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对传统旧观念的冲击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佛教是由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Gautama·Siddhartha·Sakyamuni）创立的，中国的、外国的一切有关佛教的书籍都是这样说的，这是早已做了结论，无须再讨论了。书中说：（大意）“释迦牟尼是饭净王的儿子，他10多岁带了随从出城郊游看到了城外有讨饭的乞丐、路边有人饿倒在地上、有人被打、农夫耕田十分辛苦又吃不饱……等等。他感觉到世道十分不公平，一次他遇到了一个沙门（僧门），听到了一些出家修道的道理，由此产生出家念头。后来在一条河边树林里的一座庙子里，经过49天的冥思苦想，悟出了人生的道理，由此创立了佛教”。在文献[1]，[2]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时至今日，研究佛教的文献中，对释迦牟尼的出生与死亡的日期都众说纷纭。
释迦牟尼简称佛陀或佛祖，因为佛教是他创立的，按照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意见[3]：“佛教包括有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组织等等，狭义而言，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 Dharma）”此处的“法”在梵语中为“达摩（Dharma）”，“佛陀”是Buddha的梵文音译，翻译成现代语就是“布迏”。佛祖出生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他与中国的孔子出生在春秋时代相当，说明他俩是同时代的人物。现在问题出现了，四川广汉古蜀国的考古学时代是商代，商代远比中国的春秋时代要早，为什么在四川广汉古蜀国会出现大量的佛像呢？而且有佛头实物，佛像是凿刻在玉牙璋上、象牙上、玉壁上等等，更为神奇的是，佛像与中国远古的太极图、八卦、十二生肖组合在一起。我们知道，太极图、八卦、十二生肖是中国远古的传统文化，我们早已有论述[4, 5, 6]。它们组合在一起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值不值得学术界去认真研究呢？人们不仅会问：佛教真的是起源于印度吗？答案是：值得讨论。
研究认为：佛教的起源可能在中国四川广汉古蜀国。早在B.C.2000年前，有一条从川（成都）－云（云南）－缅（缅甸）－印（度）－阿（阿富汉）－欧洲的古商道[7]，佛教很可能是沿着这条古商道传播到印度去的。众所周知，商贸大道的开通必然引起文化思想艺术的交流，人文风俗习惯的交流，科学技术的交流等等。中外交通史专家研究表明，担任这条古商道的运输者是吃苦耐劳的古羌人和古彝人，他们功不可没，至今在印度东北部的纳加兰邦还有中国古羌人的后代，他们自称为“龙的传人”（梵文，Nagasence）或“龙种人”[8]，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龙的形象竟出现在印度的岩画上[9]。
如果佛教是产生于印度，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流行？在印度反而不流行。研究西藏古象雄国历史的专家认为：“西藏古象雄国苯教认为，释迦牟尼不是佛教的创立者，他只是起作宣传佛教的作用”。佛教由印度“传入”西藏是吐蕃王朝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苯教早已在西藏流行开来了。如上所述，佛教可能是由古代的商道或民族迁徙之路从中国四川传至印度，如果说藏传佛教是由印度“传入”的话，而在此之前，佛教就可能存在多时日了，它可能是经过僧人们的加工整理成型之后，再向外宣传转而可能传回中国，就是我们提出的佛教“出口转内销”的观点。
佛教进入中国是汉哀帝二年，国内各地的佛像造型（例如敦煌、峨嵋山、乐山大佛、云岗石窟，西藏等等）可能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远古的四川古蜀国，佛教就可能十分流行了，为了说明佛教可能是起源于四川广汉古蜀国，我们将有关实物介绍给读者（部分）。
二、佛像、佛头实物的描述
现已发现，在广汉古蜀国佛像的载体有玉牙璋、玉璧、象牙、牛胛骨上等等。
