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广臻的红山文化研究十大创新点（转载） - 任南红山文化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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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左右，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众多考古发现的问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块文化沃土。位于红山文化腹地的学者雷广臻多年来致力于红山文化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学术观点，他已成为当今中国红山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在此，笔者就他的关于红山文化的十个创新点进行一下梳理，为红山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一个创新点：明确提出红山文化区即黄帝、颛顼活动区

2007年，《化石》杂志率先发表了雷广臻教授的论文《化石、<山海经>与红山文化》，在该篇文章中作者明确提出了“红山文化区即黄帝、颛顼活动区“的重要论断，在当时引起轰动。

《山海经》是一部上古奇书，其中记载了黄帝和颛顼的故事。把《山海经》与红山文化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黄帝文化与红山文化联系在一起，证明《山海经》的某些篇章记载的物事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是对应的。《山海经》中海外四经顺序依次为《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如果能定位这个“海”，就会知道《山海经》记载了什么方位的事情，也会以此为依据找到和红山文化的对应关系。

雷广臻教授就从对《山海经》“海”的方位进行定位着手研究，他认为，《山海经》的“海”指的是渤海。这一点在中国古文献中可找到依据。比如，曾经亲自探求黄帝事迹的司马迁，说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丸山是山东的一个山。这里说的“海”应该指渤海。司马迁自己去访求，“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这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所说的“海”是指渤海。其它古代文献，凡提到“海”，一般是指渤海。同时在中国的内海中围海而成南、西、北、东四个方位的，只有渤海，这也正好与《山海经》的“四经”相对应。

雷广臻教授的另一个观点是，《山海经》最早记载了化石，这已得到化石界公认。《山海经·海外西经》称“龙鱼陵居在其(诸沃之野)北”。古人把在地底下发现的鱼化石称为“龙鱼”，这个龙鱼的陵墓在诸沃之野北边。发现鱼化石的“西北海之外”的地点，正是以朝阳为中心的广大区域。而在今天，在朝阳以及周边地区发现了数量巨大的“龙鱼”化石，由此可见《山海经·海外西经》篇所记述的物事与大凌河、牛河梁这个红山文化区域的古人文、古地理相符。

雷广臻教授还认为，《山海经》记述刑天(蚩尤)与帝(黄帝)争神的故事发生在红山文化区。在渤海之西北涿鹿发生过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故事，实际上就发生在与大凌河、牛河梁毗邻的河北北部。

以上三个证据证明，《山海经》的“海”的地理方位与红山文化区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红山文化区就是黄帝、颛顼部落生活的一个区域。

在这篇文章中，雷广臻教授还指出，《山海经》多处提到的颛顼(黄帝之孙)，另有文献记载其活动区就在红山文化区。宋元时期史学家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所做的注中，明确提到朝阳城东45公里的棘城就是颛顼活动的地方。《晋书·慕容廆载记》提到，慕容家族定都龙城之前的政治中心大棘城就是“颛顼之墟”。

雷广臻教授凭着深厚的历史文献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开创性地把《山海经》与红山文化联系起来，并得出了红山文化区即黄帝、颛顼活动区的重要论断，为解开黄帝文化之谜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国内学术界更多的关注红山文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创新点：红山文化的蚕文化因素与黄帝文化密切相关

黄帝妻嫘祖养蚕是神话传说，在《山海经》等典籍中有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也提到：“黄帝居轩辕之丘”，在那里他娶了一个叫嫘祖的西陵氏女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和缫丝的技术，使人们结束了赤身露体、野蛮蒙昧的时代——主要是记载了嫘祖养蚕的故事。

“嫘祖养蚕说”在红山文化也得到证明。雷广臻教授通过研究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多个蚕蛹状的玉器，并且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区发现的发现了有服饰痕迹的陶塑人面像，这说明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蚕，很可能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他认为，从黄帝妻嫘祖养蚕和红山文化发现了蚕玉器来看，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有直接关系，从蚕文化这个角度证明红山文化即黄帝文化。

从蚕文化因素出发，研究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也为探讨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找到了更新的佐证。

第三个创新点：8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已致力于标准化

8000多千年前的中国古人怎样生活？是各行其是，还是已经有了基本遵守的规则？2011年4月，新华社公布了雷广臻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他指出，8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已经致力于标准化。

雷广臻教授经过考证认为，同属于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位于辽宁）与相隔近200公里的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距今都在8000多年。这两处遗址表现的文化虽然稍有差别，但具有明显一致且重复使用的规则。其陶器样式、种类和纹饰大体一致；玉玦等玉器用料、做工、用途、造型惊人地相似；房址布局相同，大小基本相当，表明两地的文化都遵照了共同的规则。上述各项表明，查海、兴隆洼文化不仅包含了许多先前人类创造的文明因素，而且创造了新的文明成就。

雷广臻教授解释说，古人从各行其是到共同遵守一些事项的规则，最后到共同遵守普遍事项的规则，累积到一定阶段就形成了法律、制度等，使人类跨入文明的大门。

雷广臻教授从对查海文化的认识入手，得出了8000年前中国古人已致力于标准化的结论，这是在查海文化研究领域的新观点。查海遗址等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还要早一个阶段。他拓宽了研究视野，加强了对红山文化的纵向研究，为探讨红山文化的源与流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四个创新点：组合思维催生了中国上古龙文化

