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个老新闻记者的十年中国民间文物调查

玉人

最近新闻媒体《 留住历史根脉 传承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纪实》一文的刊出，迅速被大量转载，在公众中掀起对文物保护关注的热潮，特别是在文物系统，反响更是强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论述，饱含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饱含了对文物工作的亲切关怀，是我们党新时期发出的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度重视文物工作的新信号和动员令，是指导我国文化文物事业发展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但是中国文物现状让人担忧，文物鉴定乱象丛生。究竟中国民间文物发生了什么，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为此一个老新闻记者为您揭开中国民间文物的真相。

张晓平，北京人，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曾任国家媒体主任记者，在新闻单位工作八年，涉入收藏十几年，经常到古玩城和商家交流，多次到所谓的文物造假集散地调查，用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和思维对中国收藏的现状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发表文章，反映中国文博界及收藏界的真相和现状。以下是一个新闻老记者的调查。

对民间收藏品真假的真相调查


中国民间收藏媒体上宣传95%是假的，真真假假好像谁也说不请，实际上当你认真的进行调查时一切真相就摆在面前。当时我把采访时的涉案青铜器照片给文博专家看，他们说这是假的，是河南造的，当时我非常的惊讶，于是开始了一边收藏一边调查。
中国所谓造假基地真的造的出来和古代艺术品一模一样的所谓高仿吗？我的调查是否定的，他们是在表演造假的，在五年的时间里我调查了所谓中国的古代艺术品几大造假基地。这些中国媒体上广泛报道的造假基地真的象媒体所说的仿的连专家全看不出来吗，实际上真相和这些媒体的报道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哪，是因为我们的记者没有采访深入，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只不过到现场看了一看，看到现场有人在机器上在操作就认为是在仿了，就拿江苏邳州来说，这个地方由于那个著名的汉代玉凳事件全国闻名，实际上你到了哪里一看就能够看出来的玉作坊大部分加工的是工艺品，是岫岩玉的，但是许多店里面橱窗摆的工艺品和古代艺术品混合在一起，其中古代艺术品有西周的，战国的，汉代的，这样摆放对一个对文物不了解的记者来说极具迷惑性，你只能听专家或者听店主的介绍，所以记者就上当了，就当了人家的传声筒，因为记者不买东西店主不会和你说真话，而当地的专家是有可能看不懂，也可能看懂也不会和你说这些东西是墓里面出来的，因为这牵扯到当地领导的乌纱帽，所以一直掩盖这一真相。而我是如何破解的哪，非常的简单，我在新闻单位时受到的培训是你亲眼看到的事实都不要轻易的相信，你一定要深入的调查才行，我首先发现他们在工作台上的玉和橱窗里面摆的不一样，橱窗里面摆的有和田玉，而工作台上加工是岫岩玉，于是我就问橱窗里的和田玉摆件多少钱一个他们是五万一个，我问他们是他们加工的吗，他们说是，我就要他们加工和田玉的，他们说可以，我说价钱不变我有要求，我要求加工时只加工一半，一半有工一半不加工，他们说干不了，一切真相大白，和田玉不是他们做的，如果你是加工者肯定同意我的方案，因为省一半工，他们不同意就说明这东西不是他造的，因为如果是他们做的肯定是同意的，这样才符合逻辑，再说现代和田玉那么贵他们疯了，买那么贵的原料造，然后买那么便宜，这是违背价值规律的，那么他的谎言就破了。


