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山文化多头礼器看中国权杖的演变（图）

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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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指红山文化多头礼器是：现藏敖汉旗博物馆的碧玉多头器。该物直径：11cm，厚：3.2cm，孔径：2.5cm—3cm。敖汉旗萨力巴乡七道湾子遗址出土(《敖汉文物精华》一书介绍多头器为碧玉),扁平，中间钻孔，周边外突八个棱形圆头，呈齿轮状。（附图1）据笔者2008年8月12日上手观察疑似巴林叶蜡石，但尊重《敖汉文物精华》一书认定，下文仍称碧玉多头器。

　　中国文明起源是以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在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里造就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而后一体的格局。尊敬的苏秉琦先生高度地概括为中华上古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而非最先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红山文化正是基于这种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论，在这基础上研究红山玉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那么红山文化多头器又在红山玉文化中起到如何作用？笔者就自己的浅陋认识抛砖引玉，以求方家斧正。

　　从红山文化出土器物看，当时“唯玉而葬”是当时高层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虽“唯玉而葬”，但有葬多少玉之分，玉钺，玉猪龙，玉箍形器的作用都和人的特权分不开，权力掌握在少数巫觋手中是不争的事实。郭大顺先生认为：“......其玉器文化（指红山文化）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反映，牛河梁玉器的形制与功能已具备玉礼器的雏形，所以红山文化玉器与礼的起源是一脉相承的。”众人等级出现，牛河梁遗址的坛庙冢出现，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聚落遗址发现。这些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内蒙赤峰和辽西地区。

　　既然红山文化出现“礼器”，笔者认为碧玉多头器是“礼器”的一部分------权杖。

　　初步推测碧玉多头器的使用方法，碧玉多头器中空是用来把一根木棒嵌进去，碧玉多头器朝上安在顶部。双手握木棒中上部放在持有者面前或单手悬空擒握，象征权力。

碧玉多头器使用痕迹在周边外突八个棱形圆头周围，说明外围有经常性和其他物质接触。中孔没有单边磨损痕迹，不象其他有孔洞的红山玉器有明显挂痕。只不过现在木棒没了，剩下一个权杖头部。

　　过去考古认为权杖只在西方文明中，东方象征权力用钺、鼎、璧等而不用杖。对权杖笔者提出几个观点进行论证，一、东方权杖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痕迹。二、东西方权杖同时存在含义不同。三、权杖在红山文化中的地位。四、碧玉多头器的其它解读的可行性。

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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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方权杖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痕迹。

　　首先从考古出土物上看，1982年，文物工作者在文物普查时于甘肃省西和县长道乡宁家庄遗址中发掘出一彩陶杖头。庙底沟类型，甘肃省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该物高7.8厘米，腹径12厘米，杖头中央，有一个上大下小可以按插木杖的穿孔，上径2.1厘米，下径3厘米。赭红色，体形略呈扁圆球形，俯看为一圆形，侧视为椭圆形。腹上部绘弧线勾叶三角纹，下部绘四只背向高飞的变体鸟纹。（附图2）

　　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肃河西走廊进行考古调查时，在若干地点发现了玉石权杖头及残件。1987年夏，在发掘酒泉干骨崖墓地时，在44号墓内随葬1件玉石权杖。此前，在玉门火烧沟墓地也曾出土过铜四羊首权杖头和玉石权杖头。

　　在甘肃以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土权杖头的地点计有哈密市二道沟、奇台县红旗机器厂、民丰县尼雅、特克斯县的铁里氏盖等遗址，其质地已知有玉石、青铜两类，时代大致在青铜时代或稍晚。

　　有迹象显示，权杖头在中国的分布面同样可能波及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至西拉沐沦河一带，其延续时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

　　需要说明，由于以往对此类文物的缺乏了解，不少发现者将权杖头误作为生产工具或武器。（引用文章出处1）

　　古方先生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

三星堆文化在一号祭器坑出土的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古蜀人就是用“权杖”代表王权、神权。（附图3）

　　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见张建林《荒原古堡》）。

　　史前神话《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

　　据出土于甘肃武威《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文献记载：我国在汉朝初立时，就有王杖制度。应劭在《风俗通》中指出赐王杖之制始于刘邦。其文曰：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丛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为鸟在无人，遂得脱。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应劭以鸠鸟救刘邦之命来解释鸠杖的起源，未必可信。但他指出西汉赐杖之制始于高祖，则是有道理的。总而言之，西汉时期“七十赐杖”之制始于汉高祖，当无疑问。《汉书》中也对于汉代养老制度中的“七十赐杖”做了记载。由皇帝将手杖赐予某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这是“王杖”，因为王杖上端安有木雕的鸠鸟，也叫“鸠杖”。“鸠杖”是皇帝赐予的信物凭证，持王杖者可以随便出入官府，经商不纳税，若有人辱骂殴打持王杖的老人，就会被处以极刑。

