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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虎食人卣艺术纹饰及文化寓意探析 [打印本页]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00:40
标题: 虎食人卣艺术纹饰及文化寓意探析
虎食人卣艺术纹饰及文化寓意探析发表于2015 年 1 月 22 日由编辑 /
作者： 龙楚怡
摘要：虎食人卣应是商代晚期的祭祀礼器，迄今所知仅存两件，它在我国青铜器史上堪称古代艺术的精绝之作；从虎食人卣的历史背景、艺术纹饰入手，研究和分析虎食人卣的艺术特征；梳理和比较学界有关虎人造型的历史寓意，解析和探究它的文化寓意，对虎食人卣的文化特质提出新的看法；虎食人卣是古代先民对虎图腾的崇拜意识载体，虎并非食人，实为拥人，实则佑人，寓意着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和被保护的渴望。
关键词：虎食人卣；艺术纹饰；虎人图像；文化寓意；虎拥人卣
一、背景虎食人卣，又称“虎人铜卣”、“虎卣”，它在我国传世青铜器中堪称古代艺术的精绝之作。目前存世的虎食人卣有两件，一件为日本收藏家住友春翠于1903年所购，通高35.7厘米，现藏于日本京都鹿之谷泉屋博古馆内（图1），并成为其镇馆之宝。另一件由法国巴黎赛奴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在 1920 年购得，通高35.2厘米（图2）。李学勤先生在《试论虎食人卣》一文中比较了这两件虎食人卣，认为纹饰和形制基本一致，仅尺寸大小有细微差别。[1]（P.38-40）此二卣相传都是在湖南安化县与宁乡县接界处的沩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2]（P.99）
图1 虎食人卣 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
图2 虎食人卣 法国巴黎赛奴奇博物馆藏
卣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也是祭祀常用的礼器，口小腹大，有器盖和提梁，底部有圈足或脚。关于虎食人卣的流传经过，李学勤先生认为，最早记述过“虎食人卣”的当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罗振玉（1866～1940）先生，[1]（P.37）他在其《俑庐日札》中提到一件藏于晚清名仕盛昱（字伯羲，1850～1899）家的虎食人卣青铜器：“盛伯羲（昱）祭酒家藏一卣，形制奇佹，作一兽攫人欲啖状，殆象饕餮也”。这件卣也正是容庚（1894～1983）先生在《海外吉金图录》和《商周彝器通考》上所辑录的，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那一件。[3]对于这两件虎食人卣产地的探讨，一种认为是殷商文化圈的中心区域黄河以北出土的，另一种传说是出于湖南宁乡和安化接壤的沩山附近。而湖南宁乡又是出土青铜器的集中地区，代表性的器物如人面纹方鼎、四羊方尊、戈卣、象纹铜铙、兽面纹铜瓿、兽面纹分裆鼎、兽面纹提梁卣等。另外，虎食人卣青铜器表面矿化层色泽，类似湖南地区红壤出土的“黑漆古”，所以，笔者也比较倾向于虎食人卣源出湖南地区的说法。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佩芬曾就虎食人卣的年代做过这样的分析：虎食人卣大量采用了雕刻精细的云雷纹，虽然至今殷墟还没有发现过如此精美的同类器，但是它满饰各种动物纹样的习惯，以及图案的布局和风格，都和殷墟晚期青铜器上的装饰手法是一致的，因而虎食人卣可以判断为相当于商代殷墟晚期的器物。[4]（P.7）有趣的是日本泉屋博古馆则将虎食人卣的年代定为商末周初。[2]（P.100）
二、虎食人卣的艺术纹饰商代是中国青铜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外观设计、纹饰刻画和制造工艺等方面更是独树一帜，其中，以动物形象仿生的青铜器，如象尊、鸮尊、虎尊等的造型独具特色，而虎食人卣则是其中的精品。[5]其实从青铜器造型上可以让人领悟到，在设计上中国古人最早便提倡师法自然，模仿自然界中的动物形象，特别是人们会将自己所崇拜的图腾作为器物的造型，这可能是最原始的象物造型的滥觞了。
虎食人卣远观通体为虎形，虎作蹲踞状，其一对后足及虎尾着地形成三点支撑之势。虎的前足怀抱一人，人与虎正面相对，其人手高举抚于虎肩，脚赤足踏于虎后足之上。人头正置于大张的虎口之下，并向左侧视。从铜器正面看，虎口恰好遮盖住人头的上半部分，此状被李学勤先生称为“张口啖食人首状”。[1]（P.38）（图3）人的头发向后被梳得齐整，呈披发状，人的脸庞宽而平，颚骨突出，人中深凹，蒜鼻大嘴，粗眉大眼，眼珠微凸，双眼平视前方，神态平静。从器物正面可以看见人身着较宽大的背襟，襟领呈“U”字形，领上有连续菱形的方胜纹。人的双手作佛手状，只有四指，未见大拇指，左右各托一蛇。人的双臂上部还各饰有一侧面玄鸟纹，人的手臂与老虎的前足上下重叠，前足的虎爪与饕餮纹构成了人的后背上部纹饰。人的大腿和臀部有一对称的蛇形纹样，蛇头反转，蛇身上刻有三角形呈二方连续的鳞状纹样。
图3 虎食人卣正视图
图4 虎食人卣局部 回首的龙纹
虎的肩端连着可活动的提梁，提梁两端各有一长着一对獠牙的兽头，耳似蒲扇，眼珠外凸，长鼻子向外翻卷，有点类似自然界中的野猪。提梁柄上饰有四只长条形的夔龙纹，中间的两只夔龙张口相对，并以云雷纹衬底。虎肩上后颈位置为圆形器口，有盖，盖顶上有一立鹿，盖面上左右饰有一对卷尾的夔龙纹，也以云雷纹衬底。虎两耳高高竖起，状如桃形，远看像两只蟠桃，耳内有“M”状的层叠弧线，最后以卷云纹束至耳根部，类似今天的如意纹。虎两侧颈上有鳞纹，此鳞纹与四羊方尊的“W”鳞纹一致，呈带状连续分布。虎眼紧连在下弯的新月形眉下，双眼大睁，眼珠微微鼓出，两眼中间的鼻梁上饰有左右对称的像“王”字的纹样。虎嘴上唇有均匀分布的圆点，表示长出胡须的毛孔。上颚有四颗硕大的门牙，其两侧还有尖锐的獠牙，下颚以蛇身为边界。虎的前足各饰一回首的立龙，龙首有角，还有羽冠和耳朵，龙纹下方有一小的回首夔龙纹，龙首亦有角。（图4）虎的后腿外侧刻有一对侧面的立虎纹，其耳朵的纹样与作为器形虎头的耳部纹样一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其长长的虎尾，用连续下凹的圆点来装饰，这立虎虎尾后侧，有一侧面兽首朝下方张开大口，似乎要咬老虎的尾巴。虎的背部中间有凸起的扉棱，虎背饰有一对大角的牛首饕餮纹（图5），牛的鼻子连接着下垂的虎尾，虎尾上也有“W”形的条纹。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虎食人卣底部还线刻有纹样，是一只蜿蜒游动的龙纹，龙首有一对角一双耳，龙角的纹样与虎前足上立龙的角造型一致，这是一只少见的俯瞰的游龙。在龙纹的下身两旁还饰有两只与龙首方向一致的游鱼，龙首鱼首均向着虎头方向。（图6）
图5 虎食人卣背部 牛首饕餮纹
图6 虎食人卣底部 龙纹和游鱼纹
从中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虎食人卣器身上一共出现了以下10种主要的纹饰：1、虎，2、带“且”角的龙，3、夔龙，4、蛇、5、鹿，6、野猪，7、鱼，8、玄鸟，9、云雷纹，10、牛头饕餮纹。在纹样布置上呈现对称的特点，根据所处位置的不同再作填空式的适形纹样。主要以云雷纹为底纹，以圆雕、浮雕、线刻来丰富器面纹样。商代晚期的一些青铜器多在肩部放置立体圆雕的各类动物，器上主要饰虎、龙、夔龙等浮雕动物，并线刻云雷、鳞纹等地纹。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艺术装饰风格是趋简的，器上很少出现立体圆雕动物，青铜器上的纹饰大多以简洁的浅浮雕为主，器面上也很少有繁缛的线刻地纹，因此，笔者认为虎人铜卣的制作年代定为商代晚期是比较合理的。