  邳州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古玉哪，邳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战国时期和汉代曾经作为国都，因此地下墓藏丰富，改革开放以后这里盗墓疯狂，东西盗出来后如何进行销售，只有说是自己做的，不能说是盗来的，自己做就要像做的样子，于是就建立小作坊雕点工艺品摆摆样子，表演造假。这就是玉器造假的真相，蚌埠和这里的情况一样，也是盗墓集散地。中国所谓的文物造假基地，大家看一看他们的地理位置，你就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文物高仿地点实际上就是文物集散地，也是古墓多的地方，象江苏邳州在西周到三国一直是好几代国都，周边古墓众多，安徽的蚌埠，河南的洛阳，也是古墓众多，而且河南洛阳有盗墓的历史，著名的洛阳铲就是洛阳盗墓李鸭子发明的，现在我国的考古队还在使用。正是由于这些地方盗墓的多，出土的东西多，所以就得把东西卖出去，卖出土文物不能像在大街上卖菜一样吆喝说我这是刚刚出土，我刚刚盗出来的，只能摆在那里让懂行的人来看，看上了知道你是懂行的，如果你要是不懂问这是怎么来的，贩子肯定说这是自己加工的，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只能这么回答，后来出土的东西非常多，为了向国外出口，他们建立了加工的作坊，就是为了掩盖盗墓，上面来检查就说是自己加工的，作坊里面还做几个人在哪里表演一下，表演也要雇人的，所以就真的加工一些工艺品，真真假假摆在一起可以公开卖了，他们还建立自己的网站，把文物的照片放上去，宣传说是自己企业加工的，这样在文物出境时如果被海关扣下就说是自己企业加工的，只要打开网站看一看海关就相信了放行了，时间长了，文物部门就认定这些东西是赝品，只要一看到就认为是假的放行，这就是文物大量出口的原因。
瓷器的造假更是一个漂亮的公关故事了，江西景德镇的樊家井是新闻媒体里宣传的著名的高仿瓷器集散地，根据我的调查樊家井是我国出土陶瓷的销售集散地，这里面有大量的古代陶瓷工艺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古代的1000多年里也和现在一样是世界工厂，只不过那个时候出口换汇的商品是瓷器，丝绸，茶叶三架马车。其中瓷器在古代的生产量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中国的名字叫瓷器的原因，那瓷器在中国的遗存也是很大的，那么有人问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中国是一个多战乱的国家，改朝换代，外族侵略，因此人们遇到战乱时喜欢藏起来，想的是等回来在用，许许多多的人就没有回来，遗留下许许多多的窖藏，历史上在宋代末期中国就进入了战乱时期， 1840年以后到1949这将近100年战乱不断，在这一个时期人们都在藏东西，其中当官的藏，皇家也藏，私人藏，国家也藏，乱世藏，盛世也藏，这叫福阴子孙，这个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当这些藏品在改革开放以后出来时，确实很吓人的，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以jdp为考察社会发展的指标，全社会都以金钱为追求目标，当全国掀起基本建设热潮时，地下的窖藏几乎全翻出来了，南水北调，高铁建设，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把中国翻了个，地下东西全出来了，而根据我国的文物法规定，工地发现古代遗存后首先要停工，还要画出来保护区，这样的规定一般没有建设单位执行，基本上全不上报，私底下处理了，这就是潘家园和全国都是古玩城的原因，全拿出来卖了，一问全是假的，如果要是说真的就卖不了了，有人说这些瓷器是现代仿的，实际上大家算算帐就知道没有人能够仿得起，出土瓷器的数量估计的有上亿件，如果按照一件瓷器50块人民币成本，这成本是工业化的成本手工仿成本还要高，据我调查景德镇工美大师的每件成本高仿是几十万元，那么大家算算需要多少成本。这是天文数字，这个数量级别的金钱是哪里来的的，银行贷的，银行给农民贷过这么多款吗，农民有过这么多钱吗，有这么多钱还造假干什么。实际上判断能不能造假就一个方法就可以，就是当场造一个一半白胎一半带釉的，这就是标准，如果能一半一半你和样品对一下就明白了，我的调查是所有大师没有能造出来和古代艺术品一模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在互联网上进行悬赏造假，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砸掉的的瓷器我们悬赏100万一件，到现在四年了没有人来领取，这就说明没有人仿，因为如果按照全国几十亿的赝品，那么全国应该到处是高仿的造假地点了。