1．佛像头
现已发现的佛像头的材料有玉石的、水晶的两种。这两种佛像头的做工精细，其精美程度可想而知。
（1）水晶佛像头：（图1）据知情告知，此种佛像头发现两个，这是其中的一个。佛像头重1.06kg，原先是刷了一层黄金在佛像头上，出土时老乡把黄金刮下来做金戒指。因此佛像的发结孔隙处乃呈现金黄色，此为佛头刷金的证据，佛头材料是水晶，即通常矿物学上的石英（Quartz），因其透明，故称水晶（Ice crystal rock），其化学成份为SiO2，硬度7~7.2，密度2.56g/cm3。
水晶佛头高6.8cm，两耳下垂长5.7cm，耳朵上宽1.8cm，下宽1.5cm，两眼半闭，双唇紧闭，似乎在思考问题，佛像似“女性”，有发髻，共计有370个，每个小发髻直径0.3cm，高0.2cm，头顶的最大的发髻高1.4cm，直径1.2cm，这个水晶佛像头与乐山大佛，云岗石窑，敦煌壁画的佛像头十分相似。图1是本文作者与象雄文明历史守护者、三十八世李亚·新甲旦真活佛的合影
*。
此外，还发现有重1.15kg的水晶羊头。
（2）玉佛像头（图2）
这是用玉石材料雕凿而成的佛像头，共发现有三个，这是其中的一个，重20.9克，两耳下垂，长度1.8cm，佛头高3.0cm，额头上有一小孔，直径2mm，佛像双目紧闭，似乎在思考问题，头上有发髻118个，每个发髻约1.5mm，佛头顶是平坦的，中间有一小孔与颈相通，孔径2mm，要在如此小的佛头上雕凿成如此小的发髻现代技术人员都十分困难，古人是用什么技术雕凿而成，仍是一个谜？
佛头顶部是个圆形平面，圆直径1.1cm，颈部亦是圆形，直径1.5cm，此外，还发现了有更小的水晶佛像，头重约5.08g。
2．座姿玉佛像和玉佛像头
现已发现的座姿玉佛像有双手合一盘腿的、有的是座在莲花上的、有的是座在玉版上的（图3，图4，图5，图6）。
（a）双手合一的座姿玉佛像：总高30cm，宽14cm，重约5.05kg，用整块玉石凿雕刻而成，佛像双目正视前方，从形象来看，好像是一个“儿童僧人”，难道古蜀国“儿童”从小就出家接受佛教思想的洗礼？此“儿童僧人”佛像的身背后有一阴刻的“鸟头”，这与三星堆古蜀国的出土的鹰形铜铃图形一样。而在“儿童僧人”的后脑勺上有阴刻的“ ”，此为右旋“万”字（图3 A, B, C, D），“儿童僧人”座的玉版厚度2.8cm，周围一圈有十二个古文字。在一件直径为5.75m的玉（石）器太阳轮上，古蜀国人在跳舞庆丰收时，其头上的帽子边缘上就有“ ”纹饰。
（b）玉佛头像：重8.8kg，高31.5cm，宽度（两耳间距）20cm，耳长10.5cm，耳宽2cm，玉佛头后有一弧形光环玉板，玉板与玉人头为一整体，玉板上阴刻了一个佛像，佛像额头上有一只直径2.8cm的“眼”。沿弧形带的内侧刻有7个古文字，字大小未能拓下（图4，A，B，C）。
（c）座在莲花台上的双手合一玉佛像：重21.4kg，总高46cm，人高32cm，莲花台高9cm，莲花叶相错排列，每朵莲花叶高2.8cm，宽2.5cm，莲花台呈厚的椭圆形状，玉佛像的身后的椭圆形玉版与玉佛像是一个整体，玉版上阴刻了一幅双手合一的佛像（图5 A，B，C，D，E）。
（d）三级台阶上的双手合一的玉（石）佛像：这种类型的佛像共发现有4尊，有的双手合一，有的在做法事（双手拿法器比划），这是其中的一尊，玉（石）佛像座落在三级台阶上，台阶可以折开来，佛像及其后的大玉（石）版是一个整体，佛像浮雕在玉（石）板上，台阶侧面与玉（石）板后面均有古文字，佛像双手合一，双腿盘坐在水面上的“船”上，整个组合在一起（台阶与佛像）高度有1.45m，总重约120kg左右（图6 A，B，C，D）。
3．玉璧上的佛像
（a）太极图、八卦、磕长头的古蜀人与佛像组合的玉璧：玉璧重3.0kg，直径33.5cm，孔径12.5cm，厚度1cm，东、南、西、北方向上分别是太极图（东）、磕长头的古蜀人（南）、八卦中的“离卦”（西）和佛像头（北），从此件玉璧上可以看出，现今西藏地区的藏族同胞磕长头的现象，其起源早在古蜀国佛教盛行时就已经存在，这是否意味着磕长头起源在古蜀国时代呢？佛像头是阴刻的，其线直径约0.2mm左右（图7 A，B，C，D，E）。
（b）太极图、古蜀国跪式拜佛人与佛像头组合的玉璧：玉璧重约2.95kg，直径33cm，孔径12.5cm，厚度1cm，东、西方面是太极图，北方向上是阴刻的佛像头，南方向上是一个跪在地上拜佛的古蜀国人（图8，A，B，C）。跪式拜佛古蜀国人参看图9（C）。
（c）跪在地上拜佛的古蜀人与佛像组合的玉璧：玉璧重约3kg，直径33cm，孔径12.5cm，厚度1cm，在北方向上有一个阴刻的佛像头，以此佛像为南、北向为轴向坐标，在坐标的东半部与西半部对称地各分布有三个向着佛像跪拜的古蜀国人，其跪的姿式见图9的c（图9 A，B，C）。