三、虎食人卣的文化寓意古器物中虎人造型比较常见，已有学者对这一造型的文化寓意进行过探讨，但尚未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虎食人卣是“巫觋通天的法器”，人是“巫师的形象”，而虎则“作为巫觋助手的动物形态”。 [6]李学勤先生则认为虎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虎的合一。[1]（P.43）除了以上两位青铜文物界知名学者的观点之外，关于虎人造型的文化寓意，学界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如：何崝认为古器中虎人造型中的老虎，就是《山海经》记载的穷奇的形象；[7]王震中认为人虎组合纹饰是商王朝为了祭祀虎方族神，以此作为维系对虎方方国支配的一种手段；[8]何新认为虎所食者虽具有人形，但形象颇狞厉且周身绘有怪纹，应正是鬼魅的象征； [9]熊建华认为虎食人卣中的人实际上是珥蛇践蛇者，虎与人的对应关系是人戏虎。[10]所以，对虎食人卣的文化寓意，由于缺乏直接的古文献论述，对其解读存在着各家之言，都有自己的道理。
1、虎食人焉
虎食人卣最早称为“饕餮食人卣”，源于罗振玉先生的《俑庐日札》，罗将器形之虎状称为“饕餮”，后日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樋口隆康先生改称其为“虎食人卣”。[1]（P.40）还有学者根据《左传》宣公四年令尹子文由虎哺乳的故事，称此铜卣为“乳虎卣”。[4]（P.7）《左传》有载：“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因为令尹子文是在农历5月5日生，其母以为不祥，弃之于云梦泽北，传说他由虎喂乳长大，后由祁国国君收养。楚国人称“乳”为“豰”，称“虎”为“於菟”，故令尹子文又名豰於菟。[11]根据《左传》中“子文为虎所乳”，张光直先生称此卣为“乳虎食人卣”，[12]（P.318）但另人费解的是，张先生的“乳虎食人卣”中“乳虎”指人由虎哺乳，虎既“乳”人又为何后面又出现“食人”？其实，中国汉字“食”既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作动词时有“吃”的意思之外，也可读作“sì”，为“拿东西给人吃”之意，或许，张先生的“乳虎食（shí）人卣”应读作“乳虎食（sì）人卣”。
岩画是最古老的绘画，北方草原地区的古岩画里有很多虎的图像，可见中国古代虎的图像的产生很早。到了殷商时期，又有许多虎的图像出现在青铜器、玉器等装饰纹样上。不但汉人崇虎，我国少数民族也一样崇拜虎图腾，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虎与披发羌人的故事：羌族首领无弋爰剑被“……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爰剑）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披发复面，羌人因以为俗。”[13]在羌人心目中，虎是他们的保护神，羌人还喜欢披发并成为一种习俗。这与虎食人卣中披发人头形象极其吻合。在殷商甲骨文和一些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中提到，早期殷人的起居方式就是蹲踞，由于姿势不雅，到了殷商晚期中原区域的习俗才改成席地跪坐，而我国商代同期南方一些民族的坐姿仍是采用蹲踞，[14]《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曰：“乌丸者，……父子男女，相对蹲踞”。[15]而虎食人卣的虎与人也是作相对蹲踞互拥的姿态，这种坐姿应该在当时是一种礼节的对坐形式。所以，虽然虎口大张且人头置于虎口中，但这个动作不一定就是表达虎在食人，很多学者都对“虎食人焉”提出过质疑，张光直先生认为：如果把人头或上半身都吞到肚子里面去而下半身还在虎口外的形象，那么这“食人”的意义便要明显多了。[12]（P.332-333）因此，虎食人卣中人的蹲踞造型构图和人的面部表情都充分说明虎并非在张口“啖食人首”，而恰恰相反很可能是虎在给人喂食。
2、虎拥人也
虎食人卣中这种虎人的形象，令人联想到《山海经》中对西王母形象的描写，《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16]（P.407）《山海经·西山经》又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16]（P.50）在《山海经》的这两则记载中，西王母是亦虎亦人的神灵，是人形化的母虎，由此看来，在神话中虎与人作为共同体出现，是表达一种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且互相依托的共生关系。
通过笔者对虎食人卣艺术纹饰的研究，初步断定此器系中原文化思想指导下的青铜卣的产物，虎食人卣应该来自殷商文化圈，但可能很早就被埋藏在湖南境内，才会出现那种湖南酸性红壤出土的特有色泽。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晚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战乱纷争不断，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致使北方各民族有过多次的大规模向南迁移，所以最早出现在北方地区的猛虎图像也随之被带到了南方。虽然我国各民族对虎的崇拜意识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对虎的崇拜思想和集体无意识，这使得虎图像总是与神祇有所联系或者它就是在充当神灵的角色。向南迁徙的人们渴望过去的守护神继续护佑他们，继续成为他们的精神依靠。两件虎食人卣所表现的都是人抱着虎，虎抱着人，人腿和臀部饰有龙蛇纹，服饰讲究，衣着整齐，应该是当时的贵族或者巫觋，其面部表情肃穆平静，并没有任何被挟持或即将受到伤害的恐惧样貌，人的手安然地轻放于虎肩，而且双脚还踏于虎的两足之上。高大威猛的硕虎双目圆瞪，虎口大张，虎尾作为支点之一着地支撑，蹲踞的虎身整体向上作仰面状，完全没有任何向前俯身食人的动作趋势，反而显得十分平静。这样看来，虎并非在“食”人，实则是在保护怀中所拥抱的人。在这里，虎已经被神圣化，扮演的是人类庇护神的角色，人与虎共存、相互依赖。虎食人卣表现的是虎（神）与人的佑助关系，是商代先民追求神灵佑人、神人祥和的期盼，是连接人神关系的媒介。所以，笔者以为“虎食人卣”应该更名为“虎拥人卣”，才能更加真实地还原其器物创作的初衷。
四、结语综上所论，虎食人卣出土于湖南宁乡的沩山山麓，年代应为商代晚期，其造型设计独具巧思，纹饰刻画尤其丰富，制作工艺极为精美。虎食人卣是我国青铜艺术史上的珍品，是一件意蕴深厚的艺术瑰宝，将一种独特的虎人造型置于盛酒器上，并装饰以精致细密的圆雕、浮雕及线刻地纹，堪称青铜造型艺术方面的绝世佳作。结合对虎食人卣艺术纹饰的分析和对学界各家的虎人图像解读的梳理，将虎食人卣的文化寓意进行修正和剖析，指出虎食人卣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对文化和信仰的传承，还是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古代民族一种敬虎爱虎的图腾崇拜。虎食（shí）人卣应该读作虎食（sì）人卣，或更名为“虎拥人卣”，虎并非食人，实为拥人，实则佑人。虎食人卣寓意着古代人民对神祇的崇拜和被保护的渴望，而人民的殷殷期盼本质上并不是希冀“虎拥人”、“虎佑人”，而是期盼世世代代生活安定，社会和谐。
虎食人卣器身上汇聚了10种以上的各类纹样，其中有商代青铜器中著名的牛头饕餮纹、带“且”角的龙、夔龙、玄鸟、老虎、鹿、蛇、鱼，这些天上、地里和水中的重要的动物都出现了。而且通过笔者多年对商代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现先人在塑造动物纹样时，基本上象法自然，大多是根据大自然中存在的动物样式为原模，据此，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商代人所模象的过去和当时可能存在的“龙”的形态，即蛇身，双角呈“且”状，有耳，无前肢，后肢发达的龙的形象。这些动物形象为何会被以老虎和人为主题的邀请下，加入了“虎食人卣”青铜器纹饰的队列中，其中一定还蕴含着某种深刻的含义，有待学界继续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考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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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07,50.
