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认真？－－王先胜

一壶居士

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发掘大规模的开展，特别是史前遗址、史前文化遗存与考古发掘收获总量的急遽增长、史前考古学文化区系及编年体系的完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渐形成一个热点。在世纪之交，中国考古界、历史界重写中华古史的呼声达到了高潮。这其中，官方的动作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并以“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提出和启动为标志和代表，民间则以海内外100位史学教授签名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及其活动为代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大体上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由夏再往前上溯一千年，即将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与传说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联系起来，以落实中华文明自黄帝以来的五千年文明史，这其中所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暂且按下不表（笔者将另外单独行文），这里先借《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谈一谈与中国人和中国学术有关的另一个问题。
    据《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的作者之一、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介绍，《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的产生经过是这样的：“1997年8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曾经提出‘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的论点。会后，由笔者和台湾著名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华古史应从一万年前写起。此建议书已获海内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签名赞同，公开发表”（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原载《团结报》1999年6月10日，《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转刊）。我看到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刊于《文史杂志》1999年第2期。毫无疑问，我非常欣赏和赞同史式教授《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一文中的观点和《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的基本倾向，甚至我还认为《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一文是少见的难得的、极富价值和意义、充满卓越见识和求真求实精神的史学论文，但是有100位史学教授签名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再一次暴露出中国史学界、中国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中国考古学的疏离、马虎（我曾经作《人文社科学者应严谨对待考古学基本知识》一文，指出考古界以外中国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考古学的无知和疏离是一普遍现象）以及中国人和中国学术中并不值得发扬光大的另一面。
    《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说：“中原仰韶古文化遗址、龙山古文化遗址、东北红山古文化遗址、西北大地湾古文化遗址等距今都已超过5000年，其中也都出现了一项或多项文明因素。东南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7000年的早期海洋文明；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7000年以上的早期农耕文明。”这段话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有：其一，“XX古文化遗址”之说不仅不规范，而且歧义费解。按作者本来的意思，“中原仰韶古文化遗址、龙山古文化遗址、东北红山古文化遗址、西北大地湾古文化遗址”等可能也应该是指考古学文化中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大地湾文化，但作者在这些考古学文化名称中加进一个“古”字，再后缀一个“遗址”，就让它们变得不伦不类。这几种考古学文化每一种都有多个遗址甚至很多个遗址，象仰韶文化还要分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河村类型、后岗类型、下王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等等（由于仰韶文化时空跨度大，内涵极为丰富、复杂，考古界甚至提出仰韶文化要分解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等，然后再分类型），每一个类型都有多个遗址，比如半坡类型的遗址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等。迄今调查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遗址有一千多处，而得到发掘的不过是其中的极少数，那么“仰韶古文化遗址”是指所有的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呢？还是指已经发掘的那小部分仰韶文化遗址？或者是指“仰韶文化”据以得名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从文章要表达的内容来看，“仰韶古文化遗址”应该是指仰韶文化（即与所有仰韶文化遗址有关）。但作者又说“其中也都出现了一项或多项文明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仰韶古文化遗址”又应该是指已经发掘的那一部分仰韶文化遗址，因为没有发掘的遗址，怎么知道它有一项或多项文明因素呢？