对古代艺术品鉴定方法的问题研究



为什么专家也看不懂中国的文物了,建国后中国国立的博物馆和中国的民间收藏本来是两条线，中国现代意义博物馆的建立是清王朝倒台以后建立北平古物陈列所开始有的，而历史上中国民间的收藏和国家的收藏的交集一直存在，象明朝的大收藏家项子京，清代的有梁清标，他们的字画后来被乾隆收到清宫内府。而乾隆没有采取现在中国博物馆的鉴定方法，清宫没有就是假的，清宫有的你怎么能有，你肯定是假的。
我国文博就鉴定方法的依据主要是依靠博物馆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再加是琉璃厂的商人的经验。于是中国的文物鉴定出现了非常可笑的现象，考古部门的理论是出土的文物必须是经过考古发掘过程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一过程，那么所有的出土器物全都不被认可，视为赝品。
博物馆鉴定人员是比着博物馆内藏品为标准，中国文物只有博物馆馆藏是是真的，其他民间收藏的全是赝品，
博物馆学是研究涉及博物馆物品的陈列等诸多问题的专业。现代的博物馆学一般都和考古学专业或历史学专业设置在一起。这样就过于狭隘了。根据我对藏品的研究，用人类学可以解读现在大量出来的藏品。人类学是以人作为直接研究对象，并以其为基础和综合理解为目的的学科。如果把人作为动物的人和文化人来区分的话，那就不可能全面地去理解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留下来的物证，而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来的大批的古代艺术品，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物证。历史的发展是有传承性的，这些古代的艺术品所带来的信息，在现代社会的调查中也可以找到历史根据。因此我建议我国文博界的研究理论改成人类学，博物馆学,历史学也可以参考，用多学科解读这批古代艺术品。以解决大批古代艺术品没有出土记录，来源不明的难题，用毛泽东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找到解决方法。
收藏家通过这一理论对古代艺术品进行研究，许多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许多生活现象和古代艺术品能够联系起来，在研究时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加上调查加以分析，利用现代工艺进行倒推，进行历史还原，古代艺术品能够解读清楚，通过解读你能够看到一个有这么长历史的国家的存在，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能够看到中国为什么叫中国。能够看到世界的中心就是我们大中华。
三古代艺术品鉴定混乱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后果
由于中国文物鉴别标准的缺失引发中国文物的身份危机,我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见到大量宝贵的中国文物在市场上流通，包括美国洛杉矶、英国伦敦，德国汉堡，中国台湾、中东土耳其等地。在美国洛杉矶港我看到一集装箱的唐代金银器被当做工艺品出口，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文物出来，全世界很多地方专门卖中国流失的东西，这使中国的历史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
在全世界有一个中国文物流失的怪圈，中国文物大量流失都曾经历如下过程：在中国出土，不被认可，遂流出；海外被认可，再天价买回；没有被认可的，继续流出……
这个中国文物流失的怪圈形成的原因,就是由于文博专家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大家都还记得当初我国在打倒四人帮初期的两个凡是，那两个凡是就是不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文博系统的专家还在坚持新的两个凡是作为指导思想，这新的两个凡是就是凡是博物馆里的就是真的，凡是民间收藏的就是假的，不实事求是的对待民间收藏，对历史遗留的艺术品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调查研究，把它们一棍子打死，这是文革遗风在现在形势的表现。


  出土文物的数量和种类较建国初期有了大幅增长。新出土的器物与先前所熟悉的式样和品种都不尽相同。由于找不到历史记载，无法“验明正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不到承认。正是因为这些不为书籍所承认的“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物开始大规模向海外流失。不仅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流通，还被以“工艺品”为名，大规模倒卖出境，专家在这里不作为或瞎作为，是我国文物鉴定混乱的根源，这给我国的历史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这种局面的造成是由于在学术上没有实行百家争鸣的方式，实行的是一家之言，使领导的决策导致进入误区，由于顾忌执政领导的面子和利益，又极力维护的怪圈，出来的文物越多，越要说假，假的越多越害怕，最后的出现几十亿件假文物的说法，大家算算帐，一件文物按制作成本500元算，几十亿件是多少钱，那是一个天文数字，谁给农民提供的造假资金，谁给农民提供过资金吗，查一查就知道了。


博物馆能做标准吗？
中国的专家鉴定文物造假的依据就是考古学，博物馆学和历史学，而中国的博物馆是解放以后才建立的，以现在博物馆的藏品作为样本标准进行比对的前提条件是博物馆要穷尽天下的所有已知和未知的艺术品，这样才能作为标本，因为你是采取比对的方式，这就要求样本要全面才能比对，才能准确，而我国的博物馆根本做不到样本的全面准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的最早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为例，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是故宫博物院前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从明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基本建成，到１９１１年清王朝灭亡，四百九十一年内，共有二十四位皇帝在这里行使最高权力。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赶下台的末代皇帝溥仪，继续在故宫后半部居住了十三年之久，前半部于１９１４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率国民军倒戈回师北京，于１１月５日限令溥仪出宫，并立即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着手清理清宫财物，并筹建故宫博物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历史上溥仪退位后没有离开紫禁城，到1924年的十三年在宫里，尤其是在他长大以后，到底拿走都是东西，肯定少不了。