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源要追溯到8000年前的查海文化、红山文化等上古文化，它是中国古人组合思维的体现。这一重要观点出自雷广臻《探求上古龙文化的基因》一文中。

在这篇文章里，雷广臻指出，上古人类的组合思维分两种，一是人与其他动物组合的思维,二是人与自然物组合的思维。正是这两种组合思维催生了中国上古的龙文化。

他认为，中国上古的龙文化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龙的实象。比如，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的“龙形堆塑”、河南濮阳发现的距今6500年左右的蚌塑龙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Ｃ”型玉龙以及在红山文化牛河梁等遗址发现的多个玉龙都是龙的实象。二是龙的观念。甲骨文的龙字披露了龙字与红山文化玉龙的关系，这个龙字正是龙文化观念的最早表现形态。《周易》讲了龙存在的不同状态，比如潜龙、现龙、跃龙、飞龙、亢龙、战龙等，这些都是龙文化的系统表述。龙的观念文化形态和实象形态都说明龙是人与其他动物或自然现象的组合形态。早期人类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必须取各种动物之长,向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学习并取其长。在学习与模仿的同时，人类把动物与自然现象与自身结合起来，于是便生成了种种组合思维。上古人类思维中的龙，是天地间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精华组合。

雷广臻教授指出，上古人类思维从异物相组、相合，到抽象出万物集合之龙，是探索中的伟大进步。集合之龙，就是组合思维，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一点也正是上古文献与红山文化玉器共同蕴含的龙文化基因。

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文化是怎样产生的？最初的龙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很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雷广臻教授从分析古人类的组合思维入手，得出组合思维催生了中国上古龙文化的重要观点，为学术界研究龙文化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五个创新点：红山文化时期就有一夫一妻制、私有制、国家文明

2009年3月，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区——凌源田家沟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群，其中首次发掘出3处男女双人并穴合葬墓。3处男女双人并穴合葬墓中均是男性在右侧、女性在左侧。根据对第一地点男女双人并穴合葬墓发掘来看，男性的入葬时间要早于女性，而且在其北侧发现有一个合葬的祭祀台。经验证，墓葬中的男性和女性都属于正常死亡的成年人，男性的死亡时间要早于女性，而入葬过程中有先后顺序，说明在红山文化晚期的家庭形态上存在着较为固定的配偶关系。

雷广臻教授认为，红山文化期男女合葬墓的发现，对于合理解释红山文化晚期家庭与家族的兴起与壮大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第四地点发掘的男女双人合葬墓中，取消了男女之间的隔离物，表明墓葬中男女关系更为密切。这对证明中华文明在5000年前就出现了较稳定的通婚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此外，男女合葬墓的发现，可以推断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有一夫一妻制的出现，这是社会私有制的一种体现，也代表了国家的文明程度。

近年来，红山文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红山文化的历史价值不断凸显。红山文化男女合葬墓的发现，为红山文化晚期已步入文明阶段找到了新的实证。

第六个创新点：古人不仅迁徙速度快,而且活动范围大,交往频繁

2010年，雷广臻教授根据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得出结论：古人不仅迁徙速度快,而且活动范围大,交往频繁。

他介绍说,红山文化白音长汗遗址(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出土的石雕人像、河北磁山遗址的石人像、辽宁牛河梁遗址的玉人像、安徽省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像,都取双手扣于上胸的手势,如此一致,没有不同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往是无法解释的。

雷广臻认为，大江南北几乎一致的龙文化、猪文化以及非常相似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也证明了“古人不仅迁徙速度快,而且活动范围大,交往频繁”这一观点。同时，几乎一致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如石斧、石磨盘、石磨棒和生活陶器等,更是各地文化广泛交流的有力证明。

雷广臻指出,古人通过交往,使红山文化在桑干河上游与仰韶文化碰撞、交流,又以辽东半岛为桥梁使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流、融合,进而使红山文化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发生密切关系。

雷广臻教授通过大量的考古实证研究，提出“古人不仅迁徙速度快，而且活动范围大，交往频繁”的观点，找到了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大江南北生产、生活方面的一致性的原因。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低估古人的交往能力及活动范围,容易孤立地、分割地去研究历史,导致背离历史真实情况的结论出现，运用历史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来研究问题，是我们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

第七个创新点：丰富了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

2009年，《光明日报》发表了雷广臻的新看法：女娲补天实为抟黄土以造头。

雷广臻认为，甲骨文的人字，没有头。没头是人。头是什么?是天。红山文化出土的陶俑没有头。红山女神有头，但没有躯干。头是什么?是天。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刑天，刑天是什么?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断其首，就是把头(天)砍下来。头是什么?是天。

雷广臻说，女娲是陶器时代的女神，在做陶器之余，抟土造人，但造头困难。苦苦造头(天)，就是补天。另外，女娲时代时有砍头的情况发生，女娲善良，常去做把死去的人的头补上的事情。因此，女娲补天实为用陶土捏人头(天)，而非修补云天。