（d）磕长头的古蜀国人与佛像组合的玉璧：玉璧重约3.0kg，直径33cm，孔径12.5cm，厚度1cm，佛像位于正北方，在东、西两个方面上各有一个磕长头的古蜀国人（图10 A，B，C）。
在上述四种类的玉璧中，其背面均有古文字。
（e）佛像头与十二生肖（牛）组合的玉璧：玉璧重1.04kg，直径26cm，孔径6.5cm，厚度0.5cm，与前一类型的玉璧不同的是，玉璧的重量要轻，而且规格要小一些。本类型的佛像在正面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上，而且佛像之间各有一个古文字，即佛像之间是90?间距。
古文字在45?位置上，而玉璧的背面的生肖图像也是分别凿刻在东、南、西、北位置上（图11 A，B，C）。
（f）佛像与十二生肖（虎）组合玉璧：玉璧重约1.1kg，直径25.5cm，孔径6.5cm，厚度0.5cm，佛像阴刻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佛像之间也有一个古文字（45?方向上），玉璧的反面为十二生肖的虎头，也是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图12 A，B，C）。
4．佛像与十二生肖组合的玉牙璋。这种组合的玉牙璋有二种类型，一种长度为80cm，宽13－15cm不等，厚度0.5cm；另一种是长度在45－50cm不等，宽度15－16cm不等，厚度0.5cm，我们这里公布的是后一种类型。
（a）十二生肖（鸡）与佛像的组合的玉牙璋：长48cm，宽14cm，厚度0.5cm，十二生肖的鸡雕刻在牙璋顶部的分叉处，其下是阴刻了一幅鸡首人身像，再下是佛像（图13 A，B，C，D），反面有古文字。
（b）十二生肖（蛇）与佛像组合的玉牙璋，长50cm，宽15cm，厚度0.5cm，十二生肖的蛇在牙璋的分叉处，蛇首人身在牙璋中部（省去），阴刻的佛像头造型特别，反面有4个古文字（图14 A，B，C）。
这种类型牙璋共12把，款式都一致，图形排列方式也是一样的，只是佛像头类型不同，故不再公布。
5．牛甲骨上的佛像：这是一块完整的牛甲骨片（图15 A，B，C），总长32.7cm，下宽17.7cm，上宽7.5cm，重约300克（照片未照全），正面右边有7个小孔，孔径0.7cm，孔与孔之间距为1.5－1.8cm，在图中的放大部（B），看到一个明显的“羊”字，“羊”字左边是一个“十字架”，“1”的底部有个圆圈（其内有个小圈），“十字架”上部刻有二幅纹饰，好似“天象图”。在甲骨反面的下端（C），刻有一尊座在莲花上的佛像，这是否可能是通常我们在佛教书籍中所看到的观音菩萨座在莲花上的原始出处呢？这尊盘腿而座的佛像其右手五指拼拢在一起指向天空，好似僧人见人时的手姿式那样，口中在唸“阿弥陀佛”。左手也是五指拼拢，指向地下，在电影《西游记》中，孙悟空就有类似的动作。
6．象牙上的佛像，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阴刻有佛像的象牙（图16 A，B，C），可能是亚洲小象的牙齿，总重量为250克，长25cm（未照全），下端粗的地方直径3.6cm，佛像身高13cm，身披袈裟，右胸袒露，左手按在右手的“阳谷”穴位上，佛像似在凝思，头部有“光环”，“光环”外有9朵“火焰”。
此外，在古蜀国还发现了玉巫师人（图17 A，B，C），巫师是道教做法事的人，他的服饰与佛教完全不同，在古蜀国除了佛教以外，可能还有道教存在，道、佛二教在古时可能是合一的，它们都起源于巫教，而后随时间推移，信仰有些差异而分道扬镳。有学者认为，西藏的苯教可能与内地的古羌释比文化有关系，苯教是西藏本土的一种原始宗教，早于吐蕃时期“传入”西藏的佛教存在于西藏本土之中，在苯教中存在有古羌族释比文化的因素。
三、讨论
如前所述，佛祖（释迦牟尼）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时代的人物，然而他所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印度不流行？佛教反而在中国十分流行？广汉三星堆古蜀国的佛教从远古至今在广汉及其附近地区乃至成都平原地区反而流行呢？