故宫博物院在初创时期，由于北洋军阀和清室遗老的干扰、破坏，局面一直动荡不安。１９２６年，第一任负责人李煜瀛和易培基，遭到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通缉，继而陈垣和庄蕴宽又遭非法逮捕。段祺瑞政府还勾结清室遗老，几次企图接收、改组故宫博物院，至１９２７年，张作霖执政府终于强行攫取了故宫博物院。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平后，故宫博物院局面才有所改观，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规。从溥仪出宫以后这一段时间故宫的管理几乎没有，连领导全抓起来了，军阀们已经把故宫当成他们的战利品，尤其是最后张作霖的强行攫取故宫终于使故宫的珍宝进入他们家的口袋，在日本人来之前，张学良把故宫的东西除了南迁一部分，南迁文物只不过是瞒天过海，其他的精品和大件的不好拿的应该全藏起来了。这应该是蒋介石不杀他的原因之一。日本人进入北京后紫禁城应该几乎是空的。如果不是空的日本人不会不向日本运。


１９３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吞东三省后，战火蔓延到华北，北平告急，为维护院藏大批珍贵文物的安全，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文物南迁，其它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院藏珍贵文物和图书、档案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先从北京南迁上海、南京，后又西迁四川、贵州。抗战胜利后，一部分文物运返北京本院，大部分运至南京暂存。１９４８年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从其中挑选精品二千九百七十二箱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于１９４８年并入故宫博物院，从而结束了故宫之内两馆并立的局面。


在故宫的历史里没有记载拿走的东西又放回来了，另外据调查故宫文物南迁的数量和现在报道的也不一样，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丢失文物 6066-828-2221－11=3006 箱左右 , 丢失瓷器箱数4842-2221-662=1959 约 38600 余件瓷器丢失 .南运文物共19556多箱，故宫总共是13491箱（运到台湾是2972箱、运回北京是10530余箱没有丢失(含国子监的11箱)。但中央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颐和园以及国子监)的共6066箱（有2221箱留在南京、828箱运到台湾、11箱运回北京（国子监的）），其余的3000多箱哪里去了？表中运台5419箱中还含有中央图书馆和外交部的1619箱(南京方面的非南运文物)，南运文物(北京方面的南运文物包含故宫、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实际运台就只有3800余箱。中央博物院的6066箱中（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有2221箱现在还在南京，这也是南博和故宫建国以来的纠结之处（故宫说这也是南运文物，理应运回北京；南京方面说这是国民党南京中央博物院的遗留，不是故宫的），828箱运到台湾，11箱国子监的被故宫运回北京，还有3006箱到哪里去了?


所以南北故宫的南迁文物数量全不清楚，对外公布的数量是所有南迁文物一件没有丢失，这就耐人寻味了。
由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已经不是原始状态了，用故宫博物院作为标准是不科学的。
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立就更短了，而且数量也不能穷尽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艺术品，这就说明我国文博采用博物馆比对的方法进行文物鉴定方法进入了误区，所以造成文博鉴定的混乱。

玉人

中国文物造假与鉴定黑幕大调查

“河南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河南造”上。

　　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记者梳理了近年来文物艺术品鉴定领域内的重大骗局，以探析当下文物鉴定的技术缺漏和现实瓶颈。文物鉴定走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的双轨上，能否摆脱分裂的痼疾，尚不明晰。


　　2013年5月中旬，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北京中贸圣佳两家拍卖公司先后发出公告，要拍卖钱书书信手稿，遭到钱书遗孀杨绛反对后，两家公司陆续宣布撤拍。


　　在保利撤拍的3封信中，有两封被通信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社长魏同贤指为伪造，对此保利方面表示：“相关拍品已撤拍，不予回应。”