图片出处
图1：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虎食人卣 《人民日报》 乔鲁京摄 2011年07月24日08 版
图2：法国巴黎赛奴奇博物馆藏虎食人卣 http://www.cernuschi.paris.fr/
图3：引自上海博物馆《虎卣》
图4：法国巴黎赛奴奇博物馆藏虎食人卣 http://www.cernuschi.paris.fr/
图5：法国巴黎赛奴奇博物馆藏虎食人卣 http://www.cernuschi.paris.fr/
图6：引自上海博物馆《虎卣》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纹样的设计学研究》，项目编号：12JDZ10
作者：吴卫1 龙楚怡2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作者简介
1、吴卫（1967～），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博士，曾于1988～1990年留学日本千叶大学デザイン学科。曾任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院长，现为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湖南省包装设计艺术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委员、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湖南省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现主要从事传统艺术符号和高校艺术教育理论研究。通讯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88号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处，412007。
2、龙楚怡（1989～），女，湖南邵阳人，2011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现湖南工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助教；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主修视觉传达设计。通讯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88号湖南工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412007。
本文已发表于《装饰》杂志2014年12月刊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00:47
补充资料：
曲折经历
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两县交界处，当时出土有两件基本类似的虎食人卣，但都早已流失海外。
在中国古代有“无酒不成礼”之说，故酒是祭神祭祖、礼仪交往、宴宾会客等活动的必备之物，盛酒的青铜器具也就自然成为礼器了。中国铜文化与酒文化一样的源远流长，酿酒业的发展要求酒具也相应地发展，饮酒礼仪的丰富和完美，又要求酒具更多样性地发展。青铜的使用，为酒具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青铜器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这其中也包括酒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
虎食人卣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是一种极特别的酒器。该器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绿锈，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理想。它所表现的意象观念和所要表达的图腾，至今仍是众口不一。有的说“虎食人反映了虎食鬼的神话，以威猛的虎来驱御凶魅恶鬼以辟不祥”；有的说“虎食人是视觉上的误会。人是正在作法的巫师，他正在借助虎的力量沟通天与地、人与神”；有的说是“象征着人的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合一。因为虎历来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势力，人通过被其吞食，即神物与人的合一，便可取得它的保护”等等。
但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看起来也比较有道理。在虎食人的纹样或器物中，除了有的人已被吞入兽口而无法观察判断之外，其他能见头面的被食人的神态，全都十分安详。流入日本和法国的两件青铜卣上的人在猛虎龇牙咧嘴的血盆大口之下，非但没有失魂落魄的感觉，反而是人虎相拥相近安然回眸的姿态，更有如河南安阳出土司母戊青铜鼎、浙江青铜鼎上被噬人的面部表情竟呈嘴角上翘，一副乐不可支的神态。可以判断，这些人被猛兽所吞噬的行为，在当时肯定被认为是一件人所自愿、乐意，甚至可以说是祈盼的大好事。
时至今日，虎食人卣中蕴藏的秘密一时还不能完全说清，还需要继续探索。
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域内多有此类成对器物。公元前13世纪安阳妇好墓一对枭尊，便是另一例，二尊的形状、大小和容积相近，惟小处有细微差别。流失的两卣，大体相仿而细部迥异，正好配成今世仅有的一对。其中一卣流入日本后，于1903年由住友氏从京都古物商处购得，入藏于1920年5月；另一卣，由池努奇博物馆首任馆长亨利·达且·德·提萨克于1920年购得，后曾在上海展出过。
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访华期间曾造访上海博物馆，并同馆长马承源一见如故。谈话期间，73岁的青铜器界泰斗马承源把他的专著《中国青铜器全集》的前十四本赠与希拉克。1998年，作为交换，池努奇博物馆把馆藏的一件珍贵青铜器——西周虎卣送到上海展览，希拉克亲自为这个展览作序，我们可从该序言中一窥虎卣：
承池努奇博物馆盛情，法国得以向上海人民展示一件稀世之珍——“虎卣”，诚为幸事。虎年而有此举，我更是感到由衷高兴。但是，巴黎的“虎卣”仍有神秘难解之处：
它或许是猛兽图腾，在吞食小儿形状的鬼魅——中国专家多取此说，或许是作为氏族祖先的虎母。在西方的神话里，人祖是宙斯这样的人格神，变成动物去勾引女子。亚洲的神话则不同，是以神兽作为人母。此卣相传出土于湖南，而南方传说正好予以有力的印证。传说称楚国太子幼受乳于母虎，一如罗马建城传说母狼哺养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故事。按说深藏古墓之物铜绿斑斓，往往令我们格外心醉，然而此物乌光温润，格外迷人，更符合中国古代文人偏好素雅的情趣。这件在我们巴黎典藏中落户、教育观众并使之销魂的“虎卣”，再度表明——倘若还需表明——它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纽带。
作者: 陈吉斯翰 时间: 2016-10-23 05:42
谢谢分享
作者: 赤峰之恋 时间: 2016-10-23 07:39
欣赏学习，这样的文物与历史文化对应的文献，值得借鉴，好好学习。
作者: 羅四海 时间: 2016-10-23 09:25
欣赏學習！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09:37
商代青铜器作品:商代青铜礼器题材
来源： http://www.mugwum.com 收藏文化
除广汉以外，安阳和其他地区商代美术作品中，以人物形象为题材的雕塑性质作品，属于圆雕一类的，在玉器和大理石作品以及陶塑中比较多，青铜器中少见。青铜礼器、兵器等作品中所见的人物形象或人头像多数是浮雕。
在鸟兽尊中比较突出的—件是分别收藏于日本和法国的两件虎食人卣。其造型人同小异，为湖南安化出土。
虎食人卣以猛虎食人的情节为器物造型，人与虎蹲坐着，互相抱持。夸张了的巨大虎头形象狞厉，张大的口部，齿牙森列，含住了人的头顶。两只前爪，攫住人的腰部。人，蹲坐于虎的胸前，两手搭于虎肩，头转向左侧，赤着双足，踩在虎的后爪上。这一奇怪的动态呼应，引起人们对于这件器物造型内容的涵义做出不同的猜测，因之它也有“孔虎卣”的名称。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引证国外学者民俗学研究成果，认为：“虎食人或龙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的合一，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解释。”(见《南方民族考占》第l辑)
