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 - 任南红山文化官网

　　划分地方类型，是研究红山文化社会结构，及其与本区内外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重要环节。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了解到西水泉、东山嘴两种类型的差异性是它们分别属于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反映；两者有共同的分布地域；东山嘴类型用于祭祀等的陶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特征之一，这些都不能作为划分红山文化地方类型的依据。我们需要在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进行更为周密的调查，分别发掘各个阶段、各种性质的遗址；同时，继续开展对西拉木伦河以北红山文化北缘地带、燕山以南红山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地带的田野工作，以期在全面了解各地区红山文化(包括纵横两种剖面)和相关文化的过程中，逐步深入探讨红山文化的分期与地方类型问题。
　　东山嘴及牛河梁坛、庙、冢中心性遗址给我们的启示
　　1.大批祭祀用陶器、成组精美的玉器和泥塑神像群的出土，反映出当时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而且可能存在某种高层次的专业组织。如果说筒形器等陶器尚可分别由不同氏族部落集中工匠成批制作，那么像牛河梁女神庙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造型准确生动的泥塑神像，则绝不是随便哪一个氏族、部落都能制作的，而应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的专业队伍，以高级能工巧匠为骨干，按照一定的构思所创作的。
　　2.坛、庙、冢的建筑规模大，水平高：（1）设计出中轴线及两侧对称、主体与附属建筑相配置的格局。如东山嘴祭坛、牛河梁女神庙。（2）在大面积土地上，中心建筑与其他建筑相结合。如牛河梁女神庙与周围积石冢群的布局。（3）女神庙顶盖、墙体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筑成后，表面压光并施彩绘，既牢固又庄重美观，可以说达到了半地穴式建筑的高峰。4牛河梁积石冢群和“平台”围墙的营建，反映出大面积砌石建筑技术得到一定提高。不论大面积地总体规划，还是一组建筑的布局都必须依照一定的思想意识设计，而建设如此巨大的、复杂的工程，以及维护、改建都必须有统一指挥，严密的组织，以高级工匠为骨干施工。
　　3.牛河梁积石冢群附近未见聚落遗址，表明积石冢与聚落遗址相隔一定距离，集中建造，至少中心性地点是如此。牛河梁的规模最大，一座冢、一处冢地(由若干冢组成)和一群冢地应分别属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敖汉旗水泉有三处相邻的积石冢地组成一个冢群，喀喇沁旗河南东村的一处冢地包含2、3座积石冢。它们与牛河梁的冢群规模有天壤之别，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组织显然较小，层次较低，而河南东村的又小于水泉。
　　4.牛河梁、东山嘴中心性祭祀地点的出现证明：红山文化生产力日益发展，部落联系紧密，范围拓宽，祭祀活动规模日趋扩大，形式逐渐复杂，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祭祀活动急剧发展，产生了建造中心性祭祀地点的需求和条件。在牛河梁建成庙与冢有机统一体的宏大建筑群的，应是以牛河梁为中心较大地区内最高层次的社会组织。牛河梁——东山嘴地区是红山文化晚期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地区。
　　5.祭祀中心的建立、管理，大规模祭祀活动的进行，必然大大提高神职领袖人物的地位，他们不断扩大影响，加强权势，成为促进社会结构和性质变化的重要因素。各类工匠，特别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工匠队伍，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神职常由社会组织首领执掌，作用尤为显著。
　　6.上述各方面证明，原始宗教的发展，特别是中心性祭祀地点的建立与大规模祭祀活动的持续进行，对于建筑、雕塑、制陶和玉器业，以及社会结构的发展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红山文化的源流问题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要的任务是在本地区寻找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先生根据调查材料提出“赤峰期”(指红山文化)之前有“林西期”［28］。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提出林西沙窝子遗址早于红山，由于试掘品较少，未能展示出一套类型品［29］。30年来，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前往观察，终因该地严重沙化，未能进一步发掘，而采集的标本所反映的文化性质相当复杂，一些陶片又过于破碎，因此沙窝子遗址不适于作为代表性地点，也无法把“沙窝子一类遗存”当做探讨红山文化前身的线索［30］。1983年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渊源时，在当地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了［31］。
　　1.在兴隆洼遗址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沟；兴隆洼文化具有较早新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C14年代测定距今7470±80~6895±205年未经校正。据此我们得以断定，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
　　2.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比分布地区大体相同。
　　3.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的陶质粗疏，火候较低，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致的代表性器类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共同的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都有网格状划纹。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而在上述共性之中也表现出一定进步性。
　　4.兴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地。可以作为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32］。目前所知两种文化的面貌和绝对年代都相距较远，因此兴隆洼文化晚期、红山文化早期的内涵与特征，两种文化之间有无过渡性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形成时期是否融入了其他文化因素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新的发掘和深入研究才能逐步解决。
　　20世纪60年代初已有同志提出石羊石虎山墓葬(属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介于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33］，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提出小河沿文化命名时，便进一步指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承袭关系［34］。我们认为在上述红山文化分期的基础上，以红山文化陶器演化脉络为线索，对红山文化晚期(东山嘴类型)与小河沿文化陶器作类型学比较，可以更为清晰地证明红山文化是小河沿文化的重要渊源。不仅小河沿文化敛口钵、深折腹钵、直领双耳壶(罐)和筒形罐等典型器类可以在红山文化内找到原型，而且红山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黑陶豆、镂孔和朱绘等新器类、新纹饰，在小河沿文化也都获得了发展，成为重要的特征。至迟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泥质红陶黑彩圆筒形器座，坛、庙、冢所用筒形器的形制与之相似，小河沿的彩陶器座不仅亦呈圆筒形，而且承托彩陶尊，显然也有特殊用途。两种文化的彩陶纹也有一定联系，小河沿文化的半圆形垂环纹应是由红山文化晚期鳞纹简化而成，平行线组成的三角纹亦当脱胎于红山文化晚期同类纹饰。牛河梁女神庙壁面赭红色折线几何纹与小河沿文化折线回字形纹(近似雷纹)；女神庙壁面赭红间黄白色彩绘几何纹与小河沿文化在白衣上施黑、红色等，虽然是在不同场合绘画，但仍不失为考察小河沿彩陶回字形纹和多种色彩共饰的渊源线索。有的同志根据石棚山(大南沟)墓葬材料，提出“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类型陶器承袭关系比较清楚”［35］，显然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
　　总之，红山文化自有源流，自成序列，是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驱，西辽河——大凌河流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区。红山文化并非在封闭状态中生长，恰恰相反，红山文化得以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与仰韶等多种文化持久的相互交流中，不断吸收、消化并创造出新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