　　这为近年来文物和艺术品拍卖市场乱象又添一新例。“20年时间，从零到现在的几百亿，市场发展迅猛势必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人才问题，对这个行业特性的认知问题等，都存在着缺陷。”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华辰拍卖董事长兼总经理甘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2年3月16日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报告披露，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和古董市场，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据《2011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显示，2011年度，全国共举办779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成交额达553.53亿元。


　　此外，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2011年3月，《北京商报》记者探访北京琉璃厂附近文物市场，报道称，北京琉璃厂东西两条街上，存在众多贴有“文物鉴定”字样的商铺，“只要肯出钱，即便你拿来的东西是新货，也有人能够把它包装出历史背景，即便你拿来的是块石头，也有人能‘指鹿为马’。事实上，这种明码标价的艺术品鉴定证书，在任何场合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出于各种目的，仍有人愿意出钱做鉴定。这个市场非常火爆，而且水太深。”


　　骗局闹剧屡屡刷新“底线”


　　2004年9月25日，“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去世。他的死，被挚友称为“丧失了一个天才，一位如此热爱文物的大师”。


　　早年，马承源为海内外收藏家鉴定文物，不收分文。马承源一生著作等身，出版了80余部青铜专著和论文。同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评价：“他的16册《中国青铜器全集》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部青铜器书。”


　　对于马承源的离世，官方报道称其因病逝世，但台湾《中国时报》曾发文《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2004年自杀之谜》，透露马承源或因受到伪造竹简的谣言刺激而跳楼自杀。


　　文章提及2002年马承源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谈到这批竹简，称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陆续出现一些楚简，其中有真的，但是假的也不少，几可乱真，多数是大陆不肖文物专家伪造。那几年，香港、台湾都买过伪造竹简，日本书法家也买过。


　　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汉学家饶宗颐取得一批竹简，经过鉴定，排除假的，有十枝为真的战国楚竹简。在香港非常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迅速把古玩市场消息告知上博，并电传一批摹本。马承源和专家研究后，竹简文字文体及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证明这批楚竹书确实是真品，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


　　收购竹简后，上海博物馆投入巨量人力及经费整理竹简，但当2002年古竹简出专书发表研究成果后，“用国家经费买的楚竹简是假的”这样的消息陆续传出。


　　文物鉴定的难度和纷乱从上述顶级专家云集但真相却渺茫的事件中可见一斑，而近年来曝光的文物鉴定骗局更是屡屡击穿舆论底线。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的工艺品，于1994年夏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被国家机构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北魏珍贵文物”。


　　2011年9月5日，原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继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接受二审。自此，“金缕玉衣”的惊天秘密被公众知晓。


　　金缕玉衣本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商人谢根荣的“金缕玉衣”是他找来一堆玉片，请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串成的。牛福忠又请来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5位专家在装“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为这件“文物”估价24亿元。


　　谢根荣用这一纸估价说明骗银行放出7亿元贷款。


　　另一场闹剧曝光于2012年初。汉代玉凳由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1年初拍出2.2亿元天价，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汉代玉凳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之组件，曾被拍卖公司说成是一套“让今人看后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


　　但一年之后，关于这套玉器到底是国宝还是赝品的争论突然爆发。2012年2月23日，邳州宝玉石行业协会会长汪如棉公开表示，这个所谓的“汉代玉凳”2010年产自邳州市，当初是作为高仿工艺品出售的，由向阳村几个小伙子忙活一年多，他们还几次请自己去做指导，提出造型、纹饰及图案的设计建议，最初以2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地人。汪如棉说，“不知怎么回事，弄到今天竟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进行拍卖了”。


　　2012年，十位中央美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的学员联名发表关于“徐悲鸿油画造假”的公开信，针对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拍中以7280万元成交的名为《人体蒋碧微女士》的“徐悲鸿油画”，信中指这幅画只是当年他们研修班的习作。


　　宋徽宗《千字文》被疑作假、唐大禧被拍卖画作系仿作等事件，一再将那些新高迭创的拍卖会变成了赝品闹剧。


　　鉴定难度不断升级


　　伴随层出不穷的鉴定丑闻，各地文物造假的内幕也浮出水面。从制假到售假的产业链条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门。