请看下面统计数字，据80年代四川省地名普查小组提供的成都平原的广汉、双流、彭县、什邡等县的普查结果，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当时的广汉有56个寺、庙（其中有白马寺、回龙寺等）；彭县（彭州市）有85个寺、庙（太平寺、白马庙等）；什邡县有50个（真武庙、龙居寺等）；大邑县有76个（女娲庙、天竺寺等等）、双流县有91个（石皇庙、华严寺等等），共计358个寺、庙（宫、庵），其时间大致从黄帝－西周－汉－晋－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都有，这些寺、庙（宫、庵）绝大多数都毁于战火或其他不该发生的年代。据邻近三星堆遗址不远的老乡告知，当时他们那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真武宫（黄帝的孙子顼颛封为真武大帝），在破“四旧”年代被夷为平地。由此可见，自远古时代开始，古蜀国佛教就十分流行，当时可能是道、佛二教是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在一尊高1.85m的玉（石）器上，看到有双手合一（佛教）与双手合拱（道教）的人物在一起，他们正在“听”一位“领导人”在宣读“证书”（或“任命书”）。上述各地的寺（庙）均分布在成都平原上，时至今日的成都市也有大量的寺、庙地名存在，例如：白马寺、昭觉寺、大慈寺（唐僧取经前曾在此处呆了二年），华严寺、多宝寺、龙潭寺、圣灯寺、万佛寺、石经寺、红瓦寺、章灵寺、宝光寺、草堂寺、灵岩寺（都江堰）、开华寺（大邑）、青羊宫（建于西周，起初是个道观）等等，这些寺、庙绝大多数毁于战火已不存在，只保留了地名，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被保留了下来！在以成都为中心周边各县（市）有如此密集的寺、庙存在于成都平原上，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去深思吗？这种现象在全国都是极其少有的。如果佛教不是起源在这里，如何从远古至今会有如此众多的寺、庙存在此地区？虽然这些寺、庙至今不存在，只有极少数残存，但历史的记忆是抹不去的！
值得注意的是，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它是与中国远古的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十二生肖、八卦组合在一起。在佛经中有一部《大集经》，其中就有十二生肖的论述，为什么十二生肖会出现在佛经中呢？唯一解释的是，当中国的十二生肖、佛教文化传至古印度后，可能是编写佛经的僧人把它纳入佛经中去，故《大集经》中有十二生肖的描述，而且十二生肖传入古印度后，古印度佛教徒把它与印度的神文化结合在一起组成印度本国的十二生肖神文化。目前已知，在成都市的街道的名字也包含了十二生肖羊、马、牛、龙、猪、鸡等等的街名，例如青羊宫街、羊市街、羊子山路、石羊场、白马寺路、骡马市街、走马街、马鞍山东路、马王庙街、牛王庙、龙江路、龙舟路、肥猪市街、牛王庙街、机（鸡）投镇街等等，“小天竺街”一名，说明在古时中、印之间有文化、贸易的交流，（印度古代叫“天竺”，“身毒”），印度人也沿古商道来四川居住，做生意，定居在成都，否则如何解释会有“天竺”一词出现在成都的街道名字上呢？
佛教的兴盛、工业、农业、手工业的发达造成了当时古蜀国确实为中国西南的一个强盛之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所以《山海经》中就有“……都广之野……百谷身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此处的“都广”即为今日之成都平原。此地乃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人民居安业，后人将此情景扩至四川全省，称之为“天府之国”。其实，此“天府之国”是一讹传，查“天府”一词，首见于《周礼·大宗伯》中，其中说：“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藏焉”。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这可能是刘备占领成都后，形容成都平原富裕加以总结再次出现“天府”一词。在《周礼·大宗伯》所提之“天府”，可能是指国家的博物馆（或重要仓库），诸葛亮再次提“天府”一词，实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故后人总结而称之为“天府之国”。其实，这“天府之国”，实乃是“天佛之国”之误。“府”与“佛”一字之差，把历史本来面目掩盖了，否则如何解释成都平原（包括成都市本地）寺、庙如此之多呢？当然成都平原物产丰富也是事实。从哲学上来讲，不能把“局部的”现象（肥沃），看成为是“整体的”现象（肥沃）。
