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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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党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8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创立60周年，胡耀邦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没有讲；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创立80周年，江泽民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都没有讲；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也没有讲。好像他们都在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分析，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可是，后来他的看法又有改变，他在1981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同上，第306页）

由于当时在台上的人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干部，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耿耿于怀，不能正确认识，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基本上是否定的结论。但是，人们后来对于这个问题还是逐渐改变了看法。

1986年 薄一波瞻仰毛泽东故居，在滴水洞，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沉思片刻道：“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薄一波的“先生学生论”当然不是论资排辈，而是表明毛泽东的水平和见识确实比邓小平、刘少奇、彭德怀以及他自己要高得多。我们知道，薄一波曾长期在刘少奇连地下工作，思想也与其比较一致，不少错误与刘也是共同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一书里，虽然非常注意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口径一致，在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及自己之间的意见分歧时也采取了这种调和的态度，但仍然有许多地方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而对于刘及自己的错误意见则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有人说毛刘之争是个人权力之争，薄一波的这本书却让我们看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争论乃是理论是非之争，是政治路线之争。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实际上是表明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低了，否定得太多了，而在我看来，这种否定主要就表现在对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这应该说是不说自明的。

王震于1993年3月12日逝世，他在去世前曾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这里说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是一般人不可企及，当然也包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在内。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今年六月在对复旦大学学生讲话中说：“我认为他（指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相信，有这样看法的人一定还很多。当然，他家的亲人在文革中遭了难，他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评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从自己的家庭的遭遇出发，而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考虑才是，至于他只是肯定文革的动机而并不赞成文革的方法，这些问题我们将留待下面再来进行讨论。

最近，读老革命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其中讲到毛泽东在1950年2月自苏联归来曾在沈阳对市委书记和市长以上干部做过一次报告，报告除要求“把东北建成一个全国的工业基地，出机器，出人才；要好好学习苏联经验；照顾好苏联专家”等等外，还谈到，东北的条件很好，我们掌握政权以后，特别要注意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千万千万不能把我们的子女培养成‘八旗子弟’那样的贵族……”对此，张明远很有感慨地说，“他的话使我深受教育，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多么及时和有远见。遗憾的是，不知为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毛主席这次关于干部子弟问题的谈话都没有再被人们提起。”（《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2004年版，第 312页）应该说，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这样做了。就在1950年10月，他把自己心爱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朝鲜战场，并在那里牺牲。对于其他子女也都严格要求，竭力防止他们特殊化。1967年3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战国策》里《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看来也是毛泽东为了教育部队高干正确对待子女而授意她讲的。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他深知人民的江山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巩固这个胜利并将其继续推向前进更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他也深知如果不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江山人民又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比一般人更深切地爱着他的国家和人民，不忍眼看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在第二代第三代手中改变颜色，人民再受苦难。在我看来，这正是毛泽东不同于一般人能够“早看”若干年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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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能说别人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在时间上要晚一些，而在态度上也没有像他那样坚决和执着。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整风问题时，刘少奇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东欧这些国家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脱离了工农劳动群众。”他还说，列宁曾谈过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成为“工人贵族阶层”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605页）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刘少奇则主张不向下传达。不过，毛泽东有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工厂主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实践）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践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段话还是写进了全会公报。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从1963年春开始，湖南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保定地区也开展了“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查出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问题，中央先后制订了两个文件，即“前十条”和“后十条”。至1964年底-1965年初，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规定所谓“四清”是指清政治，清阶级，清组织和清思想，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王顾左右而言他，提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可谓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之义。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刘完全失望了。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斯诺问他：“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显然，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也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政治路线上的根本分歧。这个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解决，只能诉之于革命的群众运动，诉之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

毛泽东在1968年曾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对于毛泽东的这句话，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一定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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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有人把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说成是一场“动乱”或“内乱”，甚至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是，基本的事实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1966年8月1日 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8日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定说，“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决定申明：“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的无能的状态。”决定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都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党领导下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否定它是一场革命，而把它说成是“动乱”、“内乱”和“浩劫”显然是很不恰当的。如果这些说法能够成立，那岂不是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并领导了一场“动乱”、“内乱”和“浩劫”吗？这说不通嘛。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有很高的威信，要解决党内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何必要兴师动众地诉诸红卫兵，诉诸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呢？还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无可厚非，但是做法不好，是错误的。提出这些看法的人显然不大了解文革前十七年的情况。进城之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谆谆告诫人们要做到两个“务必”，但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还是应验了。“三反”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曾经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使一些人以为阶级斗争从此结束了，完全想不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想不到现代修正主义的存在。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波兰的波兹兰事件以及后来的匈牙利事件，都给人们敲起了警钟，而国内的右派分子的进攻也提醒人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有时还是十分尖锐的。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这样，在共产党内部，就逐渐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而且相对来说，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路线的人在数量上还占了多数，他们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发动群众是不能战胜这些人的。而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必然是群众性的革命，都必然有广大群众的参加。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他还说，“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62页）

