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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之谜七:三星堆青铜器群的产生之谜?
三星堆青铜器群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叹的青铜冶铸技术及其所代表的青铜文化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确实使人难以猜测!
有人认为,这是蜀地独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有人认为,这是受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受荆楚文化影响。
有人认为,三星堆青铜器颇受西亚、近东、南亚等地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是文化采借的产物。
更多的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群的产生因素,有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属于自身特点,即本地因素。
未解之谜八: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和性质?
有关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争论,具体有5种不同的推断。
①殷墟一期前后说。认为两座器物坑的年代分别为:一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偏晚阶段或殷墟一、二期之交,不晚于殷墟二期。
②商代晚期说(指相当于殷墟一期和殷墟晚期)。为发掘简报所定,一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即盘庚至小乙时期(高大伦认为可到武丁前后);二号坑时代晚于殷墟一、二期,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高大伦、李映福撰文认为,从玉石器的形制、种类考察,两坑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
③商末周初说。有学者认为两坑为同一时期的遗存。胡昌钰、蔡革也认为两坑的下埋下限时间相同,均在殷末周初。
④西周后期说。宋治民根据对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尖底盏、器座形制的分析,认为其属于遗址第四期,时代大体相当于西周后期;二号坑的时代与一号坑属于同一时期。并强调此西周后期系指坑本身的年代以及出土陶器的年代,部分青铜礼器的铸造和玉石器的制作年代,可能要早于坑本身的年代。
⑤春秋说。认为两坑出土青铜器的制作年代、使用年代和埋藏年代,应区别对待,指出这批青铜器埋藏年代大约在春秋初期,早不过西周。
有关两坑的性质有以下观点:
墓葬说──此说可分两说。一为陪葬坑说,此说认为两坑周围可能有某代或某几代蜀王的大墓尚未发现,两坑只是其器物陪葬坑。二为火葬墓说,此说特别重视一号坑中出现的大量烧骨和权威人士所使用的金杖等物品,认为两坑埋葬有死于非命的蜀王。
厌胜掩埋说──此说从萨满教宗教文化的研究角度入手,认为两坑器物曾被视作“灵物”,当其“失灵”后,人们将其弃焚烧,以刺激灵物。同时,此说很重视两坑中大量象牙作为巫术工具的厌胜驱邪作用。
器物坑说──此说又可分为两种说法。一为“灭国宝物掩埋坑”说,认为两坑是后朝推翻前朝之后,将其神庙中物捣毁掩埋,即所谓“灭国”“覆社”之结果。二为“不祥宝物掩埋坑”说,认为两坑的掩埋物是已故蜀王或旧时代的神庙之器,新王视其为不祥之物,存之对己不利,故而加以埋。
窖藏说──此说联系到三星堆遗址曾发现几处玉石器的埋藏坑,并结合附近彭县竹瓦街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均出土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窖藏这种情况,推测两坑亦属窖藏。
祭祀坑说──这种观点首先为发掘者所提出,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认为两坑是某种大型祭祀活动之遗存,坑内之物皆为祭品,在经过“燔燎”等各种祭祀活动后,再加以“瘗埋”。
造成两坑掩埋的原因恐怕也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学术界也有各种说法,最有代表性的是“敌国入侵说”和“改朝换代说”。
未解之谜九:那么多精美的玉器和铜器是怎么造出来的?