　　2012年3月，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公布。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


　　陶瓷造假重灾区以江西景德镇、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县神镇、宝丰县)、浙江龙泉地区、广东潮州等地为重；青铜器造假重灾区则是以河南洛阳伊川县烟涧村为代表的制假村；玉器造假重灾区：河南(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这些地区主要是汉代玉器造假地，辽宁是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的聚集地；书画造假重灾区：天津鼓楼地区为最广，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地的假书画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则多为当地书画家，作品被造假严重。


　　众多造假地区中，“河南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河南造”上。


　　走进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上，每个青铜器销售点上都有产自河南的青铜器。历史留给了这里的人们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在这片土地上，青铜时代铸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进入20世纪末，随着收藏热的大潮，河南地区的一个个制假村应运而生。


　　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因为出产高仿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达到300多家，从业人员1880余人，年创产值9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壁挂、仿古台灯等1000余种。


　　此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铜器。每天成千上万的仿古青铜器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镇都以生产赝品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河南省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所长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落，成规模的文物仿制厂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为数众多。他们除了仿造、复制三彩、陶器等作为工艺品出售外，同时也仿造、做旧“文物”，当作另一种价格稍高的“工艺品”公开出售，销路都非常好。


　　马聚魁介绍了当地农民将器物做旧的过程。对于瓷器，他们会将刚烧制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时间长的可以达两三年；然后再将盐酸和无水乙醇涂抹到器具上，让瓷器与土结合得更加紧密，给人一种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沧桑感。对于铜器，工匠会戴上厚厚的手套，对着铜器的边缘使劲摩擦，并用铁棒打磨铜器边缘，为的是让铜器有使用过的痕迹，最后再涂抹上化学试剂让其形成腐化层。


　　此外，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北京潘家园的字画造假早已形成系统产业链，2000年后开始繁荣起来。当时涌现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画，齐白石的虾、郑板桥的竹、范曾的“关公”，启功、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的书法，王沂东、张晓刚的油画，还有郎世宁、左宗棠、鲁迅的作品，用潘家园不少卖主的话说：“哪个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刚卖完。”


　　北京大学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曾提供一组数据：2007年，全国的艺术品拍卖行拍出的官窑瓷器达2万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玺共拍出100多件，而实际上乾隆玉玺真品流出的仅有3方。


　　李彦君解释，之所以没有人追究，是源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霸王条款。这个条款由拍卖行业制定：拍卖行不负责拍品的真伪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喷带来的鉴定困难，造假技术“升级”，也使文物鉴定亟需寻找新方法。


　　以书画复制技术的进步为例，“现在北京就有很多电脑复制、打印的东西，很多博物馆的老专家之前没接触过。如果按照传统鉴定方法，对图章、气息、神韵，查著录，等等，都已经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李智勇说，现在吴冠中的油画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来，而且具有立体效果，现代科技已经到了肉眼无法辨识的地步，“我们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现在靠鼻子闻，靠耳朵听。”


　　此外，不同的文物鉴定难度亦不同。“书画在中国市场最大，制假手段丰富，鉴别复杂。那么多名头那么多画家，每一个画家创造那么多东西，都不一样，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甚至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同一个画家的东西。”甘学军告诉本刊记者，瓷器鉴定相比书画稍微单纯一些，“玉器有材质和工艺水准的高下指标，在鉴别上相对便利，书画就更麻烦了。”


　　经验鉴定存在历史断代


　　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赵榆看来，文物鉴定目前除了科技鉴定没有跟上之外，经验鉴定亦存在历史断代。


　　“1949年之后文物市场没有了，鉴定专家只能在文物市场里培养，没有市场就没有课堂。老一代的鉴定家在市场中锻炼，解放之后进入文博单位，所以现在的博物馆陈列，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个门类的物品都是标准件。因为它们是被鉴定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所鉴定的。”赵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赵榆举例，瓷器类，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宝昌，“所以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瓷器都是标准件，没有伪件。”


　　玉器专家是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傅忠谟的长子傅熹年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玉器也都是标准件，不是那些个‘金缕玉衣’专家鉴定的，但是傅忠谟先生没有教出徒弟来，因为没有文物艺术品市场，没有课堂。现在出的那些笑话，原因之一就是那批‘专家’他们没有跟傅忠谟先生学，名师才能出高徒，市场才能锻炼本领，这两条都没有。”赵榆说。