前不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力群同志曾经写了一篇题为《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 的文章，说“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泽东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人和事的处理上，有多次变化。但是，始终没变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实行大民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始终不改变、一直坚持的两个基本点。……尽管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整‘走资派’，搞大民主，他是始终不悔的。”

实践已经证明，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使其永不变色，整“走资派”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至于采用“大民主”的形式，大搞群众运动一些人由于在运动中曾经受到冲击，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很不理解。实际上，所谓“大民主”，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是把革命的真理直接交给群众，使他们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更加积极自觉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年龄稍大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段毛泽东语录非常流行：一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 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还有一段话是：“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加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此外，毛泽东在8月10日下午在中央接待站会见前来庆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向他们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上，第99页）毛泽东的这些教导很快为群众特别是红卫兵所接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经八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更给他们以莫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地开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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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发动的程度，毛泽东在1967年7-9月份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里曾有一段非常形象而生动的话：“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同上，第385页）可以这么说，那时的中国成了一所大学校，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都在讨论，都在争辩，如果要说民主，那是任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真正的民主，人民的民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把这种真正的人民民主写进了宪法。宪法。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而早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的宪法继续保留了“四大”和“罢工的自由”。 1980年的宪法取消了“四大”，但保留了“罢工的自由”。而1982年的宪法，这“罢工的自由”也被取消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广泛使用的“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好的形式，它使一切阶级敌人闻之丧胆，使一切官僚主义者闻之害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进行民主监督的一个极为有效的形式，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非常有效的形式，人为地将其取消，这绝不是进步，而是一种退步。至于罢工自由，这是工人阶级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重要手段，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合法的，而1982年以后的宪法居然取消这一自由，这更是一个大倒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许多城市的广场都被进行了改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某些人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共产党是依靠群众和群众运动起家的，哪有共产党害怕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道理呢？现在，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本来可以通过群众集会、示威、游行来表达全国人民的意志，但是，由于领导人害怕群众，自己既不能代表人民讲话，也不让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种任人宰割的状况哪个不感到窝囊、气愤？！人民需要民主，需要真正的人民民主，需要表达人民意志的“大民主”的回归，而不需要西方形式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的伪民主的说教。要说民意，这才是是真正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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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文革期间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就

前面提到到老革命家、理论家邓力群同志写的《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一文，文章认为：“这10年中，从党和国家的工作来讲，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二是经济建设的进展；三是对外关系的发展。不能认为10年中，只有‘文革’运动一件事。”文革中当然有缺点有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是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都已得到克服和纠正，我们显然不应只看到这些曾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更应该看到文革期间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农业上，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给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农业机械化也取得了了很大的成绩，农业连年丰收，粮食逐年增长。

在工业交通方面，完成了一大批重大的基建项目，如成昆、川黔、滇黔等9条铁路干线的建设，全长达四千余公里；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钢铁公司、贵州水城铁厂的建设；此外，还有四川德阳的东方电机厂，湖北十堰二汽的建设，甘肃金昌的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等等。这些重大项目的完成，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生产力的布局，使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和沿海地区经济的差距有所减少，使全国的经济有了一个比较均衡的发展。大大改变了我国的生产力集中于沿海地区的状况。

在科技方面，文革的十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成果最多的十年。两氢弹，中远程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大型飞机，核潜艇，等等等等，差不多都是在这一段时期研制成功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金钱，不是靠名利，而是靠人们的思想觉悟，靠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而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民主讨论的风气，对于攻克难关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把当时的民主风气和后来出现的等级森严的不良作风进行了对比，肯定了那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利于科技发展的。

上面列举的文革期间的这些成果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邓小平曾说，“我们三十二年（指1949-1981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对于建国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工农业生产的成就，他肯定地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指到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同上，第163页）他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国际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同上，第305页）后来他在1992年深圳等地视察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他说的“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显然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因为“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的成果正是在文化的革命期间搞出来的。前不久播放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如果因为其中许多重大成就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的而采取回避态度的话，那还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那样还能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吗？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经济、科技与政治割裂开来，把外交与内政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而也是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互相孤立、彼此隔绝的，不可能想象，在政治上是“灾难”、“浩劫”之时在经济上、科技上会有很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想象在内政出现“内乱”、“动乱”或“浩劫”的情况下军事和外交上会取得很大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会有很大的提高。而反过来说，经济上和科技上的巨大进步，正说明在政治上是安定的；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所取得的的胜利又是与内政取得的的成绩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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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对“粉碎‘四人帮’”的一些看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毛泽东生前没有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个文化大革命所通过“粉碎四人帮”而结束的。