　　自汉朝以降权杖的地位逐渐下降，唐、宋、辽三朝权杖逐步演变和兵器相结合，在仪仗上也只代表刑罚了，有时还代表兵权，不再享有神权、王权的待遇。这从文献记载和出土上找到证据，宋洪迈《夷坚丙志·婺州雷》：「面丑黑，短发血赤色，蓬首不巾，执如骨朵状。」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宵》记载：两边皆禁卫排立,锦袍,幞头,簪赐花,执骨朵子。人们不禁要问：骨朵为货物？骨朵像长棍一样的古代兵器,用铁或硬木制成,顶端瓜形。骨朵和锤、椎相似，古人常常混为一谈，在北宋人写就的《武经总要》上记述了骨朵这一武器。“骨朵，本名胍肫，讹为骨朵，这种兵器类似长柄锤，木柄上安装一个蒜头或蒺黎形的重铁器，凭藉重力锤击敌人。后来只用做仪仗，也叫金瓜。”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水泉墓出土的多棱体玉骨朵（附图4），直径8·4CM，高8·8CM，认定为契丹贵族游猎出行时的仪仗用具。

也有人认为骨朵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应该起源于原始人追赶野兽，敲砸果核的短木棒，而当这种木棒作为武器使用时，前端粗

壮呈棒槌形的比起普通的木棒来肯定更为顺手。正因为如此，以后又出现了在木棒前端装上石质或铜质棍棒头的作法。

　　在辽代“骨朵”的使用比较多，在多处辽墓壁画中有体现，从“骨朵”在壁画中的地位看主要功能是象征性的，是代表刑罚权。是由侍卫双手握“骨朵”举于身前的姿势。查阅《辽代耶律羽之“墓志”所记东丹国史事考》，“骨朵”应该还有代表兵权一面。耶律羽之担任中台省右平章事后不久，东丹国便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但他却能处变不乱在处理好东丹国日常政务的同时，又“授锥专讨”，招抚边城”。(公元927年)就已稳坐中台省第一把交椅，成为东丹国中“身为家宰，手执国钧、的矗有实权的人物。”

　　“授锥专讨”的锥,笔者认为即为“骨朵”――权杖。以上证据我认为可证明我国权杖是有其自身发展轨迹，用处的变化也是随着时间变化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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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西方权杖同时存在含义不同

　　西方有权杖是肯定的，出现最早是埃及。古埃及王国是发现权杖头最多的地区之一，早在前王朝（3050BC以前）时期，权杖头已非常普遍。古埃及的权杖头有三种不同形态：一种为梭形，中央贯穿一孔；另一种作圆片状，顶面宽大，底面缩小，中央有穿孔；第三种为梨形或球状（与中国所见相同），中央贯通一孔。所有的权杖头均选用上乘石料，制作非常之精细，有的在表面雕刻缠绕的花纹、乳丁类装饰，十分华丽。权杖头是一种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使用者绝非一般人物。小亚多拉克的发现证明，只有国王一类的高层人物才有资格使用权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一些表现权杖持有者的雕刻艺术充分说明了权杖所具备的特殊功能。 就目前资料看，年代较早的权杖头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古埃及、近东、安那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犹以近东纳哈尔.米什马尔窖藏发现的砷铜权杖头为最。（引用出处 2）

　　在古罗马权杖是国王向前线作战部队指挥官传递命令的工具，通常权杖就是一根竹筒，国王把命令写在羊皮上，卷起来放进竹筒，再把二头用东西封上。由传令兵送往前线，传达命令。这就是最初权杖。后来的罗马海盗很乐意用墨丘利神的权杖来装饰自己的船帆。在那个时代的多神教象征符号中，这是一根缠绕着两条蛇的权杖。权杖是罗马的贸易神墨丘利的标志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权杖的作用在西方也逐步分化，除代表王权外，现代德国陆军的元帅杖只是兵权的代表。（附图5）

　　李水城先生认为：中国境内的权杖头在空间上仅分布于甘肃、陕西西部、新疆等地。其形态与近东和中亚发现的同类物非常相似。可以基本认定，权杖这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具不是华夏文明固有的文化特质，应属外来因素。其根据为：1）古埃及和近东一带的权杖头出现年代早；2）在数量上，中国境内发现的权杖头比较零星；3）在空间上，中国发现的权杖头全部出于西北地区，这一点耐人寻味。

　　我认为李水城先生的观点有可商榷地方，从时代上敖汉旗博物馆的碧玉多头器和甘肃省西和县长道乡宁家庄遗址中发掘出彩陶杖头相似。最重要的用于镶嵌木棒的中间孔上小下大接近，都是用木棒先从大的孔往小孔上镶嵌，这样权杖头不会从木棒上往下滑落，他们的功能也是接近。

　　李水城先生认为西方权杖头出现年代早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我国考古学家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测定这些出土于甘甘肃、陝西、新疆等地的权杖头，时代最早在也五千五百年前。更者我国红山文化从时间上没有迟于西方权杖出现时间。中国权杖头的出现不能因为和古埃及法老使用的权杖头相似，就认定我国权杖是受他们影响。