在远古时代，具体而言，就是在三皇五帝时期的伏羲时代，佛教可能早就在成都平原兴起。从动物驯化史得知，野蚕驯化成家蚕是在公元前3500年由中国古羌人完成的（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其时间是在公元前8400年由美洲土著人完成的）。如此推测，蚕驯化成功时间相当于中国的黄帝时代（5000－5500年）。可见在公元3500年以前，黄帝原配夫人嫘祖把野蚕家养之后，制成丝绸改善人民生活，养蚕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养蚕缫丝，制成丝织品进行贸易，使成都在古代就成为重要丝织品城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立人玉器上的衣眼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为了庆祝五谷丰收，求神拜佛成为日常的重要活动之内容，原始宗教应运而生，我们在数件高1.3m左右的玉（石）器上看到巫师在做法事（拿法器、跳舞、占卜）穿的都是很好的丝绸衣服，这种做法事活动（拿法器比划，跳舞，占卜等等）至今在羌族，彝族中有遗存，傩舞也就是明显的例子，傩舞在四川各地都有表现，这是一种宗教表现形式。成都的青羊宫是西周时期的道观，大邑鹤鸣山是道教一场所，就连峨嵋山原先在魏、晋时期都是道观。
由上所述，四川广汉古蜀国佛教文化的远播是通过从四川（成都）－云南（保山）－缅甸（密支那）－印度进而进入阿富汉直达欧洲的古商道向外传播的。这是一条民间的古商道，如果没有这条古商道，汉朝的张骞就不可能在大夏看到“蜀布”和“邛杖”。张骞的凿空之行是在公元前139－138年，有专家认为，所谓大夏可能是梵文“Tuher”转译读音而来。
张骞凿空之行之前，中国的丝绸早就通过民间古商道从成都销往古代印度直至欧洲诸国，这可能是《丝绸之路》的原型，据季羡林（1995）研究[10]，在一本印度古书中找到了中国丝绸进入印度的证据，此书名称是《治国安邦术》（Arthasastra）（又译为《政事论》）其中有一句话：“Kauseya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译文：“侨奢耶和产生在脂那的成捆的丝”），此处的“cina”即“支那”，或“脂那”（有学者把“cina”译为“秦”这可能不对），而“Patta”是“带”，或“条”，连在一起就是“中国成捆的丝”，“支那”和“脂那”就是“中国”。由此可见，印度的古书中已经把丝的产地讲的很清楚了。此外还有另一个词“Cinamsuka”（译为“中国丝衣服”），这个词也可以译为“丝”。在古印度，人们就知道了丝是由一种小虫子吐出来，任乃强在他的“蜀布之路”[7]一文中也提到：四川在远古时代就有一条通往缅甸－印度的古商道，他称之为“中西陆上古商道”，或“蜀布之路”，也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有了。这条在公元2000年前就通达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汉，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蜀－身毒道”。
横亘中国成都到印度的民间商贸在无声无息中进行。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条古道只是有单一功能的，随着商贸古道的贯通，思想、文化、艺术、科技也会同步进行交流与传播，这是无疑的。从而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古蜀国佛教如此盛行，难道佛教的思想、文化艺术、当时的工艺技术（例出炼铁等）不会随商贸而远传吗？答案是肯定的。前已论述。这条古商道的运输人员主要是古羌人和古彝人，至今还居住有古羌人的后代约17000余人[8]，他们自称为龙的传人。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在这条古商道上，发现了产于印度洋的海贝（四川三星堆、云南保山等地）还有印度居民（保山有“身毒”人居住，成都有“小天竺”街地名）。在佛像身上有“ ”符号出现，这是否说明佛教与中国远古文化有某种渊源关系呢？此符号有左旋（西藏雍仲苯教教徽是左旋的）与右旋之分（右旋中国人称为‘万字’），其实此符号是阴阳鱼太极图互相正交演变而来，并且与伏羲八卦有关。太极图、八卦和佛像的组合、十二生肖与佛像的组合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值不值得学术界深思？而这些组合均与古文字在一起，这又说明了什么样的远古信息呢？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组织古文字学专家去破译这些古文字。