　　“关于鉴定培训班，‘文革’前举办过一期，‘文革’开始时夭折了。1974年，‘文革’后期，我调入国家文物局，1975、1976年开始办文物鉴定学习班，请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安先生等到学习班讲课，从那时开始，鉴定技术和知识由老一代传下来。”赵榆告诉本刊记者。


　　“1992年后有了拍卖市场，鉴定人员开始在市场上边学习，边自己买自己卖，跌爬滚打，练出来一些社会上的鉴定专门家，虽然没有出现像解放前那种权威，但还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鉴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赵榆说。


　　2009年中国嘉德征集到一件宋人《瑞应图》手卷，开始定为价值3万元的“苏州片”，“经过章津才、傅熹年先生鉴定，确定为珍贵的宋代书画，国家博物馆一级藏品，最后以5824万元成交，抢救了一件国宝。”赵榆说，这些年比较严肃的鉴定专家还是有的，“比如齐白石的一只老虎，南方的鉴定家说他是假的，写文章在报纸上攻击，北方的许麟庐、章津才、米景扬说它是真的，结果经过一些买家了解，确实是真的，3000多万元成交。”


　　同样是业界专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秦汉考古学家刘庆柱则认为，凭著名鉴定专家的经验其实也可能闹出笑话。“汉代玉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专家签了字鉴定了，连故宫有的专家都说是真的，却忽略了基本常识，汉代都是席地而坐的，违背考古学常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鉴定技术整体来说需要科学化，大陆的科学研究体系就是师徒相传，看什么像什么。虽然器物类有采用科学检测，比如瓷器的热释光、木器的碳-14检测，以及青铜的金相学检测和自然锈蚀检测，等等，但这方面目前的鉴定队伍我觉得做得不够。”刘庆柱说，目前高等学校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学科，“还谈不上是个学科，只是根据市场流传的一些东西进行摸索，相当不成熟。”


　　“从宽”还是“较真”


　　甘学军亲历了拍卖市场从无到有的历史，24岁时从国家文物局正处级管理岗位上离开，下海经商，参与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他认为，在收藏领域，“鉴定是一个永远要解决但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近十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艺术品投资的氛围越来越浓烈，对于艺术品鉴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的行外人加入了这个市场，产生一个新的行当---鉴定业。”甘学军说，从收藏家或投资者等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鉴定方法和理念。


　　权威准确的鉴定涉及各种因素。“瓷器鉴定在技术上层次已经很高，玉器有材质、工艺等标准，最复杂的是书画，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甘学军说，某一个地区对某一个东西更熟悉，准确率相对较高是很正常的，“比如齐白石，一个生长在北方的画家，他的画风比较适应北方人的情趣，北方人比较喜欢，在北京地区鉴定水平就会高一些，而且大量齐白石藏品集中在北京地区。南方如海派，对于南方某些画家的鉴定水平会高一些。”


　　“但区域性只是对于近现代书画的鉴定比较重要，关于历史文物书画界定，区域性就差了，因为历史时间沉淀太久，就要看鉴定家的修养和学识。”赵榆说，其他的都是分阶段分领域的，比如有的对宋元鉴定修养高一点，对于明清又差一点，“一个专家要是自称通才和大师的，都值得画问号，一个鉴定专家不可能是全才。”


　　除了鉴定本身遇到的难题之外，从事文物艺术品经营、出版及鉴定工作20多年的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文物鉴定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语境下、不同维度上发生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就要从宽。已故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先生曾说，看着30分、50分，就差不多判断是真的了。现在这个观点被文物界很多人反对，说太松了。可是不能说有的是假的就不保护了，我们先保护起来，让子孙再研究。谢先生当时的观点就是文物保护。”刘尚勇说。


　　另一个角度是抛弃社会功利目的的学术研究，“这个就必须较真，到底是不是真的，学术研究还允许翻盘，今天说是真的，明天说是假的，后天又有了新证据说是真的，来来回回翻盘都可以。学术鉴定是不断趋向于真理，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否定之否定。”