三星堆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和铜器,如此精湛的技术以现在的水平来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几千年前三星堆地区能工巧匠的手艺。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工匠们使用了何种工具和器物对玉器和铜器进行加工,还是未解之谜。(宫雪/整理)
“三星堆?金沙文物展”八大看点
看点一:太阳神鸟金箔
2001年2月25日,“太阳神鸟”金饰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场所内。它的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含金量高达94.2%,为金沙遗址中出土金器中含金量最高者。
金箔外廓呈圆形,器身极薄。其上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镂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神鸟构成。
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如果将这件金饰放在红色衬底上观看,它的内层漩涡形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周围的飞鸟图案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通过对“太阳神鸟”金箔进行的显微镜观察表明,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为圆形后,经过反复锤揲,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的。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太阳神鸟”是希望的象征,体现了中华儿女世世代代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四凤朝阳,祥瑞吉祥,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太阳神鸟给人以巨大的感召与动力,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从1600余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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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二:青铜纵目面具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怪诞、最威风的要算是一件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凸出达16厘米的,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青铜纵目面具。
它的面部至两耳尖通宽138厘米,高66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耳尖部呈桃尖状,如兽耳一般;鹰钩鼻,口阔而深,口角深长上扬,超过人面像,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共发现同样的纵目青铜神面像共三件,这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在三星堆青铜像群中居于重要地位。纵目面具“千里眼”、“顺风耳”的奇异造型其并非为普通的人面像,而应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有学者认为这一造型奇特的青铜大面具就是蜀人的始祖蚕丛的象征,是远古蜀人由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过渡的产物。所谓“纵目”,应是古蜀人对自己祖先形象的追记。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是三星堆王国人们最尊崇的大神――太阳神的形象等。
看点三:青铜大立人像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中,有一尊堪称“领袖”人物的青铜大立人像,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大立人像连座通高达2.62米,重达180多公斤,铸造历史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如此体量的青铜人物雕像,迄今为止,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出土的同时期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铸造如此精湛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中国美术史和青铜冶铸史上所罕见。不仅填补了中国青铜文化的空白,而且,比古希腊赫赫有名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或波塞顿铜像还要早五六百年以上,被称为“铜像之王”。
有人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国王,也有人认为是指挥整个祭祀活动的群巫之长,即握有神权的大巫师,更多的人则认为他应是蜀王兼大巫师一类人物,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看点四: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铜人头像50多件,其中,戴金面罩的铜人头像却只有4件,均出土于二号祭祀坑。金面罩是用金块锤拓成金皮,然后依照人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颐,左右两侧罩耳,耳垂穿孔,眼眉镂空。面罩与人头像粘在一起,将金面罩贴于铜头像上。整件人头像金光熠熠、耀人眼目,如将帅首领,尊严高贵,气度非凡,给人以神奇和赏心悦目之感。。
青铜人头像粘贴金面罩,说明当时的古蜀人已视金为尊。人头像作为常设于神庙中的祭祀神像,在其面部贴金,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应与祭祀内容和对象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戴金面罩的人头像或金面具在商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中几乎不见,它应当是古蜀青铜文明特有的文化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蜀文明浓郁的地域特色。