在远古时代，思想文化艺术的传播可能还有另一条也是从成都出发的道路，它不是以上提到的“蜀－身毒道”。有专家（李威铨，1995）提出岷山文化带（路）[11]。这条“岷山文化带”，正好是中国东西文化带与南北文化带在西部的交会处，其具体位置可能就是今天的川西北和川、青、甘交界地区，而三星堆遗址是此文化带的东南端，向西北有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等。此岷山文化带再向西进入青海－新疆南部。我们认为：这条岷山文化带（路）可能与裴文中先生的《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1949年）一文提到的“由祁连山南，沿煌水经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至新疆”的古道相连，一直向西前进。此道路北与蒙古草原连接，西与西域、中亚接触，南与青藏高原、印度相通，东与黄河、长江流域对接。也可能是一条民族走廊，三星堆古蜀国的文化艺术和佛教思想是否也可能会从此道被传播出去，从而形成另一条从成都出发的文化交流之路呢？90年代初出版的“丝路文化”丛书的“沙漠卷”，“草原卷”和“吐蕃卷”中，也有类似的论述[12, 13, 14]。岷山文化带进入青海－新疆南部之后，随着古代民族的迁移，他们也可能把四川出产的丝绸物质等，由新疆南部向西沿着天山－帕米尔（葱岭）－克什米尔（罽宾）一线传到印度再西传到欧洲。这也可能是在张骞去西域之前的另一条民间交通路。其主体也可能是古羌族人。据任乃强教授研究，古羌人早在炎、黄时代，就把自己驯养的牦牛，犏牛（是黄牛与牦牛的杂交的后代）驭着牛皮、干肉、日用货物与外界交流，这种远程贸易称之为“羌式商业”。远古时期，羌人活动范围很大，青海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西北部、西藏的中部和新疆南部等地都有羌人的足迹，在四川广汉古代也有所谓的广汉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断向外扩张以求得本民族的生存，从而把他们原先所在地的宗教思想、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等带走它方。至今在新疆有婼羌，叶儿羌，西藏有羌塘等地名，据文献记载，在远古，现今的拉萨（藏文称“逻些”）曾出生过一位羌族女首领迏甲瓦，她父亲是西藏发羌的酋豪，还有象雄的羊同羌、东女羌和羌塘地区的苏毗羌等等。已故的羌族文化学者杨光成（2002年）认为：西藏的“昌都”可能是“羌都”的误称。此外，西藏还有羌舞（Dharma dance）（面具舞），此种面具舞与四川傩戏十分相似，傩与雒同音，四川广汉古称雒城，傩戏也是一种有宗教色彩的戏。我们在古蜀国玉（石）器上就看到有跳舞做法事、拿面具遮住脸部的古蜀国人。西藏民族现今载面具跳的那种舞姿式可能就是古羌族的“禹步舞”。
四、结语
以上所述，在三皇五帝时期的伏羲时代，四川广汉古蜀国就有原始的佛教，大量的佛像在玉器上（玉牙璋、玉壁），象牙上出现，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组合在一起，这些实物就能很好地说明佛教的起源问题。
本文只讨论原始佛教的起源与传播，而不涉及它的具体内容，更不涉及其他宗教（印度教、基督教、阿拉伯教等等）。
关于佛像头的起源有三种假设，即印度说、希腊说、意大利说[15]，所有这些说法都未能提供实物，本文提供了完整的佛像头实物，这个佛像头与乐山大佛、云岗石窟、大足石刻等地的佛像头及国外有关佛像头图形是基本一致的。此外还有玉石做的佛像头，所以关于佛像头的起源，都可能来自四川古蜀国。其实，在远古时代，道、佛二教可能是合一的，本文图17中公布了一尊在广汉古蜀国发现的道教的玉人像。我们现收集了不同形状的佛像约有近20种类型，而文献中记载的有32种类型。