出自湖南地区的这件充满神秘感的作品，无沦在材质上和取材、艺术表现上都合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而又在总体的风格上与中原地区的鸟兽尊体观看共同的时代特色。据研究者分析，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多含有—定数量的锑，与北方青铜器物金属配比不同。
作为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青铜礼器卣，虎食人卣有提梁，其上饰夔纹，两端有立体的兽首。卣顶部有盖，盖上铸有立鹿以为捉手。虎周身布满浮雕的夔、虺、走兽等纹饰，背部是—个巨大的浮雕饕餮纹，有云雷地纹，制作技艺中分精工。虎背上，盖、器相连，有一道扉枝，直抵尾端。虎尾下卷，与两只后爪构成鼎立的三足，有力地支撑住卣身、
人的脑后披长发，面部五官塑造手法写实，眼睛不作臣字形。面部肌肉与骨骼的结构起伏处理得很好。法国所藏的—件人的耳部结构表现得比较具体，耳垂有穿。衣服的领部有方格纹，背面饰饕餮纹云雷纹作地，下身有双蛇纹。由于有领有袖，看来那些纹饰不是文身现象。
虎食人的形象屡见于商代的青铜器、玉器上。作为青铜器纹饰以浮雕手法表现的，重要作品有分别出自安徽阜南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龙虎尊。虎作一首双身的形式，口下衔住举手蹲踞的人形。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两只侧身的虎共衔一个人头，其主要的作品有司母戊鼎耳和妇好钺上的浮雕纹饰。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商代鸟兽纹四足觥的后足作饕餮食人的形象，人的下身作蛇躯，有鳞甲。类似的神话性质的青铜器作品还有该馆所收藏的安阳出土人面蛇(龙)身杯(卣)。盉的盖子是一个浮雕的人面，额头上有三道皱纹，头顶两侧生有瓶形角。盖、器纹饰相连，自人头顶背后成为蛇躯，盘绕于器腹，双爪自两侧前伸，抱住益的管状流。在纹饰空隙处，填以夔龙纹。整个器物最为突出的是作为盉盖的人面，其下颈与头上的双角突出于盉口之外，仰面朝天，充满神异的感觉。
既有写实特点，又非现实的人物，具有亦神亦人亦兽特点的形象还有湖南宁乡所出的人面纹方鼎上的四面纹饰。其浮雕面部造型很写实，但两耳是图案化了的，耳上有角，下部有爪，皆是减底平刻，虽为人面之外的附加装饰，而收到主次分明的表现效果。人面浮雕造型扁阔，上下突破了装饰面的范围，下颏直抵鼎腹下沿，作者以此强化颜面硕大的感觉。青铜鼎以人面为主要装饰者仅此一见，有人认为此一图像与“黄帝四面”(《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的传说有关。
此外，还有一些青铜人面像。安阳东区编号1400大墓出土一件青铜人面具，高22厘米，其面部五官的结构与日本所藏虎食人卣的人面部很相似，脸形和五官比例比较合理，耳部作云字形，其面相颧部较高，眼细长，眼梢上挑，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头上无发，有一环，可知为一件用于悬挂的装饰品。
1977年在陕西城固县一个器物坑中出土了数十件人画具，各高16厘米左右，眼、鼻孔、耳孔、齿牙都足镂空的，形象怪异狞恶，额与下颏各有一对小圆孔。与之同出的还有戈、戣等兵器和许多兽面、铜泡等。人面可能是穿钉于兵器和战甲之上的装饰物。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一件双面人面形器造型与之极为相似，而头顶两侧有一对很大的弯角，头上下各有一个圆管，应是一件器物上的装饰物。
类似的人面形装饰物也发现于西安老牛坡和北京刘家河的商代墓葬，造型手法相似而口角上弯，这种形体较小的“笑面人”可能是衣服上的饰物；刘家河墓葬与人面同出的圆形、蛙形、蟾蜍形铜泡上留有平纹麻布的印痕。
人头形象也用作青铜礼器上的提梁两端的立体装饰，从以人头为饰这样—个很小的侧面也反映出商代社会重刑戮的残酷精神面貌。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10:07
淺談西北岡商王大墓出土青銅人面
撰文 / 蘭文里
圖 / 蘭文里
對於尋求早期中國文明軌跡的學者來說，1928年開始於中國河南進行的殷商考古發掘，無疑是難以忽視的研究重點。其中又以侯家莊西北岡大墓的發現，最能體現當時商王朝的國勢；從規模宏大的建築，數目眾多的殺殉遺留，乃至於各種雖遭盜掘但仍精美無匹的考古遺物，再再證明當時商文明在技術、社會動員之能量。能夠享有如此威儀的墓主，恐非商王莫屬。  |
| 西北岡商王大墓出土青銅人面(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藏、蘭文里攝影) |
在西北岡1400號大墓東墓道、地底下7.15公尺深的夯土中，考古學家出土一個啟人疑竇的商代青銅人面。這個青銅面具保存完整，表現的是極度立體的人面形象，整張臉呈現橢圓形，眉毛濃、眼睛細，耳呈招風狀；顴骨高，顯示出蒙古黃種人的特徵。髮型方面，在這尊青銅人面上倒沒有明顯的表現，頭頂上卻還有個馬蹄形的穿孔；整體來說，這是尊非常寫實的人面。 不過，考古學家的記載與深究，給了我們更多難題。因為這個青銅人面的背面雖然如同一般面具鑿空，但卻在重要的眼、鼻等部位焊接斜凸向上的圓管，換句話說，這尊面具似乎無法供人穿戴，想要戴著這面具的人，恐怕他的眼珠子會先被圓管子戳疼。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歷史文物陳列館展出青銅人面之後，便引起許多觀眾對於青銅人面用途的迴響。其中促狹的說法來自一群國中生，他們認為這個人面會不會是當時商王的刑罰工具！？當然，這只是種腦力激盪…。 考古學家也嘗試透過宗教、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解析這個面具的用途。在世界上許多文明，都有將面具覆於墓主的習俗，不過青銅人面出土地點的東墓道，與棺槨所在位置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是這個說法受到挑戰的主因。也有考古學家認為，在殷商、那個天、地、人尚未分明的年代，扮演溝通天人重任的巫覡，經常需要藉著穿戴面具，進行角色轉換，青銅人面是否曾在儀式中扮演特殊角色？頗值得深究。 另外一種對青銅人面的詮釋，則是由形制與伴隨出土物出發；這尊面具與一批水器、寢室用具伴隨出土，額頭上又有馬蹄形穿孔，似乎可以吊掛牆上，或許它曾是商王寢宮、甚至是洗浴場所的裝飾品也說不定。  |
| 青銅人面額頭的金黃色，才是青銅器方完成時的光亮色澤(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藏、蘭文里攝影) |
拋開玄祕的用途揣想，青銅人面至少有一點特徵，難得讓各派學者都有共識。那就是額頭金黃色的小區塊，便是青銅器原本未受鏽蝕侵害之前所應有的色澤。看著這一小塊難得保存完整的青銅，再環顧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的大量殷商青銅器，對於當年商王宮內金光閃灼的盛大景象，似乎也就不難想像了。 無論如何，青銅人面在殷商考古中，是相當難得一見的發現。對於當時殷商藝術來說，這尊青銅人面的出現，可說是寫實主義的曇花一現。但是如果我們將視野從安陽放大到整個亞洲，或許可以從其他草原文化的青銅人面考古遺物中，覓得更深厚的傳統根源。
如何接觸西北岡商王大墓「青銅人面」：1.上「世紀考古大發現‧商王大墓重現」，選擇「拂去封塵‧其他商墓文物」或點選以下連結：http://proj1.sinica.edu.tw/~dmuseum/pages/item/main_R001116.html#main，即可閱讀考古學家對青銅人面的專業賞析。 2.您也可以造訪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考古空間」，欣賞青銅人面原件。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10:26
考研笔记：第三章 夏商周考古(青铜时代考古)
中国考古学通论
第一章：考古与文物基本理论（共四节）
第二章：石器时代考古
第三章：夏商周考古
第四章：战国秦汉考古
第五章：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考古
第六章：古器物与考古专题
参考书目：
张昌倬主编《文物与考古基础知识》（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之恒著《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
