祗人员不准琢制。每一件作品必令其精益求精,从选材、开料、设计构思、因料施形、妙用巧色,剔其瑕,掩其咎,一直到成型打磨,抛光等各道工序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尽善尽美。没有金属工具的史前时代,制做一件精美的玉器耗时费力,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成一器。偶而加工过程中不慎残损也不肯丢弃,不惜工时把残件精心改制。所以,一件美玉精品,实可堪称稀世珍宝。

我国人民从古至今关于崇玉、爱玉、惜玉、佩玉、玩玉的传说与典故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华夏儿女爱玉的传统美德,历数千年而不衰.

近人学者赵汝珍追忆:昔日之玩旧玉者极为普遍。凡京城之中上等社会人仕,无不腰缠累累,叮叮当当者。居则以玉为消遣之晶,行则以玉为表示富厚之征。故友相见,必以新得之玉相夸示;雅集茶话,必以玉为主要话题;居家无玉,宛如非士夫之宅第;服饰无玉直同非完整之衣履;身上无玉,似不便与友朋相会。无玉之知识,直不能参与朋友集会之谈话。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玉之重要如此,故社会人士无不竭力以求之者。因求玉者众,逐致价值日高,偶遇精珍之品,此争彼夺。藏者藉此居奇,千元之物,为多人所求,即万金也有购藏者。此即所谓“无定价”也。故此历代玉器收藏多以古玉为主流。“古玉”称谓,乃战汉之前的玉物,尤以凤毛麟角的史前文化远古玉器为至宝。

由于历经数千年沧桑之变,史前远古玉器十分珍稀,偶得一玉如获至宝,固其历史价值、考古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收藏价值极高,至使其经济价值历久居高不下。凡属真精之品均为古玉收藏家志在必得之物。当前由于新闻传媒之普遍,大规模建设之开发,交通网络之发达,边穷地区百姓文化生活之进步,物资生活之提高。至使国内发现多处史前文化遗址,而周边百姓在日常生活、生产、劳作之中不断发现经数千年大自然变迁而零散沉积在干涸的古河床沙土之下的史前文化古玉(国家正式发掘的远古积石冢墓葬是极为罕有的)散落在较有知识的农民手中,世代相传。

在我国多处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古玉”。发现造型最美的玉器是“红山文化古玉”。加工工艺最难的也是“红山文化古玉”。在已发现的史前古玉中,数量最多、品种最全、地域范围最广的当属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古玉”。“红山古玉”自殷商至清代乾隆一直是历代帝王深宫大内珍藏之宝,周武王灭纣共缴得商王宫藏古玉14000件,玉佩180000块。据《逸周书·世浮解》记载;至清代乾隆皇帝视红山古玉为商周之物,十分珍爱,并赋御诗于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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