在数量上，中国境内发现的权杖头比较零星。我看数量不是主要原因，证据是第一位，再者随着时间推移我国考古发掘，境内权杖的发现也会增多。近年据有关资料显示，石质的多头器多有发现，在南京博物院展出的红山玉器文化展览上就有数个多头器出现。（附图6）

　　东西方文化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早在張騫通西域前，我国就有周穆王于公元前964年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西游活动。周穆王行程共1•21万里自镐京至西王母之邦，周穆王赠西王母以白圭玄璧，西王母以玉液琼浆款待。记载此书的就是《穆天子传》。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一直延续，唐朝时达到一个顶峰，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反映在当时生活许多方面。

三、权杖在红山文化中的地位。

　　对红山文化的发掘提高很重要一点是伴随红山文化考古的深入，有据可证。碧玉多头器是一个高贵的礼器，是权力的象征。在过去人们可能一时没注意到，在这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玉器工艺研究课题组到敖汉旗工作前，刘国祥先生就特意提到要我们注意观察敖汉旗博物馆的玉器，要从玉器的制作、使用功能上全面了解。邓聪先生在现场指导，从微痕上多次讲到当时红山先人对玉使用留下痕迹的重要性。由此特别注意到碧玉多头器的功能和作用，接合我国考古发现甘肃省西和县长道乡宁家庄遗址中彩陶杖头等多处出土证据，敖汉旗博物馆的碧玉多头器应是当时红山文化中最重要的礼器之一。

　　巫觋手持权杖，表示至高无上的支配力，代表男性的创造力和潜力，巫觋作法能祈求上天赐予力量，权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只是在后来中国文化进入夏王朝后，禹铸九鼎，鼎的象征意义突显出来，权杖才逐渐淡出权力象征。巫觋也渐渐失去手持权杖的权力，沦为神职人员。而西方恰恰相反，加强了权杖象征的意义。直到现在所谓交权，在形式上就是权杖的移交。

　　东西方对权杖当初代表神权、王权的作用是相同的。王权神授一直也是东西方文化中的共同点。

　　那么权杖在整个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与地位如何？我认为它至少有五个理由说明权杖的重要性：1、碧玉多头器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权杖头之一，该物的出现，佐证了红山文化玉器丰富多彩。红山碧玉多头器做为权杖头证据保存下来对红山文化玉器是有所提升，是证明和完善整个红山文化玉器到了高层次。2、碧玉多头器就是当时的权杖，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礼器，从数量上考古出土不多，这只能说明它的地位高，是少数人才有权力掌控。 3、碧玉多头器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没有证据证明红山碧玉多头器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时间顺序上红山碧玉多头器出现不会迟于5500年前的埃及权杖。4、碧玉多头器的用材假如是叶蜡石也是正常，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古人认美石即是玉是宝，在今后还有可能发现个别红山玉器是叶蜡石的可能。所以不认为多头器是叶蜡石就有所降低它的地位和作用。5、碧玉多头器的制造工艺是当时社会最高工艺水平的反映，周边外突呈齿轮状八个棱形圆头， 均匀分布角度适中。八个棱形一定有特定的意思，只是有待我们探讨研究。

　　四、碧玉多头器的其它解读的可行性

　　一种观点认为多头器是古人对太阳的崇拜，是一种图腾。另一种观点认为古人对天文日历演算的工具，类似于“璇玑”作用。前一种观点如果正确，那多头器中孔的直径一大一小作何解读？红山玉器其他的孔也经常一大一小，那都是管钻、对钻和使用过程中无意造成，而且大小直径不均匀。多头器的外孔直径却均匀一致，显然是有意为之。器物的表示作用如何体现？把多头器大面朝外象征太阳吗？中孔就得用来悬挂，中孔使用痕迹一点没有作何解释？巫师用手捧着多头器大面朝外？可是多头器外面八角却磨损明显，也无法解释中孔一大一小。而且这种中孔的一大一小又和甘肃省西和县长道乡宁家庄遗址中发掘出的彩陶杖头中孔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古人对天文日历演算的工具，类似于“璇玑”作用。首先“璇玑”本身一词的解释就不科学，不在此说明，如果多头器是用来天文日历演算的，肯定还有其他工具辅助，而且会影响着后代天文日历演算，我国最早出现的夏历约在3000年前，没有迹象表明夏历推演出来是受多头器影响，而是受月阴及其他天象变化而来。再说夏历和商历、周历都有变化，有自身的缺陷。这种观点有待将来有新的证据后再提。

　　红山玉器的功能作用随着考古发现，新的解释出现，还原或接近真实面目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碧玉多头器的功能是否就是权杖头，需要正反双方意见反复探讨，这样就有益于红山文化的发展。

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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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声笑

{:soso_e160:}{:soso_e163:}赞！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历史也是深入的研究古玉，小学弟敬佩。

紫玉宝祥

欣赏，学习！感谢上传分享！

镇海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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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扶犁

欣赏好文。

八喜

好资料！谢谢车兄分享...{:soso_e160:}{:soso_e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