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刘庆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10:27
第一节 夏商周考古的特点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较之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有以下特点：
1、夏商周时期已进入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
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青铜器成为当时新的生产力的标志而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逐渐取代石器的支配地位，使社会生产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形成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青铜器以礼器、兵器为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青铜农具较少
2、从社会形态上来说，夏商周时期已经脱离史前社会而进入阶级社会，由前国家阶段进入到国家阶段、文明时代；
象征国家政权的遗迹、遗物如城市、大型建筑、礼仪制度等已经出现。
3、商周时期文字已经产生并逐渐用于文献记载；
“原史时代”；甲骨文、金文等
学术界的疑古思潮
信古－－－疑古－－－释古（文献与实物的结合）
近代史学 实证思想 古史辨派(疑古学派) 顾颉刚等“层垒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我国春秋以前的历史,因“无编年之史,多传疑之事”而被归入“传疑时代”
安阳殷墟的发掘，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使商史成为“信史” 王国维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对殷墟的十五次发掘
但商代以前的夏代因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而仍未得到学术界的承认（顾颉刚：禹是一条爬虫）
（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
1、发现时间、地点：1959年，徐旭生，河南偃师二里头村；
2、该文化分布范围：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
3、重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
4、年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商代二里冈文化，C-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到1600年；
5、分期与类型：按年代早晚分一、二、三、四期；一般分二里头类型（豫西）和东下冯类型（晋南）两个类型，东下冯类型的起始年代较二里头类型略晚。
（三）二里头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形态
1、我国最早的青铜容器的出现标志着这时期已进入到青铜时代；
青铜器包括工具、兵器、礼器、乐器和装饰器。其中爵、斝、鼎、盉等，是中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容器（空体器），都用复合范铸造，制作技术已较复杂。（用单范铸造的青铜器如刀、戈、镞等，在龙山期已发现，制作技术相对简单。）
考古学上三期说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我国青铜时代学界一般认为是从二里头时代开始的
我国青铜器一般以礼器和兵器为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遗址中发现用200多粒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铜牌，是中国年代最早的铜镶玉制品，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2、二里头城址及两个大型宫殿的发现表明这时期国家政权已经出现；
二里头遗址东西２．５公里，南北１．５公里，遗址中发现有两座宫殿基址和其他夯土建筑基址多处及墓葬、铸铜、制陶、制骨、制玉等手工作坊遗迹。
其中1号宫殿基址平面为方形，东西长１０８米，南北宽１００米，占地1万余平方米，分布在高出现地面０．８米的夯土台上．主体建筑为东西长３０．４米，南北宽１１．４米，复原为面阔8间、进深3间、四阿重屋式坐北朝南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是大门，中间是广庭。
2号宫殿形制基本相同，规模略小．这是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宫殿。高台建筑，布局呈南北中轴线分布，由堂、庑、庭、门等单位组成，其形制开后世中国宫殿建筑先河．
二里头遗址不应是一般聚落遗址，而应是阶级社会的一处都城遗址
夏都斟寻（邹衡）或汤都亳（安金槐）。
遗址中未发现与宫殿相称的陵墓，但有不少中小型墓葬．
二里头遗址未发现城墙，而东下冯遗址中发现有城墙遗存，城墙四周有壕沟。（城垣不是早期都城的必备因素）
３、二里头文化的“文字”问题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要素之一．（文字 城市 金属器）
二里头文化是否有文字？
二里头文化中仅发现陶器刻划符号20多种．
是文字还是符号？
商代因甲骨文的发现而确立“信史”的地位
夏代是否有文字？以何为载体？
有学者认为夏代尚无文字（口耳相传）
有学者认为夏代应出现文字
商代：简牍为文字主要载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考古未发现商代的简牍 但已腐烂） 甲骨文为占卜记录
夏代：也应以简牍为文字主要载体（尚未发现或已腐烂掉）
我们认为夏代应出现文字
（四）关于夏文化的探讨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实证思想 “二重证据法”）
1、夏文化的含义：
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夏王朝以前或以后的文化不叫夏文化；与夏王朝同时存在的其它族的文化也不叫夏文化。这是探讨夏文化的前提。
2、探索夏文化的方法：
一是从年代上来说，应与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大致吻合（前21-前17世纪）；
二是从地域上，只能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区域内进行；
三是从文化特征上，应区别于原始社会晚期文化与早商文化，形成自身的特点；
四是从社会发展阶段上，发现的文化遗存应能说明当时已进入国家阶段。
夏纪年内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存在三种考古学文化：
二里头文化（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
岳石文化（河南东部和山东、苏北地区）（东夷文化）
下七垣文化（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先商文化）
3、学界对夏文化的不同认识：
（1）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1、2期是夏文化（3、4期是早商文化）（殷玮璋、安金槐）；
（2）二里头文化1、2、3、4期是夏文化（邹衡）；
（3）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1、2、3、4期是都夏文化（李伯谦、许顺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4）夏文化应在豫东北（濮阳地区）寻找（沈长云）。
目前第（２）、第（３）中观点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10:29
第三节 商代的考古学文化
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