但从后文“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之说来看，“仰韶古文化遗址”又可单指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一个遗址，因为考古界目前尚未命名“城头山文化”，所谓“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即指城头山一个遗址，其中有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等。所以“XX古文化遗址”之说属于歧义、费解的生造词语。其二，龙山文化的年代是距今5000—4000年，因此“龙山古文化遗址”“已超过5000年”是错误的，在时代上它不能与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红山文化（距今6660—4870年）、大地湾文化（距今7840—7200年）相提并论。其三，“大地湾古文化遗址”“出现了一项或多项文明因素”，按其意思表达可能也应该是指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文化。大地湾遗址的文化遗存有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均有，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原始宫殿性质的建筑基址被学者视为文明因素已经产生，其年代约在5000年前，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大地湾古文化遗址”若指大地湾文化，则是指临潼白家村、华县老官台以及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中7000多年前的古文化遗存，若指大地湾发现的原始宫殿性质的建筑基址，则其文化性质近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年代约在5000年前，二者各是一回事，可见“XX古文化遗址”之说必然有碍于考古研究和历史学研究。其四，湖南城头山遗址出土了我国年代最早的古城址，“通过城墙解剖，确认第一期筑城是在大溪文化早期，距今超过6000年”，而“在一期城墙之下，压着距今6500年的水稻田，并有配套的灌溉设施”（《地下瑰宝再现辉煌历史》，《中国文物报》1999年8月22日）。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早期并没有丰富的水稻遗存，因此城头山遗址的“早期农耕文化”当是指发掘出土的水稻田，所以其年代没有“距今7000年以上”。另外，从早期农耕文明的角度看，城头山并不能代表长江中游的早期农耕文明起源，因为彭头山文化彭头山遗址、李家岗遗址、八十垱遗址、都督塔遗址、丁家岗遗址以及宜都城背溪文化都出土有不少稻谷、稻壳或存在稻谷遗存信息（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年第2期），除城背溪文化的年代距今7000多年以外，其他都在距今8000多年前。特别是距今八、九千年的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谷（《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又说：“过去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之源，一切重要的发明创造都先产生于北方，然后才向南方传播……近年来，考古发现与民俗调查的许多研究成果说明，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均先兴于南方。我们承认在三代以下，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流；但是也应该承认，就文明的起源而言，南方更早于北方这一历史事实。”这段话的不当之处在于：其一，“我们承认在三代以下，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流”，其中的“文明”一语是指国家的形成，即用的是恩格斯关于“文明”的定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而“就文明的起源而言，南方更早于北方这一历史事实”，其中的“文明”一语指的是农业的起源、农耕文明。所以两种“文明”不能混而为一，没有可比性。其二，就国家起源而言，南方长江流域早于北方，没有事实依据；就农耕文明、农业的起源而言，“南方更早于北方”，目前也没有考古依据，或者说尚不能定论。《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所举南方早期农耕文明的例子是河姆渡文化和城头山遗址，其年代上限为距今7000年。而黄河流域磁山文化武安磁山遗址1976—1978年的发掘中，在第一、二文化层发现长方形粮窖88座。“这些坑内全部留有腐朽的粮食堆积，现存一般厚度0.3—2米，有10座朽粮堆积厚达2米以上。经灰像怯鉴定确认是粟。有人估算，全部窖穴内存留的朽粮堆积总体积约109立方米，以新鲜粟1立方米均重1286斤计算，折合重量约138200余斤。考虑到估算与当时实际之间可能存在的误差，认为磁山88座窖穴中粟米的储存量以10万斤计应是可信的”。其他磁山文化遗址以及裴李岗文化的一些遗址也都有粮食（粟）的遗存，它们的年代都在距今8000年前（任式楠《公元前五千年前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几项主要成就》，《考古》1995年第1期）。即使考虑到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的水稻遗存、遗迹，但黄河流域也已发现年代相当的栽培稻遗迹、遗存。1983年—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发现该遗址一至三期每期都有大量稻谷遗存出土（张居中《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通过贾湖遗址稻壳印痕、炭化米粒和水稻硅酸体的发现和与现代稻所作的形态学对比研究，无疑以确切的证据表明8000年前栽培稻已出现在淮河上游，位居北纬33度40分的贾湖地区，并且在种植规模和物种多样性上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从而奠定了贾湖遗址水稻起源演化和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因此专家认为贾湖地区同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一样，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水稻起源地之一”（孔昭宸、刘长江、张居中《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八千年前水稻遗存的发现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6年第12期）。贾湖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稻谷遗存，而且出土了一批已具八律和六声音阶的七孔骨笛（近年研究，贾湖骨笛已具七声音阶）以及一些可能属于部落领袖、随葬品规格很高的墓葬（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文物》1991年第3期）。无论文明因素、文明程度，黄河流域的贾湖都不亚于长江流域目前所知的彭头山文化。至于距今万年左右的农业起源遗迹、遗址，南方北方都有多处发现，不再赘述。因此，农业起源、文明因素起源问题，目前是不好论南北方之先后的。