　　刘尚勇说，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的鉴定就偏重于学术鉴定，他的文章翻来覆去在变化，“学术鉴定，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鉴而不定，一直在鉴定，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学术允许百家争鸣。比如故宫收藏的所有名画都被人质疑，但质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其价值。张伯驹向故宫捐赠的‘中国第一帖’《平复帖》，无论学术上怎么争论，它依旧是国宝。”


　　此外就是市场鉴定，“市场是用估价来表明其看法的。如果特别真，就100分；比较真，90分；有点像，80分；或者有点影子，30分；等等。它是用价格的尺子来表明态度。像齐白石的画，贵的上亿，有的几十万。”刘尚勇说。


　　他认为，从不同领域、不同的维度和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鉴定，“所以没有办法大家坐下来讨论所谓的鉴定问题，各自有立场，没有统一的标准，要分别研究对待和去把握，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无法用法律去规范。”


　　有没有必要对鉴定机构(专家)进行政府认证？


　　现实中，文物鉴定难以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之间平衡，在巨大利益纠葛之下，假文物被鉴定为真、真文物被鉴定为假的荒诞实例屡有发生，且利益勾兑层出不穷。


　　2003年，故宫博物院与嘉德拍卖行协议，以2200万元购买了一幅有争议的书法作品《出师颂》。《出师颂》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1945年后失落民间，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业界轩然大波。8月21日，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公开承认，他和嘉德拍卖行周末拍卖部的肖洋是父子关系，舆论一时更加质疑故宫此次收购存在暗箱操作。


　　2003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出师颂》学术研讨会，时任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处长王家新对收购价格、收购理由和收购程序等作出详细解释，关于收购程序，王家新介绍，首先是故宫给文化部、财政部、北京文物局打报告，接着由专家对原件进行鉴定，判断评估其价格，后来动用了国家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


　　虽然有澄清，但《出师颂》收购风波已然使得外界对于文物鉴定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而大量鉴宝类电视节目的诞生，更是将文物鉴定推上了风口浪尖。


　　2012年5月，《天下收藏》节目组将王刚6年里砸掉的315件民间持宝人带来的、被节目组专家团鉴定为赝品的“宝贝”碎片拼贴，与首都博物馆馆藏真品对比展出。展览到8月，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政先后带30个专家和收藏者，看了5次展览，得出的结论是：王刚砸掉的90%是真品，其中30%是珍品。


　　对于“错砸”，《天下收藏》制片人韩勇表示，节目专家由专业机构的专家、拍卖公司的高级从业人员以及高端艺术品行业当中的经纪人等三部门组成。“我们拿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疑难器物，对于鉴定结果我们是完全可以负责任的。”


　　虽然有解释，但由于拍卖市场的增速发展、全民收藏热的袭来等，文物鉴定不断受到商业利益的冲击，被疑为早已走上为商业背书的歧路。


　　2011年3月15日，央视3 15晚会曝光一起关于文物鉴定的黑幕，央视记者拿着从古玩市场花300元买下的一幅齐白石画作，来到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鉴定师颜仲省断定这幅画是赝品，但在收下了1000元鉴定费后，还是开了写着“齐白石本人画”的证书。随后，记者花200元买的小瓶，在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师刘育新过目后，摇身一变又成了价值20多万元的光绪仿品。被央视曝光的“给钱就出证书”的公司包括：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鸿骞文物鉴定品收藏中心、北京古雅阁文物鉴定中心。


　　而民间鉴定机构和专家产生背后，是汹涌的民间藏品的鉴定需求。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文物艺术品鉴定机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要从事博物馆的藏品鉴定和司法鉴定。


　　“市场有这么多需求，公立的学术机构中的学术资源和专家应该更多地跟社会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应该关门。既然拒绝民间鉴定，就应该为社会提供规范的高水准的服务。”甘学军说，此外，政府应该制定行业规范和规则，把鉴定的流程和责任确认下来，“不过，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认定某机构某人有鉴定资格，否则出了问题，和现在的区别就是公众对市场的抱怨转化为对政府的抱怨，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政府搞认证既是越俎代庖，也是不切实际、没有意义、适得其反的做法。”(文/张海林 何盼娅)

孙也顺

玉人 发表于 2017-2-3 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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