先商文化（从商始祖契到商汤灭夏前）
早商文化（从商汤灭夏到河亶甲迁相前）
中商文化（从河亶甲迁相到盘庚迁殷前）
晚商文化（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
一、学界对先商文化的探索；
二、早商文化——二里岗文化
三、学界对中商文化的探索；
四、晚商文化——小屯文化
一、学界对先商文化的探索
1.文献记载的先商时期商人活动区域：
从商始祖契到商汤灭夏前
《史记·殷本纪》：帝舜乃命契，封于商
《世本》：“契居蕃（亳）”
王国维《说自契至汤八迁》：蕃、砥石、商、商丘等
位于现在何地？学界意见不一
2.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
漳河型、辉卫型、郑州南关外型（邹衡）
下七垣文化（李伯谦）：河北漳河流域（河北中南部的邢台、邯郸地区）
更早的先商文化在哪里？是在山东、豫东地区？（王国维、张光直）还是在山西南部地区？（邹衡）学界正在探讨
二、早商文化——二里岗文化
（一）二里岗文化概述
1、二里岗文化的发现：二里岗文化，因1950年首次发现于河南郑州二里岗村而得名，属商代早期文化；
2、发现的意义：二里岗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从河南龙山文化至殷墟文化这段空间中的一环，找到了殷墟商晚期文化的直接来源，为了解殷墟文化以前的商文化的面貌，提供了实物资料，还为进一步寻找夏文化打下了基础。
3、分布范围与重要遗址：二里岗文化遗存在我国较大范围内普遍存在。它以河南为中心，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区。重要遗址有河南郑州二里岗、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村、山东济南大辛庄等。
（二）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城址
1.郑州商城
（1）郑州商城的位置与年代：商代早期的都城。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代距今3500年左右。
（2）布局:整个遗址面积达25平方公里。遗址中部是城墙环绕的城址。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城墙周长6960米，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城内东北部有宫殿区，发现宫殿基址多处。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
城外有居民区、墓地、手工业作坊址等。发现两处铜器窖藏，内有杜岭方鼎等商王室的礼器。遗址中还出土原始瓷器和刻辞卜骨等。
（3）遗址性质:商汤所都亳(邹衡)或仲丁都嚣(隞（安金槐）郑州因此而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杜岭方鼎：中国商代中期的青铜器。1974年于河南省郑州杜岭张寨前街出土。共两件。一件高1米，重86.4千克，方形，深腹，双耳四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两侧及下部饰乳丁纹，形体质朴庄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较小，高 0.87米，重64.25千克，藏于河南博物院。
2.偃师商城：
（1）郑州商城的位置与年代：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在河南省偃师县西塔庄村。1983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700米，东西宽约1200米。
（2）布局:遗址面积190万平方米。城墙为夯筑，已找到城门7座。
城内有多处宫殿区。其中1号宫殿区长宽均在200米左右，有围墙环绕，内有数座建筑基址。其中的4号基址包括正殿、廊庑和主门、侧门。还发现用石板围砌的排水道，长800余米。
城中出土的遗物有陶、石、骨、蚌、铜器等。
发现的墓葬均为中小型。
（3）遗址的性质：商代早期商汤所都的“西亳”（安金槐）或商初的桐宫（邹衡）。
3.郑州小双桥遗址：
（1）遗址位于郑州西北郊石佛乡小双桥村附近。1989年发现。年代属商代前期晚段。
（2）遗址面积达144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台基、建筑基址、祭祀坑、灰坑和青铜器、陶器、玉石器、原始瓷器等文化遗存，大口尊器表及口沿内壁有朱书文字和符号。
（3）遗址性质：商王仲丁所迁嚣（隞）都（邹衡、陈旭）或仲丁所迁嚣（隞）都的王陵及祭祀坑（安金槐）。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10:30
三、学界对中商文化的探索
1.文献记载的中商时期商人活动区域：
从河亶甲迁相到盘庚迁殷前
河亶甲迁相 祖乙迁邢（耿）
2.考古学上的中商文化：
安阳洹北商城：1999年发现（河亶甲所迁的迁相？）
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祖乙所迁邢？）
四、晚商文化——小屯文化
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 殷墟（河南安阳小屯）
（一）小屯文化的分布范围：
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地区
（二）安阳殷墟遗址
1．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西北郊洹水两岸。年代约当公元前14世纪末～前11世纪。自盘庚迁都于此到帝辛（纣王）亡国，273年间一直以此为都。
2．殷墟是考古学在中国产生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20世纪初因盗掘甲骨而发现，1928年开始发掘，目前发掘仍在持续。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批准为世界遗产。
3．殷墟遗址的范围约30平方千米，分布在洹水两岸。整个都城有一定的布局。
（1）南岸以现在的小屯村为中心，小屯村北至洹水之滨是宫殿、宗庙区，宫殿基址成排或对称分布。其东、北两面以洹水为屏障，西、南两面有防卫沟壕与洹水相通，将宫殿区与外界隔开。
（2）在洹水以北是侯家庄商王陵区，已发掘大墓13座及排列整齐的人祭坑等。王陵 13座大墓中，除一座因未竣工而未埋人外，其余12座都有墓道、墓室和椁室。其中8座为墓室四边各出一条墓道的墓，整个墓呈亚字形。3座为南北各出一条墓道的墓，墓呈中字形。1座只有南墓道，墓平面作甲字形。
著名的司母戊鼎重875千克，相传出自东区的一座甲字型大墓中(1937年出土). 这些大墓都有人殉与人牲。如1001号大墓殉人总数超过164人。
王陵区内的祭祀坑集中在东西长450米、南北宽250米的范围内，已发掘的1400多个祭祀坑.绝大多数埋人，少数埋动物.多数每坑埋放10人.
（3）在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分布着大批墓葬。已发掘的900余座墓 ，分为8个不同族的墓区，反映了商代的“族墓地”埋葬制度。
4.甲骨文的出土是殷墟考古的最为重大的收获。目前已在三个地方（小屯村中、小屯村南、花园庄东地）共发现甲骨文近15万片，内容极其丰富，为研究殷商历史、乃至整个中国上古史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
甲骨文是我国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汉字的“六书”理论在甲骨文中都已使用。
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历史已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时代,其意义是无与伦比的。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甲骨文的三次大发现:
1.1936年6月12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13次殷墟发掘中发现的YH127坑,出土刻辞甲骨17096片.
2.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刻辞甲骨5041片.
3.1991年10月在花园庄东地编号91花东H3灰坑中发现发现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的5片，共计刻辞甲骨579片.