“四人帮”一词是毛泽东生前首先使用的。“粉碎四人帮”也正是以此为合法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服人。毛泽东生前确曾批评过“四人帮”，特别是批评过江青，但并不是把他们作为反革命的小宗派集团来批的，更没有要“粉碎四人帮”的意思。应该说，从文革开始，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是倚重的，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本身也说明对他们的倚重。至于王洪文，他是上海造反派的头头，毛泽东是看他农民出身，曾当过兵，又是工人，年纪又轻，是把他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在林彪和陈伯达垮台后，毛泽东对王、张、江、姚四人就更为倚重了。当然，毛泽东对于这四人也有不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对江青，更是恨铁不成钢。应该说，让她出来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是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毛泽东深知，江青好出风头，人缘不好，树敌过多，许多人对她都有意见，而且“积怨甚多”，所以毛泽东又不愿意她过多地抛头露面，对她多有限制。这样当然就有矛盾。有两件事，一件是尼克松1971年访华期间，本来未安排她的会见，她却自说自话地去会见尼克松夫妇；另一件是1972年她不顾周恩来的阻挠坚持让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克特在广州对她进行采访，写她的传记《江青同志》（不是《红都女皇》）。这两事都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两人关系几近破裂。这以后江青到毛泽东的住处，都要得到毛的同意，否则就要受到警卫的拦阻。即使如此，毛对她的批评也还属于帮助和教育，还是为她的将来着想。这从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所作的批示可以看出来。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对于张春桥，毛泽东也是信任的，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1974年曾经考虑他担任总理，只是听毛远新说他“不大能团结人，有点阴”后才考虑由华国锋当，而让张担任第一副总理理。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 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高台阶，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还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上，第396-397页）不过，毛泽东并不是只批评“四人帮”，也批评了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用了很大气力来“帮助”邓小平。邓曾做了两次检讨，毛都不满意，于是又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将邓小平打倒。显然，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并不是把它们当作反革命来反的，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粉碎四人帮的依据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问题还在于，粉碎“四人帮”所采取的方法是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不管“四人帮”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他们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内部发生分歧时应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来解决，而不应由政治局的一部分人串通起来动用武装的力量将他们抓起来，更不应该作为反革命案诉诸法庭对他们判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路线斗争，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斗争，都没有用枪杆子抓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毛泽东在历史上多次受错误路线的打击，但他从来也没有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路线的是非问题。应该说，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是极大地有损于党的形象的。

在这方面，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华国锋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四人帮”跟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以区别，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继续维护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某些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人来说，他们心中想的却是要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晚年。事实上，要在“四人帮”和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间划一个界线也是很难的。这样一来，某些人把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发展为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势所必然了。这个转变是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的。所谓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党史细节》一书认为，“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汪东兴提议而由郑必坚、龚育之两人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实际上，我们不能就事论事来进行讨论，而必须联系当时的大背景。大背景是毛泽东与1976年9月9日逝世和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后发出的讣告和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都强调了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讣告说，“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决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华国锋的悼词也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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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逝世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陷入了无比的悲痛之中，他们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放声痛哭，泪流不止。此时此刻，他们最想要说的，就是要化悲痛为力量，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要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应该说，中央的讣告和华国锋的悼词是代表了人民的心声的。

实际上，在伟大的领袖人物逝世后，人们发表继承其遗志的言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3月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葬礼，恩格斯发表了演说。他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成就，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同时称他是“科学巨匠”，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还说，“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被人感觉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4、375页）威廉•李卜克内西代表德国工人阶级也在马克思墓前致辞说：

“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会照着已故的伟大战士那样去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大的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同上，第379页）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月26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列宁追悼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题为《悼列宁》的演讲。丧胆落胆岩浆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列宁的遗嘱：“要珍重共产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他在每论述一个问题之后都说，“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只是在论述最后一个问题后的宣誓略有不同，他说，“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且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斯大林选集》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173页）