看点五:青铜眼形器
三星堆青铜眼形器共71件,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其中A型“眼形器”为完整的菱形,共29件,整体形态很像一只抽象化了的大眼睛,周缘斜平,中间的眼球呈圆形凸起,眼球周边外圈下凹,两端有三角形棱脊凸起表示眼睑,长逾半米,四角有穿孔起安装固定作用;
B型“眼形器”23件,为两器一组,拼合则构成为菱形眼形器。其形制为菱形眼形器沿长轴方向剖开的二分之一,呈钝三角形;C型眼形器19件,为四件一组,拼合后同样为菱形眼形器。器形为菱形眼形器沿纵、横轴对剖后的四分之一,略呈直角三角形拼合的“眼形器”。“眼睛”是古蜀人特别崇拜的对象。三星堆、金沙大量铜眼形器及与此有关的器物,都说明了眼睛是蜀人的重要标志物和象征物,具有崇尚光明之神、祖先之神和族群认同的重要意义。从巫教文化的角度理解,古蜀人崇拜眼睛的文化心理当与认为巫师的眼睛具有能见神鬼幽明的神奇功能这一观念有密切关系。
看点六:青铜神树
人说“树大招风”,而在古蜀人的眼中,青铜神树,被赋予了强烈的神巫文化色彩,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仪式功能。
三星堆二号坑共出土青铜神树8株,分大、小两种,在埋入祭祀坑前均被砸毁,并经过火焚烧,出土时大多已残缺不全。其中,经修复后的Ⅰ号青铜神树为8株神树中体量最大、造型最复杂,且最具代表性的一株。
青铜神树虽顶部残断,修复后仍高达3.96米,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它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多种工艺。
树的底座呈穹隆形,三面镂空,像一座神山。树干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顶部残缺,共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二垂的三果枝,向上果枝上立有一鸟,全树共27枚果实,9只鸟,树侧有一条沿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的铜龙,龙头偏长,似马面,龙身后段略有残缺。
关于这株神树的内涵与功用,目前学术界有种种解释。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图腾树,上面装饰的龙、鸟都是氏族的标志,鸟与蜀族有极大的关系,几代蜀王均以鸟为名,遗址出土了各种质地的鸟类造型数以百计,种类繁多;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棵擎天树,暗示着通天的神梯,是古蜀人心目中的“登天之梯”。
看点七:金杖与金冠带
金器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不少学者曾经认为,中国与西方古代文明的差异之一,是中国重玉石而西方重黄金。较之金银艺术璀璨的西方文明,“百金之王”黄金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似乎并未占有主要位置:东周以前的文化遗存中金器数量极少,玉器和青铜器则多见。然而,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金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规格之高表明了黄金也是古蜀王国最为珍视之物,地位不比玉石低,从而改写了人们对华夏先民用金观念的传统认识。
三星堆金器中最重要的文物就是金杖。金杖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金杖的制作是由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碳化的木渣。
在金杖的一端长约46厘米的图案极为珍贵。图案共有三组,近端头的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戴三角形耳坠、笑容可掬的人头像。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下方分别是两头相向的鸟和两条背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
这幅“鱼鸟图”究竟有何寓意,是古蜀符号文字?是族徽铭记?是古蜀图腾?还是某种宗教符号?或是描绘胜利者功绩,或是记述某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推测,金杖上鱼鸟“合一”的图案可能与古史传说记载的第三代蜀王“鱼凫”有关。此图案表现的是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结盟而形成的鱼凫王朝,图案中的鱼、鸟就是鱼凫王朝的徽号与标志。也有学者认为那不是箭,而是“穗形物”,并据此估计当时农业已经有了水稻种植。还有学者认为鱼能潜渊,鸟能飞天,金杖上的鱼、鸟图案象征着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所有这些,皆尚无定论,金杖的内涵有待更深入。
令人称奇的是,到目前为止,人鸟射鱼纹组合图案仅见于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金冠带上。金杖犹如古埃及法老的权杖,金冠带犹如皇冠,这两件金器都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毫无疑问,这个组合图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与威仪。金冠带与金杖纹饰内容的同一性,说明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在族属上可能具有亲缘关系。金沙遗址可能是一些古蜀部族于三星堆王国衰微后在今成都附近修建的新的都邑。
人鸟射鱼纹金杖、人鸟射鱼纹金冠带,两件器物说明了古蜀国统治阶级对金器的使用方式,也表明了黄金制品在古蜀人心目中的地位。
看点八:蛙形金箔
金箔成片状,较薄,外形为一变体的动物形象,从总体造型和细部特征来看,为抽象的青蛙或蟾蜍。整器经锤揲成形后,再以切割技术加工成现有蛙形。
那么,远古的先民为什么会对青蛙或蟾蜍如此崇拜呢?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青蛙或蟾蜍曾代表阳性,古代神话传说中,代表阳性的月精----蟾蜍,与在月亮中代表阴性的兔子相关,从而形成了月亮的盈亏圆缺。因此,蟾蜍与古代月亮崇拜有关,而这种观念在汉代已经非常普及,汉代的壁画和画像石图案中,常常可以看到月亮中的蟾蜍形象。反映了古蜀人的月亮崇拜,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较多的天象知识。(王志东)
来源: 辽沈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