甲骨文的价值: 2004在上海举行的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20片殷墟甲骨文以4800万元价格被成功拍走。
甲骨文的内容:
大多为卜辞,是殷人占卜于鬼神的纪录.殷代是神权时代,殷人事事都要占卜,因此甲骨文内容丰富,反映殷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贞，令多子族暨犬侯寇周，载王事。（合集6813）
戊子卜，宾贞，令犬延族圣田于虎。（合集9479）
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
己巳王卜，贞，口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甲骨研究的名家:
“四堂”:
雪堂罗振玉:浙江上虞《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
观堂王国维:浙江海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
彦堂董作宾:河南南阳《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鼎堂郭沫若:四川乐山《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
唐兰 于省吾 杨树达 陈梦家 胡厚宣 李学勤 裘锡圭 林沄 等
5.殷墟出土的青铜器:
包括礼器,兵器和杂器等。礼器有鼎,爵,斝,卣,觥,甗,盉,彝等等 .兵器有戈,钺等.杂器有铜镜等.著名的妇好墓中出土各种青 铜礼器200余件,多带有铭文。
器型:鼎, 爵,斝,觚卣,觥,甗,盉,彝,戈,钺,铜镜等
花纹:地纹,主题花纹,主题花纹上的纹饰(三重花纹)极其繁缛复杂,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铭文:具有很强的历史研究价值(补史,证史)
6.殷墟的玉器：
殷墟出土的玉器非常出色，在开料、钻孔、雕琢、抛光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人或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妇好墓随葬玉石器中，有商代玉器中的精品。10余件玉石人物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式的珍贵资料。另有三件带把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
7．殷墟代表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其发掘促进了商史的研究。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10:32
第四节 周代的考古学文化
周代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
先周文化（从周始祖弃到周武王克商前）
西周文化（从武王克商到平王东迁前）
东周文化（从平王东迁到战国前）
一、学界对先周文化的探索
1.文献记载的先周时期周人活动区域：
从周始祖弃到周武王克商前
《史记·周本纪》：弃生于邰 不窋奔于戎狄之间
公刘居豳 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岐） 文王都丰 武王都镐
邰在今陕西武功（司马迁）？还是在山西汾河流域
（钱穆）？ 戎狄之间在甘肃庆阳（泾水上游） 豳在陕西彬县、旬邑境内 周原在陕西扶风、岐山境内 丰镐在今西安西郊沣河两岸
2.考古学上的先周文化：
武功郑家坡遗址（周族故土邰地的先周文化），彬县断泾遗址（周人居豳时的先周文化），周原遗址（周人居岐时的先周文化），长安丰邑遗址（周人居丰时的先周文化）等
二.周原遗址
(一)周原的范围:
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和周代的都城遗址。自古公亶父(太王)自豳迁至此地,开始营建城郭。武王迁都镐京后周原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周原遗址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周原东起武功县、西至凤翔县、北至北山、南到渭河，总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狭义的周原遗址指岐山县与扶风县北部接壤处的周原核心区，东西约3公里,南北约5公里，面积近20平方公里，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周原遗址的内容:
西汉以来，这里就不断有西周铜器出土。清代末年出土有著名的盂鼎、毛公鼎等重要铜器。新中国成立后，出土有一批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墓葬，并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和多起铜器窖藏。
(一)建筑基址：
已发掘的建筑基址有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
1.凤雏建筑构成:
凤雏建筑基址座落在东西宽32.5米，南北长43.5米，高1.3米的夯土台基上。建筑以门道、前堂、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各8间，并有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性院落，是中国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
2. 前堂:
前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东西长17.2米,南北宽6.1米，台基上有排列整齐的柱洞，东西7行，南北4行，可知其面阔为6间，进深为3间。建筑的墙用黄土夯筑而成，墙表与屋内地面均抹有以细砂、白灰、黄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另外，还有两条用陶水管或卵石砌成的排水管道，可以将院内的积水泄向院外。
3.西厢房内西周甲骨文的发现:
1977年在凤雏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内，出土卜甲和卜骨共 1.7万多片，其中有字甲骨文289片,是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
4.召陈建筑基址:
在召陈村发掘出15个夯土建筑基址。遗址出土大量的瓦, 分板瓦、筒瓦和瓦当3种种类，我国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建筑用瓦。
(二)铜器窖藏：
清代末年周原出土有著名的盂鼎、毛公鼎等重要铜器。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
通高102.1厘米清道光年间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毛公鼎（西周）
通高53.8厘米 清道光年间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虢季子白盘（西周）
通高39.5厘米，口长137.2厘米清道光年陕西省宝鸡市虢川司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散氏盘（西周）
通高20.6厘米 清乾隆年 陕西省凤翔县出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周原遗址发现的西周铜器窖藏已有十多起，其中最重要的有1975年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包括裘卫四器在内的37件铜器，1976年扶风庄白出土的 103件微氏家族铜器群。
(三)西周甲骨的发现
1.1977年在凤雏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内，出土卜甲和卜骨共 1.7万多片，其中绝大部分是卜甲。在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最多的1片有30字。
2.1979年,在扶风齐家也发现5片有字甲骨。
3.2003---2004年周公庙西周大型墓地发现有字甲骨上百片。
西周甲骨以前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都有发现，但数量、字数都极少。
周原甲骨刻辞的特点:字体很小，笔划纤细。
周原遗址的发现大大丰富了西周甲骨的内容，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是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四)周公庙西周大型墓地的发现
1.周公庙遗址位于大周原（广义的周原）保护区范围内，距岐山县城西北7公里处，是唐代为祭祀周代开国元勋周公旦而修建的大型建筑群。近年来发现的西周大型墓地就分布在周公庙旁的山坡上。
2.200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周公庙野外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了两片西周时期刻有文字的甲骨。 2004年10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已正式开始发掘此遗址。此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
3.已经钻探出大型墓葬19座，其中带四条墓道者9座。(以前从未发现过西周3个墓道以上的大墓)可能是周天子或周公等西周王公贵族的墓地。
4. 墓地外围发现了长达1500余米的西周城墙，分布在这处墓地的东、北、西三面。东墙残长700米，北墙长300米，西墙残长500米，南墙目前尚未发现。墙厚约10米，个别地方发现城墙的残存部分高出原地面约2米多。这在西周考古史、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5.城墙内发现6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大量的空心砖、条砖、板瓦等建筑材料。(把我国使用砖的历史由秦汉上推到西周)
6.在墓地外围多处地点共发现卜甲与卜骨700余片，有甲骨文字近千字。这些卜甲的发现，对西周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字资料。
有“中国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的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教授预测“周公庙遗址西周大型墓地的发现，从学术价值上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堪称第一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等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三、丰镐遗址
周文王所建丰邑与周武王所建镐京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12公里的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遗址范围包括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新旺村、冯村、洛水村、普渡村、斗门镇及昆明池故址一带，总面积逾10平方公里。年代约当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汉武帝时修建昆明池，遗址遭到很大破坏，近年来遗址内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墓葬、车马坑等，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
四、琉璃河遗址