总之，随着古道路的一段一段地被打通，民族迁移走廊一节一节地形成，古蜀国人当时的原始佛教思想观念、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工艺技术等等，会不断地向外传播，最为明显的是为什么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发现有中国的太极图呢？为什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会出土有7000年前中国的“易卦”符号呢[16]？中国远古的十二生肖为何远在墨西哥出现？在东南亚的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日本、朝鲜、韩国等都有十二生肖的风俗习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中国一位知名的学者说：“如果没有古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在巴蜀文化中求得解决”。我们早在6年以前就已提出了“三星堆玉器改写中国历史”的观点（见香港大公报2008年3月7日报导），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古蜀国可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四川省的阆中、盐亭和广汉三地蕴藏了大量远古信息。在这个三角地带，还有可能还是世界文明的源头！我们数年前就提出建议，要像建立《敦煌学》（Denghuanglogy）那样来建立《三星堆学》（ShamXingduilogy），集中多学科的专家来研究三星堆古蜀国出土的文物（包括国家的、民间收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竹筒、龟壳等），单纯依靠考古界可能很难来完成如此重任。尤其是其上的古文字，文字的破译可能会找到一个比商王朝更古老的王朝，才可能揭开中国历史的真面目！任何一件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它的起始点（原点），而后向外扩散。结论是：早在现今的《丝绸之路》前，天佛之国（不是天府之国）的四川，其佛教思想理念可能早已通过川－云－缅－印古商道，或川－甘－青－疆－藏的古民族迁徙之道向外传播，《丝绸之路》从东方向西方传播，是多条道路的，但总的方向是从东方到西方。现今学界认为的《丝绸之路》可能是汉、隋、唐以后的事情，可能在此前，原先的《丝路文化》就已早开始了。
文中不妥之处，望国内外方家匡正。本文只起作抛砖引玉的作用。
附记：如同研究足球的起源那样，长期以来，关于足球的起源的话语权都被外国垄断，他们一致认为，足球起源是在×国或××国，不在中国。后来一位研究足球起源的中国专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收集证据、实物，证实足球肯定起源于中国，且已有2400年历史。后来向国际足联申请，经国际足联讨论采纳了中国专家的意见，确认足球是起源在中国，最终把“足球博物馆”建在中国山东。
由此可见，话语权十分重要，它是以实物证据为基础，只要你手中有实物你就有实力，你就有话语权。然而，往往是我们手中有实物，由于本身研究不够，加之自己内部又内耗，互相拆台，故而不敢向旧的传统观念进行挑战，失去了话语权的机会（×××晶体结构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伟人说的好，“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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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 0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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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 06: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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