像这种用宣誓的形式向自己的伟大导师表达继承其遗愿，继续走他生前所走的道路的决心，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中国这样做就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呢？这不正好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有影响的人已不愿意再走毛泽东带领大家所走过的道路吗？但是，这并不体现中国大多数人的意志。这一点，从《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有许多地方领导迟迟不表态就可以看出来。而那些表示拥护的地方领导是真的拥护还是迫于压力也是大可怀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在一次接受访谈时也说，“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这也说明，当时许多人都不赞成用这个问题来否定毛泽东。

在这里，要说一说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华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领导人。但是，他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叶剑英、李先念一道参加了10月6日用不正当的手段“粉碎四人帮”的密谋行动。他这样做起了很坏的作用，因为如果他不参加，仅仅叶剑英和李先念两人或者再加上其他人，都是很难得到成功的。就此而言，华国锋对毛泽东是犯了罪的。他后来每年都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瞻仰毛泽东，不如说是到那里去忏悔。但是，无论他怎样忏悔，也洗刷不掉他所犯下的罪行，因为这个所谓“粉碎四人帮”所造成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华国锋和其他参加者对毛泽东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他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是想利用他的权力和地位来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遗产的。这一点从他在1976年10月26日（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的四点指示里可以看出来：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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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参加了用不正当手段“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一方面又要坚持没找到生前制订的一些方针和政策，这就不能不使他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和那两个在两报一刊上正儿八经地讲“两个凡是”的人的命运完全不同：华国锋最终被人从党中央主席的岗位上拉了下来；而郑必坚和龚育之却从此平步青云，成了中央领导人的智囊和理论宣传部门的高官，郑做过胡耀邦的秘书，也做过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中央宣传部的常务部长和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现在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专家。龚育之的命运也与郑很相像，他在参与写了“两个凡是”的文章之后，不仅未作检讨，也未被贬，还从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以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并兼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华国锋提出“凡是”，使一些人很害怕，因为他真心实意地想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毛泽东晚年的评价，而郑、龚提出两个“凡是”只不过是做文章说说而已，而且他们讲两个“凡是”正好可以用来作为进行批判的口实，对某些人来说不仅无害，反而有益。这就是华国锋和郑、龚两位之有不同命运和遭遇的原因所在。


⒌评胡乔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说法


由胡乔木主持起草并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三中全会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811页）


这是根据主持起草者胡乔木的意见写进决议的。早在1980年9月21日，他就在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一词座谈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证”：“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它不是用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去代替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是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力量取代一种反动的政治力量。至于文化上，严格地说起来，不能叫革命。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总之，这个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毫无一点关系。”（《胡文化上，严格地说起来，不能叫革命。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141页）


“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吗？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们知道，革命一词，在中国古代的典籍里就有，《周易·革》有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意思是说，商汤和周武这两个开国之君进行的改朝换代的革命是上顺天意、下应民心的伟大事变。当然，那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改朝换代，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不尽相同。但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大的事变是合乎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的，就是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一小部分人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进行的一个大事变，它完全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什么不能称它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呢？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大革命，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由于进城以后环境的变化，有一些人忘记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滋长了脱离群众、贪图享受、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思想，他们已经不代表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了。毛泽东认为，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刘少奇，也有这种看法，而且其估计甚至比毛泽东还腰严重。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当然也就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其危害极大。毛泽东50年代中期提出党内要搞整风，60年代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整这样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一开始就写进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非常明确的。