西周时期燕国都城的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1.5公里的台地上，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面积500余万平方米。20世纪40年代发现，70年代起发掘。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天马——曲村遗址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是一处西周早期晋国王侯贵族墓地，其埋葬时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现已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出土有大量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晋侯墓地的发现是二十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以及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学界对早期晋都的不同认识：
对晋国始封地，学界有两种观点：一说在山西中部的太原晋阳（主流观点），一说在山西南部。
以上诸说，孰是孰非，后人很难择从。问题的最后解决只有依赖于考古学的验证。
2．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过程：
（1）1959年，徐旭生首次调查夏墟，认为“夏墟当在山西西南部，不在中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直至80年代初，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进一步确定夏墟的所在范围在晋南。从而在考古学上把太原晋阳说排除出去了。
（2）1979年以来，邹衡在现在的天马-曲村遗址开展了持续十余年的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发掘了近千座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晋国中小型墓葬及数万平方米的居住址，提出，天马-曲村遗址应是晋国的始封地--“唐”之所在，也即晋国早期的国都--“故绛”之所在。此观点由于缺少地下出土文献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诸侯陵园等相关考古证据的支持，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直到1992年在遗址的中部发现了晋侯墓地，这个认识才取得了学术界的确认。
（邹衡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天马-曲村遗址晋侯苏编钟的被盗马承源从香港买回 14加2件 300多字 2640万元）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商周考古第一人”，对中国夏商周考古具有开拓之功。
（3）正式发掘：
以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为领队、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于1992——1994年连续进行了五次发掘。
现已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
青铜礼器等随葬品。晋侯墓地的发现无疑是二十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以及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六、东周王城遗址
东周王城即周平王东迁后，直至周景王共十二世的都城，位于今河南洛阳市区。
1 城墙，护城壕沟
2 夯土基址：
3 墓葬：
（1）20世纪50年代，洛阳市曾在中州路西工段发掘出260座东周墓葬，建立了东周时期中原地区陶器发展的序列，在中国考古界引起很大反响。
（2）2002年在洛阳市27中附近发掘２座东周大墓。其中一座为“亚”字形墓葬，墓室长６.6米、宽５米，有４条墓道；另一座为“中”字形墓葬，墓室长５.8米、宽４.2米，有２条墓道。带４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东周早期级别最高的墓葬。
（3）2002年，在洛阳市中心广场建设时，发现了397座东周墓葬和18座陪葬的车马坑，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其中“驾六马”、“天子之乘”遗迹的车马坑最为引人注目：整座车马坑南北长42．6米、东西宽7．4米；坑内车马由北向南呈两列纵向排列，共有陪葬车26辆、马53匹、狗7只，是目前河南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车马最多的车马坑。
七、曲阜鲁国故城
鲁国故城是我国西周至战国时期鲁国的国都。 1961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鲁国故城始建于西周初期，自周公之子伯禽代父封于鲁开始，中间经过了33代，至楚灭鲁止，共八百余年。
遗址南北宽2.5公里，东西长3.5公里，周围城垣11.75公里，总面积约1.5万亩。现在的曲阜城位于鲁故城内的西南角，约占鲁故城的七分之一。
鲁国故城遗址保存较为完整，现已探出城门十一个，城门之间各有干道相通。中部的宫殿区东西绵延约1公里。城东西北三面分布着炼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作坊和居民区。城内还有墓葬区等。
八、齐国临淄故城
遗址位于今山东临淄县城西部和北部。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国第七个国君齐献公由薄姑迁都于此。先后作为姜齐与田齐的国都达630多年，是当时东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列国中最繁华的都城之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址由东北、西南大小二城组成，小城为宫城，东西1.4公里，南北2.2公里，分布有大片建筑基址；大城东西4公里，南北4.5公里，为平民活动的地方。城墙厚度为30米左右。大城内发现墓地两处，大型殉马坑一处。
殉马坑位于春秋时期齐国公侯的一大墓地中，今已探出大、中型墓二十余座，其中五号墓是一座“甲”字形大墓。墓室南北26米，东西23米，南墓道长18米，宽12米左右。殉马在其东、西、北三面，全部殉马当在六百匹以上。据考，该墓为齐景公之墓。
八、侯马晋城
春秋时期晋国都城新田的遗址。位于山西侯马西北。1952年后多次进行发掘。1961年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侯马晋城由6座小城组成，其中白店、牛村、台神、平望四城相连，其东的呈王城及东北的马庄城可能是附属性小城。在牛村古城及平望古城内均发现夯土台基，可能是宫殿区。牛村古城南郊有铸铜、制陶、制石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其中侯马铸铜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为研究晋国铸铜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呈王古城南的秦村发现春秋晚期盟誓遗址，出土了五千余片侯马盟书。在浍河以南的上马村还发现大片墓地，已发掘墓葬1390余座。
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1966年在山西侯马晋城遗址出土。盟誓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共5000余件，用毛笔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一般为朱红色，也有黑色的，字体接近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
作者: 玉人 时间: 2016-10-23 10:33
第五节 中原地区以外的重要遗址
一、盘龙城遗址：
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 。位于湖北黄陂叶店。1974年开始发掘。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城墙夯筑而成，城外有壕沟。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建筑，城外有居民聚落和手工作坊址。城西、城北、城东发现有墓葬。其中城东李家嘴的2号墓使用雕花木椁，有多人殉葬，随葬青铜礼器25件，还有铜钺等兵器及玉器。
盘龙城遗址是商朝在南土的一个方国。
该城址对了解商文化的分布及城市性质、宫殿建筑等有重要价值。
二、新干商墓
商代晚期的墓葬。位于江西新干县大洋州。1989年发掘。
该墓椁室长8.22米，宽3.6米，棺床位于椁的中部偏西处。墓主骨骼朽烂。墓中总计出土铜器480余件，包括鼎、鬲、甗、豆、簋、罍、壶等礼器，鎛、铙等乐器，以及工具、兵器等。玉器1000余件，种类有礼器、仪仗器和装饰品。另还有陶器356件。从随葬品看，既包含中原商文化的因素，又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该墓主人很可能是赣江流域古越人所建立国家的统治者。
该墓的发现，反映出江西地区在约3000年前已有发达的青铜文明。
三、铜山丘湾社祭遗址：
商代晚期杀人祭社的遗址。位于江苏铜山县丘湾，1959年发现并发掘。
该遗址面积75平方米，中心树立4块天然大石块，紧靠一起，直立土中，社石周围分布着人骨20具，人头骨2具，狗骨12具，头向都对着中心的大石块。人骨没有葬具和随葬品，双手反缚在背后。显然这里以人、狗祭祀社神-灵石。这是商代 东夷的祭祀遗存。
四、三星堆遗址
1.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属商代晚期,古蜀人遗址
2.1929年发现,1986年大规模发掘
3.遗址的内容
(1)城市遗址：
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北城墙不明,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
(2) 两个大型祭祀坑的横空出世:
1986年7月 砖厂挖土烧砖发现
1号坑:坑口长4.5米,宽3.4米,深1.6米。出土文物429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
2号坑:坑口长5.3米,宽2.3米,深1.5米。出土文物1300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
青铜器种类有: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青铜立人,神树,鸡,以及尊、罍等容器。
1件青铜立人像高260.8厘米,花冠高17.7厘米,冠下至足底高163.5厘米,座高78.8厘米,是我国最大的古代青铜人像。铜人像极富地方特色，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
2棵青铜神树,其中1棵残高350米,树干上有枝、叶、花、果、飞禽走兽和铃等挂饰。
金器种类有金杖4件、面罩65件等。
玉器种类有璋、璧、琮、戈、斧等。
4.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意义
远离中国文明中心(黄河中游地区)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颠覆了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一元论”(中原地区)观点,学术界逐渐确立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多元论”的观念
“黄河流域摇篮说”------- “满天星斗说”(苏秉琦)
东北红山文化太湖流域良渚文化 长江中游吴城文化(新干商墓) 长江上游三星堆遗址
传统夏代大一统国家政体理论 到古国(五帝时代)---方国(夏商周三代)---帝国(秦汉)理论
作者: 萧江 时间: 2016-10-23 16:59
(, 下载次数: 29)
(, 下载次数: 34)
作者: 草根收藏 时间: 2016-10-23 17:05
(, 下载次数: 31)
作者: 成都杨 时间: 2016-11-7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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