女娲补天的故事家喻户晓：远古洪荒时代，天塌地陷，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雷广臻教授的“造头说”可谓独辟蹊径，为女娲补天的故事提供了新的内容。

第八个创新点：红山文化区多种经济发达

雷广臻认为，5000年前，红山文化区多种经济发达，红山人不仅创造了史前文明的辉煌，而且创造了中国史前经济典范。

雷广臻指出，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渔猎经济的人们使用的主要生产生活工具――刮削用细石器，而且数量大、分布广，说明渔猎经济相当发达且普遍；发现了谷物(包括糜子)及碾压谷物的石磨、生产工具石犁等，说明当时农业经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发现了泥塑熊掌、泥塑熊下颚、蚕玉器、鸟等飞禽玉器，发现了猪骨、鹿骨等驯养动物骨骼等，说明当时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品种非常之多。考古中发现红山人的尸骨高大，说明红山人发育正常；红山文化泥人像、石人像丰满，说明红山人营养充足；从红山文化女神庙、积石冢、祭坛、方台等规模来看，红山文化区域的人们有坚实而稳定的经济支撑；从红山文化人们加工的精美玉器来看，红山文化区域的人们的经济基础不仅坚实稳定，而且持续长久。红山文化遗址既分布在河湖边、丘陵区，又分布在台地和平原边缘区，说明红山文化的先民充分利用了各种条件，促进多种经济走向繁荣阶段。

红山文化区经济发达的另一个佐证是，《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了红山文化的物事，书中说：“在轩辕国北”，有“诸沃之野”，那里“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古文献的种种记载可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雷广臻教授的观点，有力证实了红山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当时发展的一个高峰。由此，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地位和意义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第九个创新点：上古玉器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生育、生灵”观点

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等），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这些图腾性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这是雷广臻教授在红山文化领域又一个创新性观点。

他认为，根据古文献记载，黄帝图腾主要有5种：熊、龙、龟、云、鸟，这些图腾均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或其它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找到实物证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先后出土了双熊头三孔玉器、玉猪龙、神龟玉器和玉龟壳、勾云形玉器、玉鸟等各种与黄帝图腾对应的玉器。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这种种契合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均是“四生”的反映。

“四生”观点是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新观点，也是破解黄帝文化与红山文化相对应关系的最有力证据，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乃至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第十个创新点：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确有文化同一性

2009年，雷广臻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同一性》一文，指出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展现出多样性，但这个多样性，在本质上仍体现出文化同一性，即中华文明起源为“一体多枝”。

雷广臻教授认为，辽西、冀北、蒙东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文化，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安徽的凌家滩文化等，这些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都包含重要的文明要素，均为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的重要例证，但是有一点必须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虽然在不同区域起源，但不同区域的考古文化含有确定的同一性、同根性。这种文化的同一性、同根性主要表现在使用的石器、陶器、居住样式、制作和使用玉器等方面具有同一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都有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现象，证明了我国先民在使用石器方面的同一性；燕山南北、黄河中游地区、陕西半坡、山东大汶口等地都是半地穴式房屋，这既是气候使然，也是文化的同一性使然；在新石器时代，各区域陶器的类型、材料、装饰艺术和风格等的同一性十分鲜明；在距今八千至五千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国玉文化的文明曙光到处闪耀，但玉器的类型和雕琢工艺等却具有相似性、同一性。

为什么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却有着文化上的同一性？雷广臻教授推测有三种可能：一是中华大地的人同种同根，同为蒙古利亚人种，因而在生产生活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二是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之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体存在，不同区域的新石器考古文化都源于这个同一的文化共同体，同一的文化因素得以保留下来；三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换频繁，尽管今人不完全明确其具体形式，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或许能在日后的考古发现中得以呈现。

“一体多枝”说，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新观点。从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到近年学界“多元一体”说，都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研究成果。雷广臻教授的观点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

参考文献：

［1］雷广臻.《化石、<山海经>与红山文化》.《化石》，2007（1）.

［2］雷广臻.《红山文化玉器蕴藏着黄帝及龙凤文化信息》. 《玉根国脉》，科学出版社，2011（6）.

［3］雷广臻.《探索上古龙文化的基因——红山文化玉器与文献对应的研究思路》.《玉文化论丛》，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6）.

［4］雷广臻.《女娲补天实为用陶土捏人头》.《光明日报》，2009（10）.

［5］雷广臻.《红山文化玉器与黄帝图腾相对应》.《参考消息》，2007（8）.

［6］雷广臻.《红山文化新论》.《理论界》，2010（7）.

［7］雷广臻.《黄帝文化与红山文化》.香港《大公报》，2012（3）.

［8］雷广臻.《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的文化同一性》. 《光明日报》，2009（6）.

［9］《山海经》.广陵书社，2003.

［10］《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

作者：孙柏楠，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及朝阳地方文化研究。本文发表于《理论界》2012年第8期。

注：本文转载于《牛河梁红山文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