胡乔木还说，“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弄清楚，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找出来。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走资派。走资派稍微复杂一点，也许有人写过承认犯了什么错误，这是有的，但是那个东西不能算数，反正是没有找出来。”（同上，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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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中国在文革时是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按照胡的说法，竟然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走资派！这样绝对化的说法符合事实吗？这是一种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应该说，由于存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思想，在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不是一个没有，而是揪出得过多，存在某种扩大化的倾向，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些人大搞“一风吹”，把所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全部加以否定，这更是非常错误的。比如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案，是经过1968年10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通过的，当时还向党内外公布了厚厚一本的审查报告和证据。我印象很深的，是证据里有一封刘少奇写给张学良的信（影印件），刘少奇在信中卑躬屈膝地写道：“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戴德之年。”但是，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说明。可以认为，这一罪证是确凿无误的。按照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的说法，刘少奇是因为“证据不足，取保释放”的，既然如此，刘少奇又有什么必要对张学良写这个“感恩戴德”的信呢？而且措词如此低俗肉麻，说什么“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的有生之日，就是戴德之年”。按，张学良生于1901年，而刘少奇生于1898年，刘少奇长张学良三岁，居然说张是他的“再生父母”， 在反动军阀面前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尊严和气节，真是无耻之尤，莫此为甚。这本身就是一个叛变的行为。那么多先烈被敌人枪杀，为什么敌人偏偏就优待刘少奇，让他可以交保释放，这当中如果没有交换的条件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又比如61人叛徒集团案，仅仅因为是经过刘少奇和张闻天同意，就允许他们在报上刊登 “反共启事”来换取出狱，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叛卖行为。而同是在一个监狱里的刘格平，就宁可把牢底坐穿，也绝不履行这种叛党的手续，那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叶挺在《囚歌》里写得好：“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这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又是何等的英雄气概！那些称反动军阀为“再生父母”的人，那些写“反共启事”以换取出狱的人，你不称他们是叛徒又能称他们是什么呢？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搞的那么多的“一风吹”的“平反”，人们又怎么会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呢？说到特务，蒋介石不仅在逃离大陆时曾经留下了许多特务，后来又向大陆派遣和发展特务，当然绝大部分都被抓获处理了，但是，他们是不是交代的会彻底？特务里是不是还有漏网之鱼？当然还需要清理。文化大革命布下了天罗地网，怎么可能就没有抓到一个特务？这种说法显然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不符合辩证法的。至于走资派，全国都进行了批斗，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当然，毛泽东向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张“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主张“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实行“给出路”的政策，最后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处理的不会很多，但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应该还是不少的。邓小平不是也作了检讨了么？怎么能说一个也没有呢？当然，这些都被后来“一风吹”的“平反”通通吹掉了。这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找到一个革命对象，还是文革后某些人蓄意否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本来都神清楚的，胡乔木的说法显然是在故意混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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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还说什么“至于文化上，严格地说起来，不能叫革命。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他这样说也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的。


什么是文化？究竟有没有文化上的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现代汉语词典》的“文化”词条给出了三条释义：一是说，“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二是说，“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易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是说，“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6页）通常人所说的“文化”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一释义里所讲的“特指”的内涵。按照毛泽东和词典所作的解释，文化既然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那么，有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也就必然有反映和适应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文化革命。胡乔木既然承认有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怎么能够否认文化革命的存在呢？这在逻辑上显然所说不通的。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那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包含所有制领域的革命，而且包含观念形态上的革命，不仅包含经济领域的革命，而且包含文化领域的革命。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论述革命时也谈到了这两个方面，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页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知名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这里不是讲共产主义革命，而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也讲到了两种形式的革命或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胡乔木这位大理论家竟然把这些属于常识范围的东西“忘记”得一干二净，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


至于胡乔木否定任何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说什么“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讲过文化革命，是指扫除文盲”，这些说法都是很武断、很霸道的。实际上，文化革命这个说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客观存在，有什么错误？就中国来说，我国曾有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也就是“新文化革命”。1917年，胡适就提出了“文学革命”或“白话文革命”。他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白话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应该取代文言文。实际上，这个革命已经轻易地很大的成功，你能够说它是错误的吗？又比如，那时还提出了文字革命。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汉字的繁难和落后，拖了中国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后腿，主张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钱玄同、鲁迅、吴玉章、黎锦熙、毛泽东都是主张汉字要革命的。就是胡乔木本人，解放后不是也在吴玉章之后做过“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主张过汉字改革吗？现在一些人不仅反对汉字改革，连简化汉字都要反对，这完全是出于政治上与台湾靠拢的考虑，从文化上来说是倒退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就国外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要反对封建文化，但不敢公开反，打出了“文艺复兴”的旗号，表面上是要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和艺术，实际上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以适应于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革命的需要。在苏联，列宁当然是非常重视扫除文盲的。他曾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但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内涵是十分广泛的，它绝不仅限于扫盲这一项。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路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同上，第285页）至于苏联“文化革命”一词的内涵和外延，《苏联百科辞典》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文化发展上的根本变革，社会主义改造的组成你分。文化革命包括：经理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体系；改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克服旧思想意识的影响，确立马列主义对思想体系；移风易俗。”（《苏联百科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6页）应该说，这里所作的解释还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在这个问题上，胡乔木对于“文化革命”一词所作的根本否定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他在承认列宁讲过“文化革命”的前提下还坚持说“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的”，作为一个理论家，更表现出了他的极端自负、极端轻率和极端的不郑重，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主观武断不讲道理的“理论家”！。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发动算起，迄今已有45年，人们通过几十年来历是的对比，现在许多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都已趋于理智和客观了。除了一些极右派至今还开口闭口大讲“十年内乱”外，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都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而像胡乔木那样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将会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公正，越来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貌。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