一壶居士

在史学史上，《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无疑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但是非常遗憾，它留下了如上的一些疵漏和缺陷。我相信起草人史式教授和黄大受教授对《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从内容到词句一定都作过推敲，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并非史前考古，因此出现失误，可以说也在情理之中。人非圣贤，孰能无误！但是有100位史学教授签名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仍然存在上述的疵漏和失误，这就让人觉得这件事的产生和存在并非偶然，或者说它可能促使我们思考一些东西。
    笔者在《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中谈及一件事，就是由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易经科学研究会、河南省巩义市周易研究会、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组织的对于长君教授的“重大发现”——太极图来源于洛水流入黄河时，一清一浊两水交汇形成的漩涡图的鉴定和确认。那个鉴定和确认也有20多位海内外易学家以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虽然不知道关于于长君教授“重大发现”的确认是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还是签名的方式进行的，它与《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一事也完全不可相比，但二者还是有一点共同或相似的地方。难道那20多位研究《易经》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专家、学者全部都真的认为于长君教授的“重大发现”“是国内外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吗？没有人从心里怀疑这个研究和学说吗？我看未必。《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存在着明显的考古学上的问题，难道那100来位史学教授都没有看出来，甚至龙山文化并不在距今5000年前都不知道吗？我看也未必，因为100位专家教授中还有考古学家。所以《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这事想来可能有几种原因：一是该建议书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在1997年8月那次“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已经议定，所以建议书的具体行文在发表之前并没有真的实行一个一个的专家、学者进行签名，而仅只是意思上的表达和同意；二是真的实行了签名，但有的专家可能确实不了解史前考古，所以看不出来建议书存在考古学方面的问题；有的专家可能发现了有不妥之处，但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不必“斧正”；有的专家可能也发现了问题，但顾及作者的情面、脸面，所以不说，不提出修改；甚至可能也有专家发现问题之后，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反正不是自己起草的，有那么多专家签名呢，随大流罢。总之一句话，除了真看不出问题一种情况以外，就是不认真、不对《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负责而已（关于于长君教授“重大发现”的认定，其情形大抵亦当如此）！笔者《人文社科学者应严谨对待考古学基本知识》一稿在“国学网·国学论坛”上贴出后，其中有一个回贴说“现在好象没有什么人愿意去认真了，都是要作出来让别人看，要么让领导看，要么让朋友看，像上面的就是让读者看，那些学者也未必是真的不知道，只是不愿意费工夫查而已，有什么关系呢？差强人意就行了，当然，也不是说就没有人认真了，只是说社会好象有这个气候，学术界想来也难逃其祸”，大约也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对学术界了解甚少，但是从《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于长君教授“重大发现”的认定这两件事以及《人文社科学者应严谨对待考古学基本知识》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至少我国人文社科界不仅不了解，不接触考古是一普遍现象（考古学者除外），而且如上所言的“不认真”也是较为普遍的（但愿自然科学界、理工科的学者不是这样）。我私下在想，这种“不认真”可能还有一种更深层的原因和理由，那就是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栽花，少栽刺”、“莫言人过”之类在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不跟别人认真未必就是真的认同和尊重别人，不跟别人认真实际上就为自己的不认真预留了“空间”和机会，不跟别人认真也可能是希望和期待着别人也不跟自己认真，甚至自己本身就有不认真之处或者要行不认真之事。试子想，如果我与别人认真，别人也会与我认真；我跟别人过不去，别人也会跟我过不去。所以“不认真”行为骨子里是一种懒惰和虚伪，所以大家搭成一种默契：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行我行大家行。中国学术就在这种市侩文化和处世哲学中受到侵害和阉割。
    我们这里谈的现象也许并不能代表整个学术界，更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是，一个不能实事求是、不认真求实、不讲真话、不发表真实意见的学者，我们是难以期望他有什么科学精神的，没有科学精神，我们也难以期望他有什么科学思想，这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是这样。

hongweibing

一个不能实事求是、不认真求实、不讲真话、不发表真实意见的学者，我们是难以期望他有什么科学精神的，没有科学精神，我们也难以期望他有什么科学思想，这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em17]

hongweibing

有些遗址为什么找不到?

就这个问题,我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按我们现在的思路去想,我国前些年的情况看,有豪宅或宫殿般的建筑在拆迁的时候都会把好的材料拆下存来搬走,甚至连一般的住宅拆下来的砖头老百姓都会拆回家盖小房.史前的建筑物应该是木制的结构,宫殿或豪宅如被战争摧毁的话,那么,好的建筑材料和宝物就回被战胜方抢去,或被百姓瓜分或哄抢,所以,宝物就不会保留在一个地方,就会流散到各地,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宝物散落到民间各地的情况,出土地方也不一样,玉表特征也就会不一样,这种情况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有的遗址也可能遭到破坏,或被洪水冲刷以及其它等自然灾害破坏而已不复存在,何况史前历史那么久远,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昨天,我看到报纸刊登一张有人收藏到大连100年前的照片,看照片就象一个小渔村,这才仅仅一百年的时间,现在大连的原始旧貌已荡然无存,面目全飞,你上那去找大连的旧址呢?史前的大连又是怎样的呢?

希望有些专家学者看了后,有所启发,和开阔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